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备受社会关注的江西省首例制毒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抚州市广昌县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就同一行为引发的刑事诉讼案与该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当地检察机关以公诉人和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出庭。 　　检察机关指控,2016年年底,张星金(另案处理)找到被告人陈李明商量一起生产“溴水”(制造冰毒的原材料,学名溴代苯丙酮),由陈李明寻找合适的地方生产。2017年2月,陈李明联系被告人万学平,由其提供江西省凯思德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3000平方米的西面厂房作为生产“溴水”的场地。随后,被告人陈李明、万学平等8名被告人按照各自分工,改建了厂房、购置了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等。2017年3月14日,正式开始生产“溴水”。3月17日,被告人谢柏昌、万学平等人现场被公安机关查获。　 　　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机构对现场扣押的物品进行鉴定,鉴定生产出的溴代苯丙酮共计179.03公斤。另经广昌环保局认定,现场收缴的64.9121吨原料、配剂、废水、残渣均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HW49,代码900—999—49。 　　法庭上,公诉人及辩护人分别对被告人进行讯问、发问,出示了相关证据。陈李明、万学平等8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8名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均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中称,非法制造“溴水”的原料、配剂被随意堆放在厂房地面上,未采取密闭保存措施,桶内35公斤“溴水”泄漏,产生的废水、残渣通过排污管道排入或直接倾倒入厂房外废水池内,挥发出有毒有害物质,导致周边生态环境遭受污染。要求8被告依法及时处置场地内遗留的危险废物,如未履行,则交由第三方处置,并共同承担实际发生的处置费用。　 　　法庭辩论时,公益诉讼人与8名被告围绕危险废物处置费用的确定等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发表了辩论意见。 　　18时43分,庭审结束。审判长宣布休庭,案件将择期宣判。 　　据审判长邱建军介绍,以往这类案件由中级法院审理,根据今年3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精神,公益诉讼案可以依法由基层法院审理,此案成为江西省基层法院审理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案”。

　　焦点一： 　　“沪江”是否是上海理工大学的未注册驰名商标？ 　　上海理工大学认为，驰名商标是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其已提交充分证据足以证明“沪江”是上海理工大学的未注册驰名商标，一审判决认定上海理工大学使用“沪江”标识主要为内部使用，没有证据证明该“沪江”标识具有极高的市场声誉，系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 　　沪江公司认为，历史上的沪江大学已终止存续，上海理工大学没有继承沪江大学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权利。且上海理工大学亦没有证据证明其长期大量使用“沪江”商标并成为未注册驰名商标，其对“沪江”标识的使用是有限的。另外，沪江公司表示，其注册的沪江系列商标已经达到驰名状态，可以针对性抵销上海理工大学的诉讼请求。 　　对此，法院认为，结合上海理工大学在报纸、校园活动、校友会、内设机构中使用“沪江”标识等情况，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沪江”标识已达到驰名商标的程度。至于二审期间有关“沪江外语培训中心”的证据，法院认为该培训中心主要为满足本校学生的外语学习需要，适量招收外校学生，市场区域范围有限；且三年间招生人数不足千人，市场份额不高；根据百度搜索结果，该中心对外宣传有限，市场声誉亦不高。综合在案证据，法院认为，上海理工大学使用“沪江”标识并未达到驰名商标的知名程度，其请求将“沪江”标识作为其未注册驰名商标予以保护，法院不予支持。 　　焦点二： 　　沪江公司使用“沪江”作为字号，是否属于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上海理工大学认为，沪江公司使用“沪江”作为字号，属于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审判决将该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客体局限于商标，进而认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此外，沪江公司法定代表人伏彩瑞曾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并参与了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沪江语林网”的建设运营工作，具有使用“沪江”标识攀附商誉的主观恶意。 　　