近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健康权纠纷案，判决承建公司、出借企业资质的劳务公司与实际施工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蒋某经济损失90000余元。 　　2016年5月30日，王某雇请蒋某等四人前往永川区神女湖附近某建筑工地为其装运废旧木材。蒋某负责在货车车厢中将塔吊吊运的木材卸下并码放。期间，因塔吊吊臂移动过快木材晃动幅度过大而将蒋某挂倒，从3米高的车厢顶部坠落地面受伤，致蒋某双侧跟骨粉碎性骨折、双足跟部软组织损伤，经住院治疗21天后出院。经重庆市永川司法鉴定所鉴定，蒋某双下肢各丧失功能10%以上，伤残评定为两个Ⅹ级。经庭审核实，蒋某因此次受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51458.21元。涉案建筑工程由重庆某建设公司承建，该公司将部分劳务发包给曾某，曾某借用永川某劳务公司的资质（挂靠）与重庆某建设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 　　该院审理认为，重庆某建设公司作为总承包方，应对事发工地安全负责，其公司明知永川某劳务公司出借承包建筑劳务的资质给曾某，仍将劳务发包给不具备承包建筑劳务资质以及安全生产条件的曾某，与劳务公司一道存在过错，应与曾某承担连带责任，故判决由重庆某建设公司、永川某劳务公司与曾某承担60%的连带责任。 　　一审宣判后，重庆某建筑公司、曾某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南阳市一单位与员工签订了内部退养协议后又无故终止该协议，经仲裁委裁决应当继续履行协议后，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仲裁委作出的裁决书。近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终审维持一审判决：单位终止无效，继续履行双方所签的退养协议。 　　河南石化运输有限公司，系中石化集团河南石油勘探局的二级单位改制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现年58岁的黄经华系该公司具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工人。2016年12月30日，公司与黄经华签订了《合同制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约定黄经华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离开公司，不再参加劳动，实行内部退养，退养期限为2016年12月30日至黄经华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时止。退养期间，公司按黄经华离岗前所聘岗位基本薪酬的85%向其发放基本生活费。2017年5月18日，该公司制定了《待岗人员管理办法》，将黄经华纳入待岗人员范围，并要求黄经华回单位参加竞聘上岗。自此开始，公司便终止了与黄经华签订的退养协议的履行。 　　黄经华多次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协议，但公司拒不纠正，黄经华遂向南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7年8月，南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书，认定双方签订的退养协议有效，继续履行。该公司认为仲裁委的裁决错误，将员工黄经华告到了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仲裁委的裁决书，支持公司让员工执行出台的《待岗人员管理办法》，废除双方签订的退养协议。 　　2017年11月30日，宛城区法院一审认为，河南石化运输有限公司和员工订立的《合同制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是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原劳动合同内容的变更，符合法律的规定，该协议为有效协议，双方应按协议内容履行。河南石化运输有限公司按照公司制定的《待岗人员管理办法》将黄经华纳入待岗人员范围进行管理的行为，是对双方签订的内部退养协议单方面变更的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据此，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该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定公司与黄经华签订的内部退养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继续履行。一审宣判后，原告河南石化运输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南阳中院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作出上述终审判决。

　 中国法院网讯 (海宣)　　2016年4月26日至2016年5月10日，刘女士参加了由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欧洲5国14日游，并缴纳了相关费用。期间，刘女士购买了某品牌女士腕表，花费6万元。因刘女士要求退表未果，后将旅行社诉至法院。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驳回了刘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刘女士诉称，在旅游期间，她在导游的诱导劝说下，由导游找人代刷卡，购买了价值6万元的女士手表一个。买表两天后，感觉不对要求退表，但导游在境外并没有帮她退表。后她一直与旅行社联系，但均未果。故刘女士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将购买的女士腕表退掉，返还购买手表的全部金额6万元，并按年利率6%标准支付相应利息。 　　被告旅行社辩称，刘女士是在旅行社组织的境外游自由活动时间自行购买手表，刘女士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购买行为负责，当时是刘女士自己想买表，后向公司导游借钱，后公司导游觉得不合适，刘女士就向同团的其他人借钱购买。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刘女士与旅行社签订合同，约定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出境游，并在旅行期间于境外购买了女士腕表一块。现刘女士以受到导游诱骗且购物场所系旅行社指定为由，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支付退货货款，上述主张并未得到旅行社之认可，且刘女士并未就其主张向法院充分举证，亦未就该女士腕表存有质量问题向法院充分举证。最后，法院驳回了刘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 　　《旅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发生违反前两款规定情形的，旅游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十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可见，通常情况下，旅行社无须为出售旅游商品的人向旅游者承担违约责任。但如果购物场所是旅行社指定的，旅游者对于购物场所的选择权受到了限制，此时若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旅游者可以直接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手续。本案中，刘女士虽主张系受到导游诱骗而购买该女士腕表，但并未就此向法院提交证据。另经法院查实，刘女士购表期间为旅行社安排的自由活动期间，该购物场所并非旅行社指定，且刘女士并未就该女士腕表存在质量问题向法院充分举证，故刘女士之主张不符合《旅游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刘女士作为成年人在旅游期间自主购物，应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故法院最终驳回了刘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中国法院网讯 (方芳)　　银行卡在异地被盗刷，银行认为刑事案件已侦破拒绝赔偿，应由公安机关追回储户损失，银行并无过错，其主张能否获得支持呢？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银行卡纠纷一案，判令被告中国某银行舒城县支行赔偿被盗刷的全款及利息，银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二审维持了原判。 　　2017年4月12日下午一时许，舒城的王女士在在浙江省嘉兴市某区刷卡缴税时，发现自己银行卡里122850元不翼而飞，经到当地银行查询发现当日中午十一时三十四分左右该卡被连续盗刷三次：在“塔尔玛河北珠宝”刷卡支付29000元、在“重庆双桥区卫强玉器店”刷卡支付49000元、在“重庆双桥区卫强金饰品店”刷卡支付44850元，一直随身携带保管的银行卡为什么会在重庆被刷？惊出一身冷汗的王女士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后该案侦破，在犯罪分子处发现了大量被复制的银行卡。王女士认为银行有义务保障储户的存款安全，遂一纸诉状将银行告上法院，要求判令被告中国某银行舒城县支行立即返还原告王女士122850元，并自2017年4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 　　被告中国某银行舒城县支行辩称，原告银行卡被盗刷已经公安机关破案，应要求公安机关追回；原告在使用过程中未尽到妥善保管义务，导致密码泄露，应自行承担责任；刷卡并非在被告银行发放的POS机上，无法辨识卡的真伪，被告不存在过错。 　　法院认为，被告承认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故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在银行卡使用过程中，银行卡的真实性与密码的符合性是确保资金安全和正当支付的关键，银行负有保障银行卡真实性及唯一性的义务，而持卡人则负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其密码的义务。原告在发现银行卡被盗刷后，立即报警并将涉案银行卡交由公安机关复印备案，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作为持卡人存在银行卡保管不善或泄露密码的故意或过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虽涉嫌刑事犯罪，但本案系原告基于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刑事案件的侦办不影响涉案合同关系中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由于被告的银行卡不具有唯一的可识别性，加之银行卡系统不能辨别真卡和伪卡的安全隐患，给了刑事犯罪可乘之机，正是因为被告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违约行为，故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遂判决被告中国某银行舒城县支行赔偿原告王女士122850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息至还款日）。 　　法律链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原告银行卡盗刷虽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但不影响原告依据合同向银行主张权利。银行卡是储蓄户据以向银行提取款项的凭证，银行有义务鉴别银行卡真伪。本案中，原告得知存款被盗刷，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并提供了银行卡原件，因此证明原告并非自己或授权他人使用涉案的银行卡进行消费，银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在使用银行卡过程中密码泄露，导致损失，且涉案银行卡（伪卡）能够在其他银行提供的POS机上使用，应认定被告银行与提供POS机的银行之间存在委托与被委托关系，被告认为提供POS机的银行所提供的POS机对伪造卡不能识别存在技术缺陷，因提供POS机的银行代表被告履行合同存在瑕疵并造成原告损失，其违约责任应由被告承担。

　 中国法院网讯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对上诉人福建伟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杰公司）与被上诉人福州天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策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康人寿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一案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裁决，认定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签订的代持君康人寿公司股权协议无效。该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第三巡回法庭庭长江必新大法官担任审判长，第三巡回法庭副庭长虞政平、主审法官毛宜全为合议庭成员。 　　本案中，天策公司与伟杰公司于2011年签订《信托持股协议》，约定天策公司通过信托的方式委托伟杰公司持有其拥有的2亿股君康人寿公司股份。2012年，君康人寿公司股东同比例增资，伟杰公司股份额为4亿股。2014年，天策公司向伟杰公司发出《关于终止信托的通知》，要求伟杰公司依据《信托持股协议》终止信托，将信托股份过户到天策公司名下，并结清天策公司与伟杰公司之间的信托报酬。伟杰公司向天策公司发出《催告函》，确认双方就君康人寿公司股权代持等事宜签订了《信托持股协议》，但不同意将股权过户，双方产生纠纷。天策公司遂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信托持股协议》终止，并判令伟杰公司将其受托持有的4亿股君康人寿公司股份立即过户给天策公司，并办理相关的股份过户手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天策公司为讼争股权的实际持有人，伟杰公司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履行，故判决伟杰公司将其受托持有的4亿股君康人寿公司股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过户给天策公司，并配合办理相关的股份过户手续。伟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过程中，福州开发区泰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孚公司）申请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主张天策公司、伟杰公司讼争的4亿股君康人寿公司股份中的2亿股系其所有，因被伪造转让协议于2011年登记至伟杰公司名下，现应予返还。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虽签订有《信托持股协议》，但双方是否存在讼争4亿股君康人寿公司股份的委托持有关系，需依法追加泰孚公司等第三人参加诉讼，进一步查明相关事实后方可作出判定。但无论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讼争保险公司股份的委托持有关系，由于双方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明显违反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关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的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认定为无效。理由是：首先，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制定依据和目的来看，尽管《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在法律规范的效力位阶上属于部门规章，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关于“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发布有关保险业监督管理的规章”的明确授权，为保持保险公司经营稳定，保护投资人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保险公司股权监管而制定。据此可以看出，该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一致，都是为了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其次，从《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内容来看，该规定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本部门的职责权限范围内，根据加强保险业监督管理的实际需要具体制定，该内容不与更高层级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也未与具有同层级效力的其他规范相冲突，同时其制定和发布亦未违反法定程序，因此《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关于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规定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再次，从代持保险公司股权的危害后果来看，允许隐名持有保险公司股权，将使得真正的保险公司投资人游离于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之外，如此势必加大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妨害保险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加之由于保险行业涉及众多不特定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保险公司这种潜在的经营风险在一定情况下还将危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进而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综上可见，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有关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一样的法律后果,同时还将出现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包括众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本案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天策公司依据该《信托持股协议》要求将讼争4亿股股份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 　　综合本案具体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天策公司可以在举证证明其与伟杰公司存在讼争股份委托持有关系的基础上，按照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依法主张相关权利。为进一步查明相关案件事实，并考虑追加当事人之必要，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和有关利害关系人行使诉讼权利，本案应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当庭裁决如下：一、撤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闽民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中国法院网讯 (孔祥娟)　　满心欢喜买套房，装修时却发现质量问题，经多次协商未果，业主遂与开发商对薄公堂。近日，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结该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判决开发商赔偿业主陈某、魏某房屋修复费、装修工料费、司法鉴定费等共计136749元。 　　据了解，2012年10月，陈某、魏某与萧县某置业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其房屋一套，总价款407931元。后陈某、魏某付清了全部房款，萧县某置业公司亦交付了房屋。2015年7月始，陈某进行房屋室内装修过程中发现房屋存在客厅顶面平整存在误差、室内墙面粉刷层脱落及强度不够、室内走道承重墙夹斜等情形，向萧县某置业公司反映要求处理，该置业公司对室内墙面粉刷层作了部分处理，对客厅顶面平整度误差制定了处理方案，因双方对维修处理事项及方案存在争议，萧县某置业公司最终未进行维修施工。后陈某、魏某诉至法院。在审理期间，根据原告的申请，法院按照司法鉴定程序对案涉房屋出现质量问题事项进行质量检测、修复方案及工程造价的评估鉴定，确定房屋存在主要质量问题为客厅顶面平整相对高差存在区域夹斜、走道之间间距不一致、呈非平行布置，室内墙面粉刷强度小于规范要求允许值；针对质量问题事项设计了相应修复方案，评估修复工程实施费用为44204.31元，陈某、魏某分别支付了检测费25000元、设计费8000元、评估费10000元，合计为43000元；陈某、魏某对厨房、卫生间、阳台及客厅进行装修，自行购买装潢材料墙面砖、板材及辅材等折价款15727元，停工后核算应付工时费13019元；陈某自2016年3月至2018年1月期间租住私人房屋支付租金20800元。上述各项费用合计为136750元。 　　萧县某置业公司辩称，其已交付经验收的合格房屋，交房时没有房屋质量问题，原告陈某、魏某在房屋装修过程中反映的质量问题，萧县某置业公司制定了针对性维修方案，可以进行维修；对原告主张的房屋质量检测的司法鉴定费用，应由双方分担，修复方案及工程造价的鉴定费用与本案无关，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等。 　　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某、魏某与萧县某置业公司签订的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萧县某置业公司交付陈某、魏某的商品房住房在质量保修范围和期限内出现质量问题属实，导致陈某、魏某对房屋不能进行正常装修、使用、及时入住，萧县某置业公司应承担维修义务，并赔偿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陈某、魏某因房屋质量问题产生的实际损失13675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萧县某置业公司应予赔偿。萧县某置业公司辩称陈某、魏某已经完成的装修项目，不需要清除再装修，装修工料损失不应当全部支持等意见，未提供有效证据佐证，不予采信。综上，依照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中国法院网讯 (渠守彬)　　近日，王某在网上购买皮包浏览一家店铺，其店铺品牌介绍其品牌发源地为法国，待收到货物后发现其生产地为中国广州，王某将某皮具公司诉至通州法院，要求被告公司退还货款并给付三倍赔偿金及其它损失。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判决某皮具公司为王某办理退货，王某将商品费用退还，驳回了王某的其它诉讼请求。 　　原告王某诉称，2017年6月，其在浏览京东商城时看到某皮具公司网店销售的法国某品牌奢侈品皮包正在参加京东店庆日促销活动。该店铺品牌介绍为：品牌发源地法国；1998年创办首间作坊；2002-2013年先后在法国巴黎、瑟堡开设六家分店……2010年，该品牌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并由某皮具公司代理在中国大陆销售。根据某皮具公司的产品介绍，王某误认为该品牌属于法国奢侈品牌皮包，于是就给自己和家人购买了男包两件、女包两件，并支付货款2810元。收到货物后，王某开箱查看该产品的包装、生产商、发货地等信息后发现皮包系广州公司生产，实际产地为中国广州。某皮具公司在销售时宣称为法国品牌，这是明显的欺诈消费者的虚假宣传行为。王某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某皮具公司辩称，涉案品牌在法国、中国均有注册，同时在国外均有销售过，某皮具公司均有合法生产和销售权，不存在欺诈行为,王某购买的商品都经过京东官方的严格审核,皮具公司更无宣传为“名品，贵族专供”等，王某有故意歪曲和捏造事实之嫌并且皮具公司对王某购买商品的目的性表示怀疑，其在多地有多起诉讼，并非真实的、普通的消费者，是职业打假人。故请求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根据庭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和陈述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某皮具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某皮具公司出售的诉争产品在中国和法国均进行了商标注册，现某皮具公司合法使用上述品牌，且某皮具公司也在产品吊牌和合格证中写明了产品产地为中国广州，故不能认定为某皮具公司就此对王某进行了欺诈。但应指出，虽然某皮具公司的行为尚未达到欺诈的要件，但某皮具公司在其店铺宣传页面上并没有在显著位置指明该产品产地系中国广州，而仅是在产品吊牌及合格证中写明了该情况，易使消费者产生混淆，造成理解有误，某皮具公司应注意改正该情况，法院认为某皮具公司应退还王某购买诉争产品的费用2810元，而王某也应将所购皮包退还某皮具公司。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某皮具公司为王某办理退货，王某将商品费用退还，驳回了王某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作出后，王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现该判决已生效。

　　“这婚，非离不可。”原告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被告态度也很坚决：“我坚决不同意离婚。”这是4月13日在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法庭内的一幕。 　　几个小时后，经法官的劝解疏导和人民观察调解员的民意评判，最终，原告当庭自愿撤回起诉，被告也承诺会努力维系好家庭…… 　　丈夫四次起诉要求离婚 　　陈某和王某都是青田本地人，今年均是44岁。 　　1999年初，两人经介绍相识，接触一段时间后，在当年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按照传统习俗举办了婚礼。 　　双方婚后的生活平淡却很幸福，婚后一年便生下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此后，两人又分别在2007年、2008年连续生育了一子一女。 　　起先，王某“主内”当全职太太，负责三个孩子的抚养教育，并打理着家里大小所有事务，而陈某则“主外”，在外投资了一家公司并参与经营。 　　平静的日子却不断起着涟漪，双方因为家庭事务逐渐产生了摩擦。2014年3月，陈某以感情不和为由，向青田法院起诉，要求与王某解除婚姻关系，后经法官及亲友相劝，陈某撤回了起诉。此后，陈某又连续两次起诉离婚，不久后又撤诉。 　　今年，陈某第四次走进了青田法院，再次递交了离婚诉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通过庭前查阅案卷并分别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承办该案的青田法院家事审判组组长周小敏法官发现双方之间的对抗情绪非常严重。 　　鉴于此案法律关系相对明确、双方当事人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周小敏决定在案件审理中适用青田法院首创的人民观察调解团制度。家事审判法庭内采用同心圆设计，除了法官、书记员和双方当事人的座席外，还额外设置了人民观察调解员的席位，专门邀请了7名专家型和民意型人民观察调解员到庭。 　　法庭上相互吐槽 　　周小敏先通过PPT对双方当事人开展庭前教育。看完家庭教育短片后，王某擦着眼泪，陈某则低着头，沉默不语。 　　“这么多年来，我作为一个男人，得不到一点认可，不管是在家人面前还是在外人面前，都抬不起头。家里的所有的生意都不归我管理，所有的财产我也没有一点知情权，这样的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呢？”当着法官和人民观察调解员的面，陈某大倒苦水。 　　这时候，王某也反驳道：“家中生意的所有来往账目都有，他也不看，他做所有生意都亏了，最后只能我来接手，为了家庭，我一直无怨无悔地在付出。” 　　法庭调查过程中，陈某坚称，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并表示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起诉又撤诉，是试图挽回这段婚姻，但女方不但不做任何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作为一个男人，没有任何地位可言。 　　王某听到这里眼含热泪，表示夫妻关系并没有破裂，自己也给他洗衣做饭，照看三个孩子，还孝顺着双方父母。 　　接下来，双方当事人对夫妻感情是否彻底破裂、离婚后子女抚养权问题以及婚内共同财产问题据理力争，进行了激烈辩论。在提到共同财产时，陈某一再强调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财产的管理权和支配权，而王某根本就无视自己的存在。 　　观调团“闪亮登场” 　　在基本事实呈现清楚后，案件进入调解阶段，人民观察调解团“闪亮登场”。 　　首先，特邀情感专家、心理咨询师应童对双方当事人发问，陈某对应童的提问持对抗性的态度，而王某在这种情形之下显得更加有底气。 　　此时，7名观调团成员及情感专家及时将双方当事人分开，开展“背对背”调解。 　　应童认为，陈某因多年以来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和认可，其又有很高的个人成就感诉求，导致目前呈现出来的高度自尊和对抗性行为。而王某作为一个相对传统的女性，为家庭默默付出很多，不仅自我认知上得到了满足甚至也得到陈某父母的支持，从而显得很有底气，对陈某的态度不免有一些轻慢，对自我情绪的把控也产生懈怠。应童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的心理分析，精准把握了双方的心理诉求，特别是对王某进行心理疏导之后，让她认识到男方的心理诉求，主动放下姿态，改变高高在上的心态，通过积极的言行去挽回男方。 　　西班牙侨领、观调员徐宋灵通过与到庭的陈某母亲对话，了解到双方平时的生活状态，有针对性地提出看法和建议，结合国外的生活经历及国内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让男方母亲主动软化态度，肯定双方各自对家庭的贡献和作用。 　　观调员姜剑宏得知双方大儿子正在读高三，便尝试从孩子在读书为切入点与男方进行思想沟通。他对陈某说道：“你们的婚姻破裂与否，可能在你看来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正在冲刺高考的孩子？” 　　陈某仿佛忘记了正在争执现场，他对大家说道：“我儿子很优秀的，他在重点高中读书，成绩一直很好。”此时的陈某只是一个为孩子感到自豪的父亲，多年来家人的不信任没能改变他对孩子的爱。 　　姜剑宏趁热打铁：“你们两个人的事，说小了是你们的事情，说大了何尝不是你儿子的乃至一家人的事情呢？你们不是在毁自己、毁家庭，很有可能是在毁你们的儿子。给彼此一个机会，家才是最好的港湾和前行的勇气。” 　　陈某顿时沉默了下来。 　　最终，在周小敏、应童以及7名观调员的积极调解下，王某动情地对陈某说道：“老公，对不起，这么多年来，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我没能给你足够的支持和理解，是我太强势了，对不起，我以后一定信任你，爱护我们的家庭。” 　　一个奉献而又强势的女人，敞开心扉，说出心声，开始软化下来。一个在强势的妻子和母亲阴影下生活的男人，也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陈某当庭同意撤诉。法庭内顿时响起了阵阵的掌声…… 　　“家庭的和睦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家事纷争务求多方发力，化剑拔弩张为握手言和。”青田法院院长徐蓓姿介绍说，该院于2015年底在全国率先探索创设了家事纠纷人民观察调解团制度，通过在审理中征询民意评判，借助社会力量高效化解民事纠纷，助推案结事了人和。截至目前，已有74件家事案件适用观调团制度，其中调解撤诉67件，调撤率达90.5%，服判息诉率达100%。

　　一名公司财务人员按自称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微信上的要求，给客户转账了76.4万元。谁知，收款的不是公司客户，要求他们转账的也不是公司法人。被骗的款项尚未追回，公司将财务告上法庭，要求其承担损失。 　　白云区法院一审判决，财务在没有相应审批手续且未核实的情况下，依据微信付款指令进行付款，具有过错，公司同时存在管理过失，酌定财务人员承担20%即152800元的赔偿责任。二审维持原判。 　　罗某和吴某是浔某公司的财务人员，分别掌握付款密码和网银制单密码。2015年11月30日，一名自称公司法定代表人花某的人向罗某发出微信要求加好友，微信头像使用的是花某微信头像，被告罗某没有产生怀疑并加对方为好友。随后，这位“法定代表人花某”通过微信指示罗某向深圳某公司银行账号付款764000元，此时微信上多次出现警告提示。但罗某未理会警告提示，也没有与花某本人电话确认，即要求吴某进行网银操作。 　　付款后被告罗某未完善相关手续，亦无向公司汇报该笔款项的支付情况。后某公司发现账户资金异常进行排查，经与罗某、吴某核实后于同年12月3日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现被骗取的款项尚未追回，原告广州浔某公司为此损失764000元。 　　原告广州浔某实业公司诉称，因为罗某、吴某的过错，导致公司损失764000元，要求两被告连带赔偿。被告罗某辩称，其没有违反公司制度，涉案款项转账是按照原来的惯例操作。以前法定代表人花某也曾通过微信告知的形式让其转款，并转款成功。因此本人没有过错。 　　白云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罗某作为原告公司负责审核及对外付款的财务人员，在没有相应审批手续且未核实的情况下，依据案外人通过微信发出的付款指令进行付款，从而造成原告损失，被告罗某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此外，原告公司在财务管理中并未严格遵守会计财务管理规范，存在管理上的过失。被告吴某并不负责审核付款，其按罗某的指令进入网上银行制单的行为并不存在过错。广州中院二审认为，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具体情况，酌定罗某对浔某公司的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因认为同创蓝天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在主办的网站上传了其享有著作权的VR全景摄影作品，北京全景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至法院。4月1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进行当庭宣判。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62000元及合理开支32500元。本案是海淀法院受理的首例涉及VR全景摄影作品的著作权纠纷案。 　　原告全景客公司诉称，我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移动互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的研发公司，拥有专业的三维全景拍摄技术，创作完成了《故宫》《中国古动物馆》两部VR全景摄影作品，其中作品《故宫》已由北京市版权局进行了版权登记。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在其主办的网站上传了《故宫》《中国古动物馆》两部作品中的76幅VR全景摄影作品，侵害了我公司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权，故我公司诉至法院，请法院依法裁判。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62000元及合理开支32500元。 　　被告同创蓝天公司辩称，原告主张的权利存在瑕疵，对于部分作品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证明。原告主张的76幅作品中，仅有43幅作品进行了著作权登记，其余33幅作品原告仅提供了电子证据，但是鉴于此类证据具有易修改性，故无法单独证明涉案作品的创作时间及作者信息。 　　我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并没有做出侵犯原告权利的行为，且对于他人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并不知情。涉案全景作品全部由用户免费注册和发布，我公司均在用户协议中对遵守著作权法等进行了必要的提示。我公司未对涉案作品进行任何编辑、整理和推荐，应当适用“避风港原则”。 　　我公司从未从用户提供的作品中获得经济利益，在收到起诉材料后立即对涉案内容进行了强制关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过高且无证据支持，没有事实依据。涉案作品在我公司网站展示期间的浏览量和传播度极低，原告作品的拍摄质量也远低于行业水平，律师费等并非本案必要支出。综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海淀法院经审理认为，摄影作品是指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或者其他介质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涉案作品属于可360度全景再现客观物体和场景的摄影作品，依法应当予以保护。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认定权利的证据。 　　本案中，原告提交了涉案作品电子底稿、作品登记证书及展示有涉案作品的原告网页打印件，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辩称原告不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但未提交相反证据，法院对此不予采信。 　　被告未经许可，在其运营的酷雷曼网站上提供了涉案作品的360度全景展示，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涉案作品，侵害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告辩称其提供的是信息网络存储空间服务，涉案作品系由用户上传，其不构成侵权。 　　法院认为，鉴于酷雷曼网站网页前端并未显示涉案作品的上传者信息，被告的法律声明中亦声称其网站上的所有内容均由其享有权利，且后台用户注册信息具有可修改性，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在被告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其就涉案作品提供的是信息网络存储空间服务的情况下，法院对于被告的该项辩称不予采信。被告应当就本案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因双方未提交原告实际损失或被告违法所得的证据，法院将综合考虑如下因素酌情判定赔偿数额：第一，涉案作品均为全景摄影作品，具有一定的拍摄和创作难度；第二，被告将涉案作品直接展示在其网站上用于商业案例宣传；第三，涉案作品的在线浏览量较大，受关注度较高。综上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合理，法院予以全额支持。被告对原告因本案所支付律师费、公证费应一并予以赔偿。 　　宣判后，原告表示服从判决，被告表示保留上诉权利。