沪江公司认为，“沪江”并非上海理工大学的企业名称，上海理工大学无权主张沪江公司使用“沪江”字号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至于“沪江语林网”，系伏彩瑞个人创办的网站，并非上海理工大学投资建设。 　　法院认为，原沪江大学虽然与上海理工大学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自1952年以来，“沪江大学”的名称一直未实际使用，即便上海理工大学保留了“沪江大学”校牌、曾使用“沪江大学校友会”名称、其主办公司及内设机构的名称使用了“沪江”，但不能据此认为“沪江”系上海理工大学的名称或字号。由于上海理工大学对“沪江”标识不享有企业名称等权利，其关于沪江公司使用“沪江”标识具有攀附商誉的主观恶意的上诉理由，法院亦不予采信。 　　焦点三： 　　沪江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上海理工大学认为，上海理工大学和沪江公司都是从事教育服务，存在竞争关系。沪江大学与上海理工大学的承继关系是客观事实，不容否认。沪江公司的虚假宣传对公众造成混淆，损害了上海理工大学的利益，一审判决认定正确。 　　沪江公司认为，沪江公司是专业从事非学历在线教育的互联网企业，上海理工大学是大学，没有证据证明其从事在线教育，双方没有竞争关系。沪江公司所作的宣传内容符合事实，没有造成公众混淆和误解的结果，且未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没有虚假宣传行为。 　　法院认为，在认定经营者的竞争关系时，不宜对经营者所处的行业领域作过细划分，主要应考虑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对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本案中，沪江公司与上海理工大学均从事教育行业，且均涉及外语教学，其消费群体也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故双方存在竞争关系。虽然沪江公司在微信公众号和官网发布的宣传内容并非虚构，但其将“沪江网”与原沪江大学进行对比宣传，足以使相关公众误以为两者存在关联关系，该行为损害了其他相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构成虚假宣传。至于沪江公司辩称其沪江系列商标为驰名商标，可以抵销上海理工大学的诉讼请求，并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海高院于4月18日作出终审判决。

　 中国法院网讯 (孙俊颖)　　近日，云南省建水县法院运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成功调解一起受涉及夫妻债务纠纷的离婚案件。 　　事情是这样的：范某某起诉与严某某离婚，要求孩子由其抚养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因双方所欠债务较多，在涉及夫妻共同债务上双方争议较大。建水法院法官考虑该离婚案件已是第三次起诉，且因债务问题协议不一致双方经常发生争吵、殴打等行为，甚至打过报警电话。为避免再次激化原、被告双方的矛盾，法院主要以调解为主，并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由于双方态度都非常强硬，每次调解都不欢而散。 　　最后，法官向双方释明了最高人民法院1月17日最新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合理分配举证证明责任，引导民商事主体规范交易行为，加强事前风险防范，平衡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官认为，根据民法总则、合同法规定的意思自治原则以及婚姻法规定的夫妻地位平等原则，男女结婚后不能否认夫妻双方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即使婚后夫妻财产共有，一方所负债务特别是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大额债务，也应当与另一方取得一致同意，或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否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终，双方就争议较大的债务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化解了激化已久的矛盾。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民间借贷纠纷，针对案件当事人在诉讼期间虚假陈述的行为，法院对其开出了5万元“罚单”。这也是该院针对虚假陈述开出的首张罚单。 　　趁被告缺席时虚假陈述 　　2017年6月中旬，阿伟一纸诉状将阿兵告上法院，称其在2016年8月向他借款3.4万元，说好借期1个月，逾期按总额20%承担违约金。随后阿兵不仅分文未还，还失去联系。故阿伟请求法院判令阿兵立即归还借款本金3.4万元及违约金6800元。 　　“立案后，被告一直联系不上，无法送达；而原告本人也不愿露面，几番都是律师到庭参与诉讼。” 　　据承办法官介绍，在2017年7月20日第一次谈话的过程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到庭。他按照阿伟所述向法庭陈述：“被告向原告借款3.4万元，借款合同是原告在网上下载的，并未约定利息，但双方口头约定一个月1分利。被告借款后，迄今一分钱都没有还过。” 　　后经法院调查发现，在诉讼期间，被告阿兵被关押于戒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法院遂依法向其进行了送达。与此同时，承办法官还调查发现，原、被告在法院系统内存在关联案件。 　　