　　“李法官，真的谢谢你，如果不是你坚持做我女儿的工作，我们父女可能因为这次诉讼就是一辈子的仇人了，她妈妈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心。”拿到撤诉裁定书时，刘某祥感激地对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的李鉴敏法官说出了上面一番话。 　　原来，被告刘某祥与张某英系夫妻，两人育有两女一子，即本案原告刘某莲（长女）、被告刘某亮（小儿），第三人刘某香（二女）。被告刘某祥与张某英在征地拆迁时政府补偿了一块地皮，两人在上面建了房屋一栋共四层，原告刘某莲、第三人刘某香相继出嫁，2012年，原告刘某莲母亲张某英去世，房子主要由被告刘某祥和刘某亮两人居住。自2014年开始，因为家庭琐事，原告刘某莲与父亲刘某祥、弟弟刘某亮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并愈演愈烈。2016年1月，被告刘某祥到房管部门将房子过户至被告刘某亮个人名下。当原告得知此事后，因为与父亲、弟弟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化解，且认为父亲与弟弟侵犯了自己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权，遂于2017年3月8日诉至法院，要求分割被继承人张某英的遗产，将其与被告刘某祥共有的房屋的八分之一归原告继承所有。 　　承办法官先是向其解释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接着耐心听取被告叙述与原告矛盾的起因由来。接着，法官拨通了被告刘某亮和第三人刘某香的电话，与之进行了一番耐心交流，重点是了解家庭矛盾的具体缘由。最后，法官又拨打了原告的电话，听取其意见和想法。在法官的耐心劝说和调和下，双方都表示愿意在开庭前先由法院组织进行调解。调解当天，因为双方矛盾日积月累，十分尖锐，且都较为固执，调解最后不得不中止。李法官只得定下开庭时间，让双方回去好好再想想。开庭前，法官多次打电话给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释之以法，充当沟通的桥梁，传递各方的想法，终于双方思想上有些松动，慢慢有了和解的意向。尤其是原告刘某莲对于李法官的耐心调和十分感动，最后提出只要父亲以后不再对外说她的不是，她就撤诉，且永远不再对涉案房屋提出分割。最终，在被告张某祥口头答应原告此要求后，原告向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书，双方矛盾终于和解。

　　近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某分公司被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罚款10万元，其原因是该公司投递员忽悠该院，以“电话不是本人、无法联系”这一虚假理由，将该院特快专递退回，被该院认定为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依法对其罚款10万元。 　　2017年5月10日，曾都区法院通过特快专递向一案件中的被告邹某和成都市某公司送达法律文书时，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某分公司投递员以“电话不是本人、无法联系”为由将该院特快专递退回。同年8月11日，该院派人到被告邹某及其公司直接送达，经邹某本人确认，其地址、电话与该院发送的特快专递上的信息一致。故该投递员所称“电话不是本人、无法联系”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此行为妨碍了该院案件的正常审理，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 　　该案中，由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某分公司的投递员在对涉讼法院专递进行投递的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造成了民事案件被告因没有收到法院开庭传票而无法按时到庭参加民事诉讼，进而影响该案的审结进度和效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邮政机构按照当事人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送达的，应当在规定的日期内将回执退回人民法院。邮政机构按照当事人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在五日内投送三次以上未能送达，通过电话或者其他联系方式又无法告知受送达人的，应当将邮件在规定的日期内退回人民法院，并说明退回的理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某分公司投递员不负责任的表现已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妨碍了该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院决定对该公司罚款10万元。

　　一方是与原沪江大学有着一定历史渊源的上海理工大学，一方是拥有系列“沪江”商标的在线教育互联网企业，双方对“沪江”标识争执不下诉至法院。4月18日下午，这场商业标识争夺战落下帷幕，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上海理工大学与沪江教育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江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作出二审判决，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一审判决，沪江公司不构成商标侵权和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构成了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法院判决沪江公司立即停止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驳回原告上海理工大学其余诉讼请求。 　　“沪江”的前世今生 　　上海理工大学与“沪江”的渊源，要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原沪江大学部分院系分别并入今上海理工大学、今上海财经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沪江大学校址及附属房屋全部划给上海工业学校。1953年，上海工业学校先后更名为上海第二机器工业学校、上海机器制造学校，1958年，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更名为上海机械专科学校，1960年上海机械专科学校更名为上海工业学院，同年上海工业学院更名为上海机械学院，1994年，上海机械学院更名为华东工业大学，1996年，华东工业大学与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上海理工大学。据上海理工大学章程记载：“上海理工大学办学文脉可追溯至1906年创办的沪江大学和1907年创办的德文医学堂。” 　　1997年至今，该校现址的校门上同时悬挂有“上海理工大学”和“沪江大学”的校牌。法院同时查明：沪江大学校友会于1985年在上海成立，于2011年经核准变更为上海理工大学校友会，该校友会主办的《沪江校友通讯》面向上海理工大学师生及校友，未向社会公开发行。此外，1985年至1993年间，上海理工大学前身上海机械学院先后成立、投资了“上海机械学院沪江科教开发总公司”“桂林市沪江保健食品厂”等公司，上述公司均于2000年前后歇业审计或注销。 　　另一方面，沪江公司于2009年成立，时名“上海互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6年更名为“沪江教育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伏彩瑞，其于1998年至2005年间在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求学。经查明，2006年起，伏彩瑞先后申请“沪江英语”“沪江”“沪江日语”等商标，系列商标于2010年至2015年间先后被核准注册。沪江公司成立后，其即在网络在线教育经营活动中使用“沪江”字样，2014年4月至2016年7月间，沪江公司通过百度、搜狗以及其他广告公司在互联网及户外发布广告，累计投放广告的费用约为人民币3亿元。 　　2015年4月23日，沪江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沪江和剑桥那些事儿”一文中写道：“若干年前沪江大学最有名的学生徐志摩就与剑桥颇有缘分……如今互联网平台沪江再次与剑桥结缘，一起为中国的学习者带来优质的课程体验……”沪江公司在其官网上陈述“沪江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一所位于上海的教会大学，解放后已风流云散，令人欣喜的是，沪江网校横空出世……” 　　两“沪江”上演商业标识争夺战 　　2016年，上海理工大学一纸诉状将沪江公司诉至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要求判令沪江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原告未注册驰名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2017年8月，上海知产法院作出上述一审判决，双方均不服上诉至上海高院。同年10月，上海高院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上海理工大学上诉请求上海高院判决沪江公司停止侵犯上海理工大学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停止将“沪江”作为企业字号和商标使用。沪江公司则上诉请求上海高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上海理工大学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分别提交了证据，上海高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双方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上海高院另查明以下几项事实： 　　沪江公司法定代表人伏彩瑞在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沪江网的名称出自沪江大学的校名，是出于学生对母校文化的情结；2007年，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开办沪江外语培训中心，根据该校自述，据不完全统计，沪江外语培训中心2007年招生374人、2008年9月招生246人、2009年3月招生169人。2017年12月1日，在百度搜索栏中搜索“沪江外语培训中心”，搜索结果前100项内容均与上海理工大学无关；2017年12月4日，上海理工大学对沪江公司“沪江”注册商标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无效，目前商标评审委员会尚未作出裁定。

　 中国法院网讯 (王梦茜)　　房屋买卖双方已签订购房合同，买方支付了首付款且办理了银行贷款手续，正准备同卖方去房产交易中心过户，却遭卖方悔约，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那么，卖方悔约后，买方的损失应该如何认定？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判决卖方返还买方已付首付款，并赔偿买方房屋差价损失85万元。 　　案情回顾：卖方以未收到贷款为由拒绝过户 　　2016年7月17日，杨先生与胡先生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约定胡先生将其作为产权人的某处房产出售给杨先生。27日，双方签订网签合同，约定房产转让价款为98万元，且双方应于9月30日前共同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转让过户手续。当日，杨先生向胡先生支付了首付款（包含定金）30万元。 　　9月23日，杨先生与某银行签订了贷款合同。9月27日，中介公司向胡先生发出房屋过户通知，要求胡先生两日后办理过户手续。不料胡先生临时悔约，称此前合同约定，杨先生要在签订买卖合同60日内完成贷款审批并且银行放款，如今他并未收到银行的放款，所以要求解除合同。双方协商不成，杨先生遂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卖方构成违约判赔买方房屋差价及首付款利息等 　　杨先生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请：请求解除合同，胡先生返还其已付房款、期间的利息损失和房屋的增值差价损失等。 　　一审法院认为，杨先生按约支付了前期房款30万元，也按期办理了贷款手续。杨先生对合同义务的履行均符合合同约定，而贷款必须要在房屋过户之后才由贷款银行发放，这是应有的常识，且合同中也没有约定必须在60天内发放贷款到位、否则杨先生以现金补足的内容，故胡先生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关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双方解除合同，胡先生返还杨先生购房首付款30万元，且根据法院委托的评估机构作出的系争房屋市场估价193万元的评估结果，综合考虑判定胡先生赔偿杨先生房屋差价损失85万元，并赔偿其首付款的利息损失。胡先生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买方获赔房屋差价利息损失不予支持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胡先生对房屋买卖合同中关于贷款手续办理的相关约定所持的意见，是他基于自身利益出发对于合同条款所作的解释，与合同本身约定以及房屋买卖交易惯例不符，对此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基于胡先生违约的事实，根据权威机构的评估报告结论，认定房屋评估价为193万元，并结合合同履约情况、违约过错程度、市场房价涨跌等，判定胡先生赔偿杨先生房屋差价损失85万元，并无不当。但由于杨先生的损失已在房屋差价赔偿中获得，故胡先生不再赔偿其首付款的利息损失。 　　综上，上海一中院作出胡先生返还杨先生购房首付款30万元，并赔偿杨先生房屋差价损失85万元的判决。

　　因认为网易有道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网易有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在天猫网和淘宝网上安装惠惠购物助手插件，提供比价信息构成不正当竞争，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将二公司诉至法院。4月17日下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合并开庭审理了两案。 　　二原告天猫和淘宝公司诉称，“惠惠网”是网络购物导购网站，惠惠用户在下载惠惠购物助手插件后，使用浏览器在天猫网和淘宝网进行购物时，惠惠购物助手插件会自动嵌入天猫网和淘宝网页面。二原告认为，其与二被告均系为消费者提供互联网购物、为商家提供营销渠道的商业经营主体，具有直接竞争关系。 　　首先，惠惠购物助手插件未经二原告许可，在天猫网和淘宝网网站上直接嵌入内容的行为，不但遮挡、覆盖了二原告的网页，严重破坏了二原告用户良好的使用体验，而且易使相关公众对于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认。其次，惠惠购物助手插件劫持原本应由二原告享有的巨大流量，降低了天猫网和淘宝网的交易机会，给二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后，惠惠购物助手插件未经二原告许可，在天猫网和淘宝网上直接嵌入二被告和其他企业广告的行为，强行改变了天猫网和淘宝网的页面布局，使用了天猫网和淘宝网的页面资源，获取了不正当利益。 　　二被告未经二原告许可，通过惠惠购物助手插件，利用天猫网和淘宝网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庞大的客户基础谋取不正当利益，显属“搭便车”行为及对他人的合法经营行为的不当滋扰，已经构成对二原告的不正当竞争，不但有损二原告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整个互联网产业的有序竞争。 　　二被告辩称，二原告起诉北京网易有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属于主体错误。“惠惠”与二原告公司并非竞争关系，相反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关系。淘宝、天猫网站长期以来享受着其所谓不正当竞争带来的收益，诉讼中却采取双重标准。惠惠购物助手插件属于浏览器功能拓展软件，开发获得浏览器的许可，下载、安装、使用均由网络用户自行控制。惠惠购物助手插件并未改变天猫和淘宝网页原有的内容，占用一定的页面空间属合理现象。 　　惠惠购物助手插件弹出浮窗系用户主动操作行为，且未对天猫和淘宝页面进行实质遮挡，浏览器最下端的横幅并未对天猫和淘宝网页进行实质性的遮挡。惠惠购物助手插件没有破坏用户体验，更不会混淆服务来源。惠惠购物助手插件不存在流量劫持的情况。该插件促进了天猫和淘宝网站交易机会的产生，丰富了用户信息和选择，并未对天猫和淘宝网站的经营构成不当干扰。 　　惠惠购物助手插件具有真正的公益属性，应遵循非公益必要不干预原则和平等保护原则。本案不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亦不存在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淘宝和天猫公司要求赔偿损失1000万元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二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庭审中，双方就被告主体适格性、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惠惠购物助手插件是否涉嫌插入和遮挡、是否构成流量劫持、是否进行不当广告推广、提供比价信息是否真实公允等问题进行了举证及激烈辩论，并申请了专家辅助人出庭对技术性问题向法庭进行说明。 　　本案涉及对比价软件与购物平台共生行为边界的确定，将对该类软件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产生一定的指引作用。鉴于天猫公司不同意调解，合议庭宣布休庭。本案未当庭宣判。

　 中国法院网讯 (陈开廉 黄健涌)　　近日，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赛岐法庭通过跨域立案受理了一起特殊的不当得利纠纷，标的物为网络虚拟货币“瑞波币”。 　　原告诉称被告属于其所属网站的注册用户，在原告依照国家要求关闭其网站后，被告在原告的网站上提取瑞波币，但被告未能收到提取的瑞波币，为了保证被告的利益，原告多次人工提交申请，直到被告收到所提取的瑞波币为止。但随后原告发现该现象属于瑞波币网络问题，双方当事人多次提交的申请均有效且无法撤销，被告多提取不为其所属的瑞波币计63608个，原告遂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上述瑞波币。 　　本案瑞波币是网络数字加密货币的一种，数字加密货币一般是指通过计算机破解加密难题，从而获得一定的奖励的货币，这些货币一般都是开源的，信息是公开透明的，“比特币”就是典型的例子。据原告律师介绍，去年市场高峰时价值每个瑞波币值人民币25元。 　　据悉，本案系宁德市第一例涉网络虚拟货币案件，目前该案正在审理当中。

　 中国法院网讯 (许修安 徐莺歌)　　因认为自己银行卡被盗刷，某银行存在过错，李某将银行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某银行支行返还自己银行卡上的9994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北京二中院二审经审理后判决驳回李某上诉，维持原判。 　　2010年11月24日，李某在某银行开具了尾号为2661的账户，并签署了《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双方协议约定，即李某需妥善保管银行卡号、银行电子口令、密码等，并对通过以上信息完成的金融交易负责。银行执行通过安全程序的电子支付指令后，李某不得要求变更或撤销电子支付指令；银行根据李某的电子银行业务指令办理业务，对所有使用李某账户账号、客户编号、密码及客户证书进行的操作均视为李某所为，该操作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银行处理电子银行业务的有效凭据。2014年3月24日，李某开通了e支付，该支付产品提供网上便捷支付服务，在开通e支付功能后，通过手机接收到的短信验证码进行身份认证，可进行小额网上支付、转账、缴费。 　　2017年2月3日22时32分26秒至2017年2月4日00时35分04秒期间，李某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收到95588发送的短信若干，短信内容分别为：“短信验证码：202484，您正在通过手机客户端登陆我行融e联，请勿向他人泄露动态密码（短信编号：621731）”；“您在付款，为防诈骗千万不要告诉他人验证码023030，商户为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金额1979.60元。如有疑问请停止操作（短信编号：426815）”，通过此种方式李某借记卡账户发生6笔消费共计9994元。 　　2017年2月，李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有人利用快捷支付方式，获取李某的短信验证码，并修改其网银密码，从其账户转走9994元。交易记录显示，李某的手机收到银行发送的载有短信校验码的短信若干。李某以某银行支行存在过错为由诉至法院，要求银行返还自己银行卡上的9994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驳回李某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银行卡通过e支付方式消费的9994元是否应当由银行返还。依据李某与银行签订协议的约定，e支付的交易方式为：银行卡通过e支付方式交易时，银行首先向预留手机号发送验证码，待反馈的验证码正确后，银行完成付款；李某对通过e支付交易方式完成的金融交易负责。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银行在e支付交易付款时，向涉案银行卡的预留手机号发送了验证码，且收到了正确的验证码，据此完成付款。银行该种做法符合双方关于e支付交易方式的安排，并不存在过错，且双方约定该种方式的交易视为李某所为，由李某负责，故李某要求银行返还涉案银行卡通过e支付方式消费的9994元，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北京二中院作出上述判决。

　　农民工张某在某公司工作14年多,退休时却因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而无法享受退休待遇,张某一纸诉状将公司告上法庭。近日,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审理后,判决公司支付张某养老保险待遇损失5万余元。 　　2002年4月,46岁的张某进入江苏省南通市某公司工作。后与公司于2014年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4年8月18日至2016年10月29日止。2014年4月,公司向张某发出通知书一份,要求其于2014年4月20日前至人事部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办理的视为放弃要求公司缴纳社会保险的权利,并明确了可补缴对象为男性55周岁前在本公司初次参保,至60周岁缴费年限不满15年者。张某在该通知书回执上选择放弃缴纳社会保险。 　　2016年10月30日,张某达到60周岁法定退休年龄,公司向他发出退休通知书,让张某在一周内办理退休离职手续。为退休待遇问题,张某于2016年11月向南通市通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后不服仲裁结果,于2017年1月诉至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请求用人单位赔偿养老保险待遇损失,经社保机构审核不能补缴或不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自用人单位依法应当为劳动者办理社保之日起,若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未满15年,用人单位应按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一次性支付劳动者养老保险待遇损失。 　　根据2007年9月实施的《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南通某公司属于私营企业,2007年9月1日前尚不属于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张某2002年4月进入公司,公司未为其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不属于“应缴未缴”相关社保的法定情形,但2007年9月江苏全面强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后,公司仍未为张某办理参保手续并缴纳养老保险费,构成违法,故应自2007年9月1日起承担赔偿张某养老保险待遇损失的责任。 　　虽张某连续工作未满15年,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公司应自依法应当为张某办理社保之日起,按每满一年发给一个月南通市201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496.42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张某养老保险待遇损失,法院据此判决公司赔偿张某养老保险待遇损失5万余元。张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近日,南通中院对此案终审后,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秦某与金某原系夫妻关系，原告金一系双方婚生女儿。秦某与金某于2012年经法院判决离婚，该案判决认定金一由母亲秦某抚养，父亲金某一次性支付其抚养费7万元。父母离婚时，金一年仅2岁，出生以来一直随秦某在上海生活，物价水平较高，7万元已经在金一成长过程中花费殆尽，故金一诉至法院要求父亲金某自2017年11月起每月支付其抚养费2000元，直至其年满18周岁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金某再给付原告金一抚养费每月700元至其成年。 　　被告金某辩称，不同意金一的诉讼请求，金一法定代理人秦某与金某的离婚判决中对于抚养费已作出了处理，即金一由秦某抚养，金某一次性给付抚养费7万元，该判决生效后金某已经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鉴于抚养费已经支付完毕，故金一现提出主张难以成立。 　　庭审中，秦某向法庭提交其工作收入情况，证明其每月工资加奖金四五千元。金某陈述其在父亲开设的店里帮忙，每月工资三四千元，但秦某认为该店实为金某个人经营，并提供证据予以佐证。 　　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及义务。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离婚案件中就原告的抚养费已作出处理，根据该判决内容计算得出被告每月支付给原告的抚养费约为360元。该判决作出后，原告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可见其对于当时认定的每月360元标准是认可的，原告在本案中提出按照1200元每月计算抚养费，7万元已经全部消耗完毕的意见存在不当。但是按照目前原告的生活所需，被告所支付的每月360元的确已明显偏低。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抚养费的请求是成立的，但本院判定的支付实际是在原有360元的基础上增加相应抚养费。原法院判决的一次性支付仅是一种支付方式，但原告实际还是按月消耗费用的，并不能将一次性给付理解成原告丧失了在必要时增加抚养费的权利。故，被告应在原有已付抚养费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支付抚养费。关于增加的具体数额，考虑到原告实际需要，被告的负担能力及被告目前还有两个子女需要抚养的实际情况，再结合本地的实际生活水平，遂作出前述判决。

　　现年四十岁左右的周某本是一地道农民，多年来一直以务农为生，小日子虽然过得不是很宽裕，但也悠闲自在，但这种惬意的日子却因为曾某一次好意施惠的行为被打破。近日，湖南省南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件因好意借车给他人使用，却因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而导致自身承担巨额债务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2017年10月7日，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曾某与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彭某、杨某、张某等人共进早餐后，正欲离开，这时，彭某向曾某提出借摩托车使用。彭某碍于朋友之间的情面，在没有审查彭某是否具备摩托车驾驶资质且明知自己所有的摩托车未依法年检的情况下很爽快的将摩托车借给了彭某之后自己走路离开。当日下午2时45分许，曾某得知彭某借得自己的摩托车并于当日中午饮酒后驾车载二人在南县S202线由东往西行驶至73KM＋500M时越线驶入对向车道，与一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致彭某、杨某当场死亡，另一乘车人张某重伤并经抢救无效死亡，二车受损。事故经南县交警大队作出责任认定，彭某无证、酒后驾驶摩托车越线驶入对向车道，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重型半挂牵引车注意安全不够，没有及时采取避让措施，承担事故次要责任。杨某、张某不承担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杨某、张某家属为获得赔偿，将彭某继承人、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承保保险公司及曾某起诉至法院，法院在依法审理并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在确认其他当事人赔偿责任的前提下，认定曾某作为摩托车的实际所有人，明知车辆未年检且在借车给彭立飞之前没有审查彭立飞是否具有驾驶资质，对事故发生具有侥幸心理，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判决曾某赔偿杨某、张某家属共计40余万元。