“几乎在同一时间，与阿伟均处姑苏区住所的谢某，也将阿兵告上法院，同样由律师王某代理，只不过谢某是向姑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随后，承办法官调阅谢某作为原告的案件庭审笔录发现，谢某与阿兵均确认：二人是通过阿伟介绍认识，因阿兵还不上阿伟的钱，阿伟遂介绍其向谢某借款3.8万元，拿到钱当天，阿兵就直接归还了阿伟3万元。 　　庭审公放电话终露马脚 　　根据上述掌握的情况，法院于2017年10月25日再次进行谈话，原告阿伟到庭，并签署了诚信诉讼承诺书。他一再表明：“谢某是我介绍给阿兵的，但他们借钱的过程我不在，阿兵向谢某借款后也一分钱都没有还给我。” 　　在承办法官反复向其释明虚假陈述需承担不利后果的情况下，阿伟仍坚决否认阿兵曾经归还过3万元欠款。 　　对于法官的问题，阿伟还感到不理解。他说：“阿兵是吸毒的，外面欠了很多钱，为什么你们要向着他。” 　　而当法官再次向他释明，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均需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如实陈述事实。阿伟还是一口咬定：“一分钱都没有还过。” 　　2018年1月15日，虎丘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被告阿兵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阿伟并未露面，由王某到庭。 　　庭审过程中，被告阿兵辩称，“2016年8月24日，原告借款当天转账给我3.4万元，但是几分钟后，我就通过手机转账将利息支付给了跟原告一起来的人，一共9000元。2016年12月12日，为了还他的借款本金，原告介绍谢某给我认识，谢某借给我3.8万元现金，我直接给了原告3万元。我向谢某借钱的时候，原告从始至终一直在边上。” 　　听取被告答辩期间，王某当庭拨通阿伟的电话，并全程进行公放，经与阿伟核实后，王某最终向法庭确认：被告向原告借款3.4万元，借款当天，原告转账给被告3.4万元，但随即被告转账回原告的朋友，共支付了9000元，实际出借的本金是2.5万元；且向谢某借款后，被告又随即支付了原告3万元。 　　法院：签署承诺书仍作虚假陈述，罚！ 　　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诉讼当事人及参加人应当如实陈述事实、提供真实证据，否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和法律责任。 　　本案中，原告阿伟实际出借给被告阿兵的借款本金是2.5万元。原、被告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中并未书面约定利息，但原、被告陈述口头约定有高额利息已超过法定年息24%的标准，应当依法调整以法定年息24%标准计算利息、逾期利息及违约金，截至2016年12月12日被告阿兵归还原告阿伟3万元时，被告已清偿完毕借款本金2.5万元及相应法定利息。故判决驳回原告阿伟的诉讼请求。 　　与此同时，针对审理过程中，原告阿伟签署承诺书后，在庭审中多次向法庭虚假陈述、不诚信诉讼的行为，虎丘法院依法作出罚款5万元的处罚。罚款决定书送达后，阿伟申请复议，后经苏州中院审查认为，虎丘法院罚款决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并无不当，决定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决定。 　　■连线法官■ 　　以往在诉讼中虚假诉讼、虚假陈述的较少，但近年来该类情形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尤其在民间借贷、离婚析产、劳动争议案件中，为获得不当利益，虚假诉讼、虚假陈述高发、频发。针对上述情况，法院采取当事人签署承诺书的形式，对诚信诉讼、如实陈述等内容进行告知，让当事人作出书面承诺。一旦发现虚假陈述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承办法官表示，诚实守信是社会普遍崇尚的基本价值，在诉讼活动中，当事人尤其应当遵守诚信。案件审理中故意作虚假陈述，不仅浪费司法资源，更有损司法权威。 　　此外，法官还提醒，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都应该积极参与，及时全面提供证据，这对于查明案件事实、防范虚假诉讼、虚假陈述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拒不提供证据，可能会导致合法权益受损。

　　因认为“钞氏兄弟”商标侵害其署名权、复制权、修改权、获得报酬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知名艺术家韩美林以侵害著作权为由，将该注册商标人梦幻传奇(北京)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梦幻传奇公司立即停止在涉案商标上使用原告书法作品中的“钞氏兄弟”文字的侵权行为，向原告书面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支付原告经济赔偿5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6万元等。4月17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原告韩美林诉称，其系知名艺术家，曾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称号，代表作品包括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国航航徽等。原告应学生钞子伟及钞子艺请求创作了《裂·变——钞氏兄弟作品展》书法作品，并将其赠与钞氏兄弟，但对该书法作品享有著作权。后钞氏兄弟举办作品展览时将上述作品中的“钞氏兄弟作品展”文字作为海报标题宣传，并上传至微博相册。原告发现，被告未经授权，将上述书法作品中的“钞氏兄弟”文字申请并取得相应注册商标。