　　张某（女）去世后留下了价值逾2000余万元的四处房产，张某母亲王某（外婆）与张某儿子李某（外孙）打起了遗产继承官司。外孙声称母亲留有遗嘱将所有遗产留给了自己，但一直未将其提交法院。经历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后，法院判决外婆与外孙享有平等继承权。外孙不服，日前又上诉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迟到的遗嘱“原件”和见证遗嘱形成过程的两位证人终于现身法庭，然而法官经仔细辨别，确认遗嘱系伪造。近日，上海二中院对该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认定外孙与证人恶意串通，对该案关键事实问题作虚假陈述，妨害民事诉讼活动，依法对其与证人各处以8万元罚款。 　　遗嘱“缺席”引发继承官司 　　被继承人张某去世后留下了四处房产，2014年，张某的母亲王某初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按照法定继承顺序，确认其与张某的儿子李某共同分割这四处房产。李某则辩称，母亲生前立有自书遗嘱，将其名下所有财产确认归自己所有，要求法院按遗嘱继承处理本案遗产。该案历时四年多，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后一审，日前又上诉到上海二中院。案件的焦点在于李某口中的遗嘱是否真实有效。李某在一审、二审以及发回重审后的一审阶段均未向法院提交自书遗嘱“原件”，故法院在原一审和发回重审后一审均判决按法定继承处理，即王某与李某享有平等继承权。李某不服，再次提起上诉。 　　在二审审理中，李某终于提交了遗嘱原件，并提供了在遗嘱上签名见证的两位证人，即李某的岳父赵某、岳母钱某的证言。这份遗嘱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包括被继承人对这份遗嘱系最终遗嘱的确认、如何分配身后遗留财产、立遗嘱人签名等内容；后半部分记载赵某、钱某见证遗嘱订立过程、见证人签名等内容。两部分均用英文书写，遗嘱上的签署日期为2009年3月20日。应合议庭要求，两位证人到庭详细陈述了他们在香港见证张某亲笔写下遗嘱并作为见证人在该遗嘱上签名的过程。 　　迟到的遗嘱疑点重重 　　这份遗嘱到底是真是假？承办法官岑华春指出，本案所涉遗产价值总计达2000余万元，如果这份自书遗嘱确为被继承人张某所立、真实有效，则二审或将改判王某不能分得被继承人的任何遗产；反之，则维持一审判决，王某依照法定继承分得一半遗产。故合议庭对这份迟到的遗嘱“原件”进行了细致慎重的审查。 　　经过反复梳理案件材料，合议庭发现这份遗嘱疑点重重。首先，张某虽已取得加拿大国籍，但长期在国内生活，并无证据显示其有英文书写习惯，而自书遗嘱用英文书写，不合常理；赵某、钱某均为中国国籍，到庭作证时承认自己不懂英文，但遗嘱中的见证内容却是英文书写，令人生疑。其次，李某称找到该遗嘱“原件”之时，本案正处于原一审审理阶段，但李某并未将找到遗嘱“原件”的情况告知法院，亦未及时将遗嘱“原件”提交法院，而是称其提交至加拿大法院进行诉讼，有悖常理。此外，赵某、钱某称，张某在立遗嘱当天及第二天均在香港，但王某提交的张某出入境记录却显示，2009年3月20日张某就已经离开了香港。赵某、钱某到庭陈述后，合议庭多次要求两位证人提交证明他们于2009年3月20日前后往返香港的证据，但两位证人一直拖延未予提交。 　　伪造遗嘱各被罚款8万 　　为查清遗嘱中的疑点，岑华春与法官助理曹艳梅赴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查询两位证人于2009年3月20日前后的出入境记录，结果显示两位证人在此期间并无往返香港记录。至此，查明两位证人称在香港当场见证张某亲笔写下遗嘱并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系虚假陈述。合议庭随即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对以上查询结果进行质证。质证后第二天，李某就主动向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李某与两位证人随后即向法院书面致歉。 　　合议庭经评议后认为，鉴于已查明两位证人系虚假陈述，系争自书遗嘱涉嫌伪造，李某在面临诉讼不利后果的情况下申请撤回上诉，依法不应予以准许。李某将载有虚假见证内容的“遗嘱”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合议庭有理由相信李某与两位证人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两位证人证言系虚假陈述，参与了“遗嘱”的伪造。 　　综上，上海二中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认定本案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并据此所作的判决当属正确，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某与两位证人的行为严重妨害了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依法应当予以处罚。遂依法决定对李某、钱某、赵某各处以8万元的罚款，并限期缴纳。

　　在洗车公司洗车时，被二楼顶部外墙脱落的瓷片砸中头部，经鉴定，伤情为十级伤残，近日，家住佛山的颜先生不幸遭遇了这件事。为维护自身权益，颜先生向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洗车公司及其股东吴某、该建筑用地的所有权人村委会及经济社赔偿23万余元。最终，法院判处涉案物业的所有人、管理人经济社赔偿颜先生包括医疗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共计13万余元。 　　2017年8月1日中午，颜先生来到位于禅城区的一家洗车公司洗车，在等待车辆清洗的过程中被从二楼顶部外墙脱落的瓷片砸中头部。随后，颜先生被送往佛山市中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开放性颅骨骨折、头皮挫裂伤、右前臂皮肤挫裂伤”，因为这次事故，颜先生共支出了医疗费4万余元，其中被告村委会垫付了3.5万元，洗车公司股东吴某垫付了6547.1元。 　　颜先生诉称，被告洗车公司是该建筑物的使用人，被告吴某是洗车公司的一人股东，被告村委会和经济社是所有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以上四被告应就本次事故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其本人是上海市非农业户口，认为残疾赔偿金应按上海城镇标准计算，四名被告赔偿包括医疗费、伙食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在内的损失23万余元。 　　经济社表示，其已将涉案建筑物租赁给洗车公司使用，根据合同约定，物业的管理和维护由洗车公司负责，因此其没有任何责任。洗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应该提供安全的场所为顾客服务，因此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由于颜先生及其家人长期在佛山居住生活，因此赔偿应当按照佛山的标准进行计算。庭审中，该经济社承认颜先生是被二层顶部脱落的外墙瓷片砸伤，也表示在事发后为安全起见拆除了其余的外墙瓷片。 　　村委会辩称，其并不是涉案物业的所有人、使用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不应承担责任。 　　洗车公司及股东吴某辩称，颜先生的事故与其无关，脱落、砸伤原告的瓷片并非属于其租用的物业，洗车公司只租用了首层铺位，而脱落的瓷片来自二楼的外墙。此外，村委会及经济社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亦为涉案建筑物的所有人，因此应当承担本案的法律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属于物件脱落、坠落损害责任纠纷。该案中，颜先生是在首层铺位前的公共区域内等待洗车时被脱落的瓷片砸伤，其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有权向涉案物业的所有人、管理人以及使用人主张赔偿权利。 　　经济社是涉案物业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其没有举证证明其在本次事故中没有过错，故其应向颜先生承担赔偿责任。其辩解将涉案建筑物租赁给洗车公司和吴某使用，根据合同约定，物业的管理和维护由吴某负责，故其无须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明显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因吴某承租的涉案物业是首层铺位，而非二层物业的使用人，且砸伤原告的瓷片位于二楼顶部，是二楼的专属区域，并非首层与二层相连的公共部位。事发后，经济社及时拆除了其他有安全隐患的外墙瓷片，也说明其明知对涉案物业的二层负有管理、维护义务。 　　关于洗车公司、吴某和村委会，因均不是涉案物业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且村委会亦非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其与经济社均为独立法人，故均无须在本案中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由于颜先生经常居住地是佛山市，应当按照佛山市赔偿标准计算。 　　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

　　发现所购奔驰车尾灯内有苍蝇，车主起诉生产商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奔驰公司），要求收回车辆，双倍返还购车款及各项其他损失共计76万余元。该案昨日在北京市大兴法院开庭审理，北京奔驰公司表示，尾灯为散热留有缝隙，涉诉车辆尾灯中的苍蝇是使用过程中进入的。 　　尾灯有苍蝇 车主“很不适” 　　来自陕西的王先生称，2015年6月26日，他在北京以34.8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北京奔驰公司生产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去年10月，他发现车辆左侧尾灯大灯内有一只苍蝇。 　　王先生认为，苍蝇是原厂生产时进入的，据此以轿车有质量瑕疵为由，将北京奔驰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收回该问题车辆，双倍返还已付购车款及各项其他损失共计76万余元。 　　大兴法院昨日上午开庭审理此案。在法官询问如何发现苍蝇后，王先生称，他是在一次洗车后，才发现车左侧尾灯内有一只很大的苍蝇，“苍蝇是死的，怎么拍车灯都不动，虽然对车辆使用没有明显影响，但让人感觉很不适。” 　　王先生说，由于他所在的地方没有4S店，只能找修理厂处理，修理厂工作人员告诉他，苍蝇是原厂生产中进入的。他联系北京奔驰公司售后服务，对方让去4S店进行处理，但因为没有说明要承担相应费用，尾灯内的苍蝇一直没有处理。 　　开庭前，王先生向记者提供的他的车灯视频及照片显示，车灯内有一只完整的苍蝇。 　　厂家称尾灯为散热留有缝隙 　　北京奔驰公司代理人称，涉案车辆在出厂前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取得车辆合格证等，王先生购车时签署了新车交车单，代表他进行了车辆外观核验等验车环节，“王先生在提车时没有发现苍蝇，在使用的两年时间内也毫不知请，显然是自相矛盾。” 　　“汽车尾灯在出厂时不是完全封闭的。车灯背面为散热有孔洞和缝隙，以延长尾灯的使用寿命。蚊蝇具有趋光性，会寻找光亮和热源进入车灯。”该代理人向法庭展示了车尾灯的内部构造，认为苍蝇是在王先生车辆行驶过程中进入车灯。 　　北京奔驰公司代理人表示，苍蝇无论何种原因进入尾灯，都不影响车辆尾灯的使用，也不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所以不属于质量瑕疵和质量缺陷。王先生据此要求厂家承担产品质量问题，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王先生全部诉讼请求。 　　因涉诉车辆还在王先生陕西老家。法官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在于涉案车辆尾灯的设计构造是否密闭还是存在孔隙，需要现场勘验车辆之后，本案再择期开庭。

　　10日上午，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诉秦皇岛方圆玻璃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判处被告方圆公司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赔偿150余万元，并在全国性的媒体上就其污染环境行为向社会公众刊登致歉声明。 　　据了解，此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河北法院宣判的首例大气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 　　经该院审理查明：被告方圆公司未办理排污许可证，熔窑出口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平均值均超过《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且因拒不改正非法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对大气造成重大污染。经鉴定，被告某公司所在的秦皇岛市环境空气二类区，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损害数额共计154.96万元。 　　该院依法判处方圆公司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共计154.96万元，支付至秦皇岛市专项资金账户(此账户资金将用于秦皇岛环境治理和修复)；方圆公司在全国性媒体上就其污染环境行为向社会公众刊登致歉声明；方圆公司支付原告中国绿发会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3万元；驳回原告中国绿发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据了解，中国绿发会是1985年在民政部注册、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旨在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事业，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被告方圆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各种玻璃包装瓶的生产加工的企业，拥有玻璃窑炉四座。2015年12月23日，秦皇岛市海港区环境保护局就曾向该公司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该公司熔窑出口排放大气污染物、氮氧化物排放、出口二氧化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平均值均超过《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对该企业处罚款4次共计1289万元。 　　秦皇岛市中院院长胡华军称，此案的审理和公开宣判作为司法服务京津冀环境治理和秦皇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示范效应，此案的圆满审结，将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和秦皇岛生态文明建设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许某在一家快递公司的网点送快递。在一次送快递时发生交通事故，他将一名老人撞成重伤。4月27日上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当庭宣判。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人许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9月8日22时许，被告人许某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由北向南行驶至北京市房山区京深路某路段时，电动三轮摩托车左前部将行人张某撞倒，造成张某创伤性硬膜外血肿、脑挫裂伤、颅骨骨折，经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某身体所受损伤程度属重伤二级。 　　经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许某驾驶的无号牌三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被告人许某没有驾驶资格。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房山交通支队良乡大队认定，许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被告人许某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将张某送良乡医院就诊，后报警。 　　“我实在对不住被撞的老人，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是无证驾驶，以后我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法庭上，被告人许某哽咽着说道。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许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考虑到被告人许某有自首情节并积极赔偿被害人的部分经济损失，依法判决被告人许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北京青年报记者查询发现，根据刑法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据法官介绍，电动三轮摩托车由于具有便捷、轻快的特点而普遍应用于快递等行业，但近年来由其引发的交通事故亦是层出不穷，车毁人亡的悲剧时有出现。究其原因，电动三轮摩托车驾驶人超速行驶、没有取得驾驶资格首当其冲。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须通过考试持有驾驶本才能开，否则出了事故就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本案中，被告人许某驾驶的电动三轮摩托车经过鉴定被认定为机动车，按照规定，他是需经过考试取得驾驶资格才能驾车上路的。 　　法官提醒驾驶人员，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应遵守相关道路安全法规，树立交通安全意识，文明出行。此外，法院将针对此类案件，向相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

　　因为在网上开店售卖自己生产的火柴枪，去年7月，陕西咸阳青年郑宇哲被上海宝山警方带走调查。后上海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对郑宇哲提起公诉。2017年底该案首次开庭，未当庭宣判，后郑宇哲被取保候审。记者从郑宇哲母亲及其辩护律师处获悉，昨天该案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 　　海归硕士网上卖火柴枪被查 　　1986年出生的郑宇哲是陕西咸阳市秦都区人，父母都是工程师，从事机械设计方面的工作。郑宇哲的母亲于女士告诉北青报记者，从小时候起，郑宇哲就表现出了对玩具枪支的浓厚兴趣，喜欢摆弄各种玩具枪。 　　2005年6月，父母将高中毕业的郑宇哲送往俄罗斯一所大学求学，并拿到了硕士学位。2015年回国后，郑宇哲先是在西安一家机械制造公司从事设计工作。于女士说，201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郑宇哲发现网上火柴枪卖的挺多的，因为本身喜欢，他就想着也做一做拿来卖。 　　很快，他利用业余时间设计出了火柴枪。之后他辞掉工作，自行采购原料制作，并通过网店销售。他设计制作的火柴枪，每把售价大概在300元左右，每月可以卖出十几把。“当时我们哪里知道卖火柴枪会犯罪，只以为是玩具枪，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犯罪，没想到会是这样。但凡我们知道，肯定反对他做。”于女士说 　　郑宇哲被警方调查缘于另一起案子。2017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抓捕嫌疑人郭某，并搜出四把玩具枪，其中一把枪是从郑宇哲的店铺所买。当年7月，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赶赴西安找郑宇哲。 　　火柴枪被鉴定为枪支 　　警方在郑宇哲的汽车内，搜查出4支尚未出售的火柴枪，并带回上海进行鉴定。2017年8月7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出具鉴定意见书，认定郑宇哲制造的4支火柴枪，“以火药发射为动力的枪支，可以击发并具有致伤力”。 　　2017年11月30日，宝山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对郑宇哲提起公诉。2017年12月21日，该案首次开庭，但并没有当庭宣判。在当时的庭审中，辩护律师为郑宇哲作了无罪辩护，理由是郑宇哲的涉案枪支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另外，警方对于郑宇哲销售的枪支曾经进行过两次鉴定，但两次结论却不一致。一次认为郑宇哲制售的火柴枪“以火药发射为动力，不能正常击发”；一次则认为“以火药发射为动力的枪支，可以击发并具有致伤力”。 　　今年1月，在被羁押100多天后，郑宇哲被变更刑事强制措施，取保回家。 　　被告律师认为案件应适用新司法解释 　　昨天上午9点15分，该案开庭。根据指控，2014年开始，郑宇哲为牟利自行设计制造仿真手枪，并在其经营的淘宝网店以每把380元进行贩卖。其中郭某2017年4月中旬从该网店购买了一把以火药发射为动力不能正常击发的仿真手枪。2017年7月公安人员将郑宇哲抓获，同时查获枪支枪管4件、枪支握把10件及加工工具等物。经鉴定，上述拼装后的四支枪支均是以火药发射为动力的枪支，可以击发并有致伤力。检方认为，郑宇哲涉嫌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 　　据郑宇哲的辩护律师和郑宇哲母亲介绍，昨天的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庭审中进行了杀伤力演示，比对了物证。 　　2018年3月，两高发布《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在对该批复的理解与适用中，最高法称，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的案件情况非常复杂，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需要考虑枪口比动能这一重要因素，但更须根据案件情况综合考量。司法实践中对于涉“火柴枪”等其他致伤力较低枪支案件的处理，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处理具体案件时，可以根据《批复》的精神，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时，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据辩护律师介绍，他和上次开庭一样为郑宇哲作了无罪辩护，因为此前两高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释，所以在这次的辩护中，他把新司法解释的内容加了进去，提出应该适用最新的司法解释，认为郑宇哲不构成犯罪。

　　近日，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非法制造枪支案，被告人邵某因犯非法制造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2017年4月和5月份，被告人邵某分多次从淘宝网购买各种枪支零部件后组装枪支一支。2017年9月14日凌晨4时许，邵某与高某在五寨县运输路汇丰粮库后高某家大门外发生冲突。期间，邵某用随身携带的枪支开枪两次。因邵某被高某用刀刺伤，邵某在开车离开现场途中打电话报警，后将随身携带的枪支扔在北苑新村运管所楼下汉腾汽车门市前面的绿化带草丛里。 　　当日，五寨县公安局砚城派出所民警在调查高某打邵某一案时，获知邵某非法持有钢珠枪一支，公安民警将邵某持有的钢珠枪一支、射钉枪弹药22颗、直径0.5cm钢珠42粒、直径0.7cm钢珠83粒予以扣押。经忻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从邵某处查获的疑似枪支是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具有致伤力。 　　五寨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邵某非法拼装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依法予以支持。被告人邵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酌情从轻处罚。为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法判决被告人邵某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对查获的射钉枪一支、枪弹、钢珠予以没收。 　　判后，被告人邵某认为原判定性错误，量刑过重，以其购买枪支后，只是对枪支加装瞄准镜等附属配件，对原枪支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虽持有该枪支但并未对任何人及社会造成危害后果，在公安机关调查打架案件中主动、如实供述所持有的枪支等为由提出上诉。 　　忻州中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邵某提出在购买枪支后，只是对枪支加装瞄准镜等附属配件，对原枪支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改变与事实不符。侦查机关调取邵某支付宝交易记录显示，其分多次从淘宝网购买枪支零部件，并无整枪交易记录，邵某本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亦证实其购买零部件后进行组装的事实。邵某在因打架事件报警后，为避免自身因枪支遭受牵连，将枪支丢弃或藏匿。民警在调查打架事件中获知邵某非法持有枪支，后展开调查，进而本案案发。因此邵某所提其主动、如实供述所持有枪支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依法驳回邵某上诉，维持原判。

　　近日，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审结了首例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案件。被告人余某甲在领取工程款后，外逃异地，玩起“失联”，拖欠40余名农民工工资26万余元两年多时间，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2014年8月，被告人余某甲承包了垫江县澄溪镇新吉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厂房建设泥水工程劳务，先后聘请50余名工人在该公司进行厂房建设、泥水、粉刷等工作。 　　2015年9月，余某甲在拖欠40余名农民工工资266372元的情况下，外逃海南、湖南等地，扔掉了原来的电话卡，导致工人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16年3月，垫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余某甲下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责令支付通知书，并送达给余某甲的父亲余某乙、张贴在新吉马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厂房，对余某甲所居住的村委会进行公告送达。余某甲从其父亲余某乙处得知此事后仍在外地逃匿，逾期未按要求支付工人的劳动报酬。2017年9月8日，余某甲被民警抓获归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该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余某甲以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经垫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支付后仍不支付，被告人余某甲的行为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鉴于被告人余某甲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王某家中18200元现金不翼而飞，经过公安机关调查发现，小偷竟是常来王某家里串门的孙某。4月25日，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熟人之间发生的盗窃案件，以被告人孙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伍千元。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孙某与被害人王某同是寿县板桥镇居民，孙某经常到王某家串门，知悉王某家现金存放的地点。2017年11月3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孙某来到王某家，通过翻墙进入院内，趁被害人王某熟睡之机，推开其家卧室门，将床下抽屉抱至院中，偷走抽屉内钱包存放的人民币共计18200元。案发后，赃款被追回，发还给被害人，被害人王某对孙某表示谅解。另查明：归案后，被告人孙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他人财物182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孙某入户盗窃，予以从重处罚；具有盗窃前科，予以酌情从重处罚。鉴于被告人孙某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系坦白；且所盗赃款已被追回，发还给被害人，取得了谅解，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综上，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4月24日，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李智等16名被告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抢劫罪等10项罪名一案。 　　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989年出生的被告人李智曾因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先后三次被判处刑罚。2011年，李智刑满释放后，纠集胡青道、张凌峰（均另案处理）等人在六安市各赌场放高利贷，并以暴力、 威胁、滋扰等手段讨要高利贷，非法敛财。为进一步发展壮大组织，2014年底，李智先后网罗刑满释放的被告人汪硕、张德海等人，逐步形成了以李智为首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该组织人数较多，组织领导者明确，骨干成员固定，内部层级分明，李智负责决策和组织指挥整个组织的运转，汪硕、张德海等人充当打手，促使该组织发展壮大，逐步树立强势地位。 　　该组织在六安市裕安区、金安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多处开设赌场、放高利贷，获取巨额经济利益，所获利益部分用于发放组织成员工资、奖金，以此笼络人心，强化控制； 部分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支出，摆平事端，维系该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李智及其组织成员为树立非法权威、获取非法利益，以赌养黑、以黑护赌，有组织的实施开设赌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伤害、非法侵入住宅等犯罪行为，以及随意殴打、侮辱、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严重违法行为，为非作恶，严重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该组织通过威胁、借故生非、输打赢要等方式排挤竞争对手； 通过实施抢劫、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暴力手段非法讨债，称霸一方，致使大量合法利益受损的群众不敢举报、控告，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被告人亲属等160余人旁听了庭审。由于案情复杂、涉案人数众多，预计庭审需要4天。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环资庭法官26日在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公开宣判一起涉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这是该法庭自2016年9月26日设立以来首次开庭。一名男子因犯非法制造枪支罪、非法狩猎罪，获刑三年二个月。 　　据介绍，2008年底，昌江男子韩某购买了一支射钉枪和若干射钉弹、铁质弹丸，之后用电焊机将一根钢管切割制成枪管套在射钉枪上，自制成一把猎枪。2017年9月16日上午11时许，韩某携带自制的猎枪、射钉弹、钩刀等工具，驾驶摩托车到霸王岭天保工程重点公益林山中狩猎。至9月17日19时许，韩某共猎杀了5只赤腹松鼠、1只褐胸噪鹛以及4只橙头地鸫。 　　因害怕携带的枪支被公安机关发现，韩某将自制枪管扭下丢弃在山上，其余物品及猎杀的野生动物均带下山，但在回家途中被执勤民警查获，随身携带的相关物品均被查扣。随后，韩某带民警上山查扣了其丢弃的自制枪管。民警经对指认的打猎现场进行GPS坐标比对，确认韩某打猎的地点属于海南省重点公益林，该林地内禁止狩猎。经鉴定，韩某自制的枪型物品是以火药为发射动力的枪支。 　　海南二中院审理认为，韩某违反枪支管理法律规定，非法制造以火药为动力发射金属弹丸的非军用枪支一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韩某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使用禁用工具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其行为又构成非法狩猎罪。韩某无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之情节，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和悔罪表现，且是初犯，可酌情从轻处罚。海南二中院以非法制造枪支罪、非法狩猎罪，数罪并罚判处韩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宣判结束后，海南二中院与霸王岭林业局共同主办了涉环境资源犯罪法律讲座，向群众深入剖析滥伐林木罪、非法狩猎罪等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的构成要件和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江苏省丹阳市一名3岁男孩莫名出现呕吐、腹痛等症状,四处求医后,确诊结果是铅中毒。男孩最终身亡。他为何会中毒?是谁下的毒手?丹阳警方立案调查发现,下此毒手的是他的继母王某。 　　王某为何要害继子?近日,警方披露了此案的侦破经过。 　　今年37岁的丹阳男子陈某,经营汽车灯具生意,曾与顾女士结婚并育有一男一女,2013年两人离婚。离婚时,儿子林林判给了陈某,女儿判给了顾女士。同年,陈某与王某结婚。 　　2014年8月20日,林林出现呕吐、腹痛现象。陈某带他去丹阳市区的一家医院检查,医生说小孩是贫血,建议他去大医院检查。陈某带林林去了江苏省南京市等地就诊,但都没有得到确切答案。 　　2014年10月27日早晨,林林出现抽搐、惊厥、眼睛上翻、口吐白沫等症状,被送到丹阳人民医院抢救,后转院至江苏省苏州市儿童医院,被检查出血铅中毒。由于病情严重,林林又被转院至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被确诊为血铅中毒。 　　2014年11月27日,林林不治身亡。 　　林林夭折后,顾女士向丹阳市公安局报案。警方随后对林林进行了尸检,部分检材测出血铅。之后,警方围绕林林身边关系人询问、居住环境污染检测以及专家论证等,结合死因(急性铅中毒症状),对林林被投毒一案开展立案调查。 　　通过侦查,丹阳警方发现,林林的继母王某曾网购粉状物质100克,货源被鉴定出含铅成分。 　　警方还发现,王某曾向陈某透露购买粉状物质的事情并致林林中毒。 　　2016年7月18日,警方与王某正面接触。 　　经调查,王某和陈某结婚后,顾女士以陈某注册商标侵权等问题起诉陈某。王某对顾女士心存芥蒂。2014年6月,林林生病,陈某与王某发生争吵,王某埋怨陈某不会照看小孩致使小孩生病。 　　当时,王某刚好在网上看到报道,铅中毒会导致小孩出现贫血、记忆力减退、不长个子等症状,就想下毒加害林林。 　　2014年7月的一天,王某网购含铅的粉状物质后,装入饮料瓶中。次日中午,王某和林林在客厅里看电视,林林吃了几块饼干后嚷着要喝水,王某就用手指了指那瓶装有铅粉水的饮料,林林拿起饮料就喝了起来。 　　不久,林林开始呕吐不止,便出现前述情景。 　　2014年9月,顾女士来到陈某家中,两人发生争吵。之后,王某再次购买了含铅粉状物质,向林林投毒。当晚,林林呕吐不止。接下来几天,林林病情持续加重。 　　2014年11月27日,林林被宣告死亡。此时,王某的儿子出生。 　　2016年7月20日,因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王某被丹阳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此后,王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移送镇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17年12月27日,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此案。2018年4月3日,镇江市中院作出一审宣判,王某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上诉期届满之前,王某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5年期间收受16人贿赂1100万元，4月26日上午，涉嫌受贿罪的原北京市昌平区卫计委副主任王红珍在一中院受审，在法庭上，她表示认罪，她说赃款用于购买保险理财产品等。最后陈述时，王红珍哭着说是贪欲毁了自己，自己很惭愧。 　　而此前的4月23日，给其行贿的2名公司法定代表人也在同一个法庭上受审。 　　15年受16人贿赂1100万元 　　上午9点半，头发花白的王红珍被带进法庭。 　　51岁的王红珍案发前系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曾先后担任过北京市昌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党总支书记、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局副局长、因涉嫌受贿罪，于2016年12月6日被昌平分局刑事拘留，12月23日被逮捕。 　　检方指控，被告人王红珍于2001年下半年至2015年初期间，利用其先后担任北京市昌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党总支书记、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局副局长、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北京卓成星运科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某、北京保利康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某等16人在北京市昌平区妇幼保健院开展医疗设备或医用耗材供货、身体检查或医疗服务项目合作、照明或绿化工程承揽、物业或食堂业务承包等事宜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100余万元。 　　王红珍被抓后，王红珍的家人退缴了288万元。 　　记者梳理起诉书后发现，检方指控王红珍的受贿事实共计16起，从医疗设备、医用耗材供货、身体检查、医疗服务项目合作、照明或绿化工程承揽、物业或食堂业务承包等涉及所有领域，最少的一笔是收受某公司月嫂业务好处费3万元，最多的收受医疗设备供应商440万元。受贿时间主要集中在她在担任昌平区妇幼保健医院的13年期间。 　　庭审认罪 　　“属实”对于指控，王红珍很痛快的点头表示认罪。她说自己于2001年7月到2013年1月，担任昌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后调任昌平区卫生局副局长，但依然兼任保健院的党委书记，2013年10月后到2016年被双规前为昌平区卫计委副主任。 　　王红珍说自己担任了13年的妇幼保健医院的院长，医院从最初的收入600万元到她调离时已经高达2亿元，所以她虽然调到卫生局担任副局长，但是领导不放心，还是让她兼任党委书记，因此对于医院她还有决定权。“我虽然名义上是管党建，但是院长跟我汇报医院工作，我就会提出建议，我就会管”。 　　按照程序，保健医院采购医疗器械和药品都有专门的采购办负责，先是由各个科室提出采购要求，然后召开专家委员会进行商议，“我们一个季度开一次会议，让大家提意见，如果有几家公司同时供货，就要相比较，主要看价格，我作为院长是最后发表意见，我不会强迫大家同意的”王红珍说。 　　但是公诉人出具的证人证言显示，用哪家公司的产品都是由王红珍决定的。 　　某公司负责人孙某给王红珍好处费440万元，孙某在证言中称，为了让自己的公司跟保健医院保持顺利合作，孙某多次给王红珍钱，孙某说，王红珍都会提前给要采购器械的科室负责人打招呼，要求使用自己指定的公司产品，为了显示公平，她还会要求采购走招投标程序，但是她会跟经办招投标的公司打招呼，然后使得自己照顾的公司顺利中标。 　　收钱转个弯 　　收钱的时候，王红珍也很注意方式，很多不是直接自己收钱，而是转个弯。 　　某公司证人陈某在证言中称，2006年到2012年保健医院采购了他们公司的彩超机10台，陈某将器械参数提供给科室，然后又提供给财务科，最后又给了招投标公司，最后，从陈某处拿了150万元，而且为了安全，王红珍并没有直接拿钱，而是让陈某将钱给到自己的亲戚，然后过段时间，再由亲戚转给她。 　　所有赃款，王红珍主要用于保险理财，还有一部分放入小金库了。 　　被抓 　　王红珍说自己受贿的事实大部分是自己主动交代的。“我记得，2016年6月9日端午节时，昌平区纪委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谈话，谈了一天，还提醒我收没有收过一个搞绿化人的钱，我想了很长时间没有想起来，其实9月17日开始，区纪委一直在查我在保健医院13年的账，把我13年的账本都拉到专案组，9月26日到30日，我每天都要到专案组去谈话，后来查出来我给职工发羊绒大衣，护士节发放礼品等，9月30日上午9点去的，到了晚上就突然宣布对我双规了。”王红珍说。 　　最后陈述哭着说惭愧 贪欲毁了自己 　　在为自己辩护时，王红珍对于指控的大部分事实都承认，但是对一些行贿人证言还是提出了异议。“我没有独断专行的权力，我也要考虑自己的影响，我一项是抓大放小，其中行贿人孙某说他将器材的参数给了我，然后我又将参数给了要采购的科室的科长，这不是事实。”王红珍说。 　　王红珍的辩护人则提出，王红珍交代了大部分受贿事实，办案机关仅掌握了8万元的受贿事实，其余全部是王红珍交代，交代比例为99.27%，近乎属于自首。另外，王红珍提供了高某的犯罪线索，目前该案正在办理中，虽然不能算作重大立功，但是法庭应该有所考虑。另外，赃款中相当部分赃款被王红珍用于给单位和相关单位发放福利，辩护人还表示，王红珍曾授予北京市和昌平区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因此建议希望从宽处罚，从轻处罚。“我从来没有向一个药商要过钱，我也没有给别人压钱不结账，我有很强的协调能力，医院盖大楼几个亿都是我找来的，妇幼保健医院在我任职期间不缺钱，我不可能压哪个药商的钱，医院职工收入一直在上升，我没有用过医院的钱”。 　　在最后陈述阶段，王红珍哭着说，“站在这里我百感交集，最多的则是内疚、惭愧和悔恨，我也是一名受党组织培养多年的干部，20多年的工作历程我是带着满腔热情的去工作，是贪欲毁了我，我们行业不不成文的潜规则，我看到大家都这么收，我也这样收，后来渐渐的我也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法网恢恢，上天放过谁，我写了两封悔过书，我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我父母都是老党员，父母不知道我收了这么多钱干什么了，退休后他们都回老家种菜，我出事后，父母觉得给家庭蒙羞，给父母丢脸，对不起党组织，对不起家人、父母，让儿子背上了罪人的名声，希望能给我从轻，我希望早点回归社会，我会在里边学习技能，贡献余热。”

　　与亲戚合伙在互联网上售卖假冒香烟，通过快递送货。而快递员明知对方快递的物品是假冒香烟，为了赚取差价仍然提供快递和代收货款服务，不但给消费者带来了损失，自己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近日，由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詹安华等人销售假烟案一审宣判：詹安华犯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詹忠坚、詹坪因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和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各并处罚金10万元、5万元；洪树毫犯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0万元。 　　为图方便网上下单 发现买到假烟 　　永嘉县的网民朱某在网上购买香烟，没想到却牵出了一起网络销售假烟案。 　　2017年初，平时爱抽烟的朱某在网上看到詹安华发布的售卖香烟的信息，就加了对方QQ买了某品牌香烟，网上的售价和实体店相差无几，为了图方便，朱某下单了。 　　詹安华通过快递向朱某送货，烟款由快递公司代收。朱某拆开香烟包装抽烟时，发现香烟与自己之前买的不一样，抽起来感觉很苦，才知道自己上当了。朱某联系詹安华退货被拒后，向永嘉县烟草局举报詹安华售卖假烟一事。2017年5月，永嘉县烟草局经过调查后，移送该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找快递员运送假烟 许以额外好处费 　　詹安华系广东省潮州市人，没有正当职业。据詹安华供述，自己从2015年开始在网上销售假烟，他从上家进货，再通过快递发货卖给下家。 　　正常情况下，物流公司不允许快递假烟，为此，詹安华颇花了一番心思。一次偶然机会，他认识了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洪树毫。洪树毫与詹安华同年，也是广东人。两人认识后，詹安华经常请他吃饭唱歌，两人渐渐熟悉起来。之后，詹安华让洪树毫帮忙签订月结(快递员送货时代收货款)的协议，每个星期将销售金额汇到由詹安华提供的银行卡上，作为报酬，詹安华给洪树毫的快递费用为每单28元，而正常情况下，每单只需23元。 　　据洪树毫供述，他曾问詹安华其售卖香烟是否合法，詹安华回答称自己有烟草证件，但是并没有拿出来，只是安抚洪树毫说没问题。2017年1月，詹安华通过洪树毫发出去的香烟被当地的烟草局没收，公司让他过去处理，洪树毫才确定詹安华卖的是假烟。 　　得知詹安华卖的是假烟后，洪树毫为了利益仍然帮忙寄送。洪树毫说，公司给他的每单快递价格是18元，距离远近会有微调，他给詹安华的价格是每单23元，詹安华额外再给他5元好处费。洪树毫之后安排詹安华更换了代收货款的协议，在代收货款的月结账单登记货物信息为宝石、日用品等，以躲过检查。 　　拉上亲戚组团售假 货值高达百万 　　因为业务繁忙，詹安华叫上了小舅子詹忠坚一起干售卖假烟的“生意”。之后，詹忠坚又叫上了堂兄弟詹坪帮忙，詹安华定期给两人发放工资，两人主要负责送货、打包寄快递等工作。 　　经查，2015年至2017年5月，詹安华、詹忠坚在未经烟草专卖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和卷烟的合法有效运输证明及购买凭证的情况下，在广东省惠州市小金口镇租用仓库，从上家购进各种品牌的假冒香烟后，在互联网发布销售香烟的信息，并通过快递公司向全国各地销售。詹坪受詹安华、詹忠坚雇用于2015年至2016年3月参与经营，洪树毫在明知詹安华等人销售假烟的情况下，为赚取高额利润而提供快递服务。 　　2017年5月30日，民警在詹安华等人租用的仓库内查获639条各种品牌的香烟，并在洪树毫包内查获3条软壳中华香烟，经烟草部门鉴定，该642条香烟均为假冒伪劣卷烟。 　　经查，詹安华、詹忠坚销售的假冒烟草价值达107.5万元；洪树毫通过快递为詹安华等人寄送并代收货款的假冒烟草价值累计达73.9万元；詹坪参与期间销售假冒烟草累计达39.3万元。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5日开庭审理了兰州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人吕某某等5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一案，犯罪金额达8亿余元。 　　庭审当天，受害人代表、被告人家属共500余人旁听此案。该案受害民众涉及甘肃省兰州市、白银市多地及浙江省东阳市等地近2000人，案卷材料达300余册。 　　据公诉机关指控，自2011年以来，兰州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先后开发了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湖明珠”项目和会宁县北河坪新城区滨河东路“西湖庭院”项目。2013年10月以来，被告人吕某某设立了兰州科达房地产公司售楼部，在五证不全的情况下聘请被告人徐某某组建的销售团队，通过业务员发送彩页的方式对社会公众进行宣传。 　　随后，他们以兰州科达房地产公司名义与客户签订《商铺使用权出让合同》或《酒店房间使用权出让合同》，将“西湖明珠大厦”部分房产非法进行39年的使用权转让销售，再以统一管理为名，将使用权已转让的商铺及公寓进行反租。 　　截至目前，共有社会民众968人购买了“西湖明珠”共计1287套铺面、酒店式公寓的使用权，涉案金额为3.55亿余元。 　　2012年3月31日，吕某某在浙江省东阳市注册成立了兰州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阳分公司，聘请工作人员，以兰州科达房地产公司在兰州开发房地产需要资金为由，以“西湖明珠大厦”作为抵押，并支付高额利息，在浙江省东阳市公开吸收社会公众资金。截至目前，共向社会公众721人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4.58亿余元。 　　2014年4月2日，被告人吕某某、沈某某以兰州科达房地产公司的名义与甘肃时代置业有限公司签署《借款合同》，约定由时代置业公司给兰州科达房地产公司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同时，兰州科达房地产公司与时代置业公司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将已经出售了使用权的“西湖明珠”，卖给时代置业公司，以此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兰州科达房地产有限公司、被告人吕长虹、徐关委等5人以售后返租的模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数额巨大，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吕某某、沈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签订合同的方法骗取时代置业公司钱款数额特别巨大，构成合同诈骗罪。 　　当日的庭审中，各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基本认可，但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提出辩解意见。该案的庭审将持续两天。

　 中国法院网讯 (秦文柏)　　去年3月，来京务工的小婷（化名）在单位宿舍独自产下一名女婴，并将女婴从二楼窗口扔入楼下垃圾堆。后女婴被保洁员发现送医。今天（4月25日）上午，小婷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审，法院当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据了解，事发时小婷刚满21岁。小婷自述，自己从初二辍学，后来京务工，一直在一家座套加工厂打工。 　　去年3月16日早上8时许，小婷在位于朝阳区来广营乡的公司宿舍内，产下一名女婴。在对新生儿未做任何清理和包裹的情形下，小婷将赤裸的女婴从宿舍二层楼道的窗户扔至一层垃圾堆内。约一小时后，一名保洁人员发现女婴并报警，后女婴被送往医院抢救。 　　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显示，婴儿“生命体征平稳，额头部见V形皮肤裂口，长约5厘米，深达筋膜层，少许出血，脐带未断。额面部外伤。新生儿脐炎，脑发育畸形，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在接到民警的电话之后，小婷主动前往公安机关归案。 　　庭审中，小婷对检方的指控不持异议，当庭认罪。其辩护律师认为，小婷系初犯，属于间接故意犯罪，主观恶性较小，且构成犯罪未遂，具有主动投案自首、认罪悔罪等情节，建议对其适用缓刑。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婷未对新生儿进行任何清理和包裹，将赤裸的新生儿从二楼丢入一楼卫生条件极差的垃圾堆内的行为，侵犯了新生儿的生命健康权，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同时，鉴于女婴被及时救治，因小婷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且小婷在接到民警电话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属于自首，故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法院一审判决小婷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宣判后，小婷当庭表示不上诉。 　　宣判后，法官当庭对小婷进行了训诫和法制教育，法官说：“青年人应有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要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一旦发生类似情况，要勇于承担起法定责任和义务。” 　　主审法官张妍指出：小婷的行为与遗弃罪不同。遗弃罪是具有扶养义务而拒不履行扶养义务的行为，比如将自己孩子穿戴好，放置福利院门口，或置于人口繁密、易被人发现的公共场所，主观上希望自己的孩子被他人捡拾，而非放任孩子死亡的故意。

　 中国法院网讯 (张兴 徐春生)　　驾驶摩托车流窜作案，专挑佩戴黄金项链女子进行抢夺，最终难逃法网。日前，江西省德兴市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钟某、张某犯抢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2017年9月22日至2017年9月24日期间，二被告人驾驶摩托车流窜作案，见被害女子骑电瓶车在前，且脖子上戴有一根金项链，便驾车尾随跟踪并逐渐靠近，随后趁被害人不备时，拽走其脖子上的金项链后迅速逃离现场。短短几天内，二被告作案六起，被抢的金项链经鉴定价值24188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钟某、张某一年内多次驾驶机动车夺取他人财物，价值24188元，其行为已构成抢夺罪。二被告人共同抢夺他人财物，是共同犯罪。被告人张某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是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钟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同时，二被告人所盗的赃物已被追缴，并已发还给被害人，酌情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钟某、张某在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据此，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

　　一男子为满足自己挥霍，打起了私刻公章冒充某经营部工作人员行骗的歪主意。他以订酒送车送手机的方式取得经销商信任后，骗取酒水订购金412万元。近日，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被告人李阿宽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0万元，继续追缴其犯罪所得赃款412万余元，退还各被害人。 　　原来，李阿宽是一家酒类公司安排到富顺协助某经营部销售白酒的工作人员。2015-2017期间，李阿宽私自刻了枚虚假的“某经营部”公章，多次使用该公章以富顺某经营部名义，编造假的促销政策。如只要先预付货款，就能享受到特价酒，引诱富顺片区经销商订购某品牌酒，并收取预付金等。为进一步取得白酒经销商们的信任，李阿宽不仅谎称达到一定销售额就奖励面包车和苹果手机，甚至还自己出钱购买了面包车和手机奖励给了部分被害人。这样的伎俩使得不少经销商都信以为真，继续在李阿宽处订购酒水。 　　李阿宽在收取多位经销商的订购金后，便采取部分供货或者不供货的形式来推托。一旦遭遇经销商多次催促发货时，李阿宽就向对方出具欠条或向另一经销商以赊账形式买酒充抵，拆东墙补西墙，把这样获取而来的资金进行大肆挥霍。 　　2017年4月12日，早已债台高筑的李阿宽，迫于压力到派出所投案自首。这时，李阿宽冒充某经营部名义骗取经销商预付酒水订购金的骗局才被暴露。据查，李阿宽共骗取十余人财物，累计诈骗金额412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阿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明知自己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冒用某公司名义，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被害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最终获刑。(文中人物系化名) 　　（李莎 曹熙翔 记住 徐昭磊）

　 中国法院网讯 (谭元贵 向小燕)　　湖北巴东籍男子王某合在有房产、有车辆、有店铺、有务工收入的情况下拒不履行还款义务，且经法院两次拘留后仍不执行。4月24日，巴东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王某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据悉，这是该院开庭审理的第二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自诉案件。 　　王某与王某合民间借贷纠纷案，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即由王某合偿还王某借款本金20000元、利息4080元，定于2017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王某合未按约定履行，王某遂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中，法院给王某合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责令其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案件执行过程中，因王某合未如实申报财产，法院决定对其司法拘留十五日。拘留期满后，王某合未有履行，法院再次决定对其拘留十五日，但王某合仍未履行相关义务。2018年3月30日，王某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法院立案受理后，于4月3日作出逮捕决定，巴东县公安局于同日执行逮捕。 　　经调查发现，王某合有砖混结构房屋一栋两层、奇瑞牌轿车一辆，有店铺，月务工收入3000元，且在法院立案执行后，其个人银行账号的交易流水金额在5万元以上。 　　庭审中，法庭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从严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法律原则和制度，依法保障王某合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王某合表示自己的行为已构成犯罪，请求自诉人谅解、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法院将根据王某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进行综合评议后，另定日期宣判。

　　占据法院公开拍卖的房产拒不搬离，导致买受人迟迟实现不了合法权利。近日，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维持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吴某某等6人与吴某父子发生继承纠纷。2013年5月26日，颍泉区法院判决被告吴某父子与阜阳市万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产权调换的房产，由原告吴某某等6人每人继承10㎡的房产；被告吴某父子继承54.73㎡的房产。同年9月，阜阳中院终审驳回吴某父子的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吴某父子没有主动履行义务，吴某某等6人向颍泉区法院申请执行。经颍泉区法院告知、通知，吴某父子仍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内容。颍泉区法院委托拍卖公司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吴某名下的坐落于阜阳市人民东路一套建筑面积为69.35㎡的涉案房屋予以公开拍卖。2015年8月4日，竞买人周某以45.2万元的最高价竞得该房屋。当月，颍泉区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涉案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周某所有，所有权自交付时转移给买受人周某。颍泉区法院通知要求吴某迁出该房，但吴某拒不搬离。 　　因吴某的行为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颍泉区法院将该案移送至颍泉区公安分局，进行立案侦查。后经颍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吴某被依法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作为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确定的义务履行人，有能力履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确定的义务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吴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法院依法对其从轻作出上述判决。

　　福建省一男子经营的公司为他人公司开发、维护可供传销活动使用的网络平台软件，并提供银行账户为运营该网络平台的资金流通账户，引诱社会人员在该网络平台软件上参与传销活动，接收资金数额累计逾4844万元。近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了该起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判决该男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公安机关冻结在案银行账户余额逾48万元予以没收。 　　2016年10月，郭某经与吴某（另案处理）预谋，由郭某经营的厦门一家信息技术公司为吴某经营的厦门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开发、维护可供传销活动使用的网络平台软件。2016年12月，双方公司签订软件开发和服务合同书。而后，该信息技术公司为该文化传播公司开发网络平台软件，该软件构建二十二个层级的传销管理体系，其中仅以本人向下的三个层级参与返利。同时，该信息技术公司提供其银行账户作为该文化传播公司运营该网络平台的资金流通账户。 　　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郭某及吴某等人以投资为名，通过发展会员返利等方式，引诱社会人员在该网络平台软件上参与传销活动，接收资金数额累计逾4844万元。其中，郭某在此期间内利用该网络平台软件，以个人名义发展传销层级五级，可计传销人员39人。 　　2017年3月，因该网络平台资金链断裂，部分传销人员为索回钱款聚集在该信息技术公司，郭某遂拨打电话报警。 　　到案后，郭某如实供述了上列主要犯罪事实。 　　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组织、领导以投资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组成三级以上层级，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接收资金数额累计逾4844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郭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对其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综上，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防止互联网成为传销犯罪的温床 　　关于本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件的特殊之处，承办法官付福临介绍，常见的传销活动系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以此发展下线、扩大层级，赚取提成。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借助网络平台实施传销活动的态势，本案便具有新兴网络传销活动的特征，即开发可供传销使用的网络平台软件，并利用该平台发展传销人员，吸取巨额传销资金，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危害经济社会正常秩序。 　　面对传销活动网络化发展态势，有关部门应努力提升网络技术，依托大数据优势，建立预警防控机制，加强线上打击传销活动的力度，并做好普法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通过多管齐下，大力遏制网络传销的发展蔓延。

　　一伙不法分子结伙，以低价按摩为名搭识外籍游客，将被害人诱骗至消费场所后，大肆开价宰客，通过威胁等手段索要高额消费价款。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这起 “吊模宰客”行为引发的敲诈勒索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王某等13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六年至一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万元至2000元不等。 　　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4月下旬起，被告人王某、胡某、褚某等人经预谋共同经营位于上海市金沙江路95号的酒吧、按摩店，专门针对外籍男子进行“吊模宰客”。被告人分工明确，分别负责日常管理、结账买单、收款、记账、安排服务等，并有专门的“黄牛”负责拉客，利用外籍男子至上海出差，对上海人生地不熟之际，先由“黄牛”在外搭讪外籍男子并引至该店，在店外望风的同伙用对讲机向店内通报，店内遂安排女性提供服务，后再开出数万元高额消费单据，并倚仗人多势众、以言语威胁及推、按等手段，向被害人强索钱款。得逞后，再安排“黑车”司机将被害人送至借住酒店，以防被害人报警。2017年6月7日晚，5名外籍男子被敲诈勒索共计7万余元。 　　2017年6月8日，警方将全部涉案人员抓获归案。2018年1月，检察机关依法对13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庭审中，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提出王某具有自首情节，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且属犯罪未遂；高某的辩护人提出与其他被告人无犯意的联络，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其余被告人的辩护人结合各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到案后的认罪态度，建议法院予以从轻处罚。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等13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等手段，强行索要他人钱款，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且属共同犯罪。13名被告人涉案金额从2万元起至7万元不等，犯罪手段卑劣，后果严重，均应从重处罚。最后，法院在结合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综合考量各被告人主从犯、犯罪前科等情况以及坦白、退赃等不同情节，作出如上判决。 　　据悉，此案系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上海市首起犯罪人数较多的涉黑恶势力案件。 　　“吊模宰客”可能构成多种罪名 　　“吊模宰客”是指不法分子以各种名目，诱骗游客至酒吧、按摩房等场所消费、购物，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索要高额消费费用，谋求高额利润，“吊模”从中抽取一定比例提成。根据不法分子索要消费钱款的手段、地点、数额不同，可能构成诈骗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等罪名。 　　庭审之后，案件主审法官周波提醒广大消费者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谨防掉入“吊模宰客”陷阱，一旦遇到此类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注意保留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同时，周波表示，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依法予以从严打击。本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从“打黑”到“扫黑”，一字之差，彰显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定决心。王某等13名被告人“吊模宰客”的行为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对于此类黑恶势力犯罪应当依法从严惩处，绝不手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预防和解决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