原告认为，被告前述行为侵害了其著作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在涉案商标上使用原告书法作品中的“钞氏兄弟”文字的侵权行为，向原告书面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支付原告经济赔偿5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6万元等。 　　被告梦幻传奇公司辩称，原告无法证明韩美林是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提交的书法作品原件上虽有签名，但是没有证据证明署名真实性。且原告微博图片均为钞氏兄弟发表，恰恰说明钞氏兄弟更有作为涉案作品著作权人的依据。且原告无法证明被告接触过涉案作品，被告亦无接触涉案作品可能性。被告注册涉案商标“钞氏兄弟”商标后，没有进行商业使用，亦无经济收益，原告主张经济赔偿于法无据。 　　庭审中，双方就美术作品的独创性判断、作品著作权是否随原件转移以及涉案作品价值认定等问题发表了意见。鉴于双方均当庭表示愿意调解但未就和解方案达成一致，合议庭宣布休庭，本案未当庭宣判。

　 中国法院网讯 (许修安)　　李某以登记在其名下房屋为某文化公司提供担保，后因文化公司不能履行债务，王某（李某妻子）认为法院无权强制执行抵押的自己与李某的夫妻共有房产，王某向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要求法院停止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北京二中院二审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了解，某文化公司向某银行申请贷款300万元，担保公司为文化公司提供担保。2015年2月李某以登记在其名下的位于北京某房产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保证在文化公司不能按期归还银行借款时，自己向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在办理公证债权文书及抵押登记过程中，李某书面承诺其未曾登记结婚，并向公证处出具了单身声明书和户口簿。后文化公司未能按时向银行偿还借款，担保公司于2016年向银行全额代偿了327万余元本息。2016年，担保公司向法院申请对李某抵押房屋强制执，执行中王某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认为涉案抵押物属于其与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属于无权处分，李某签署的抵押反担保合同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自始无效应停止执行。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自愿为某文化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物为李某与王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担保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但李某在公证书中已经出具声明书，声明自己未曾进行过结婚登记，因此无论是担保公司还是公证处都有理由相信李某的担保物属于第三人个人财产，且该抵押物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因此担保公司已经善意取得了担保物的抵押权。担保公司在履行了代偿义务后，有权利向第三人追偿，故担保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符合法律规定。案外人王某虽然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但其未能提交足以阻止继续执行的证据，故法院驳回王某全部诉讼请求。后王某不服上诉至二中院，二中院经审理后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法官说法】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担保公司是否善意取得涉案房屋的抵押权。本案中，李某将其与王某共有的房屋抵押给担保公司，属于无权处分，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办理抵押登记前,涉案房屋仅登记在李某名下，李某声明未曾结婚，其出示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亦未显示已婚，故应当认定担保公司取得涉案房屋抵押权时是善意的；担保公司系基于为文化公司借款提供担保，而要求李某以涉案房屋提供抵押反担保,担保公司取得涉案抵押权具有合理对价；涉案房屋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在上述情形下，应当认定担保公司善意取得涉案房屋的抵押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但是，其他共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而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抵押有效。对于不动产而言，该条中抵押无效的规定，应当是指登记于产权证上的共有权人，而不是应该享有共有权或可能享有共有权的人。

　　2017年冬,山东省威海市的雪下得比往年大了些,雪天既要当心路滑,还需谨防祸从天降。这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受理了一起因下雪引发的财产损害纠纷案件,历经两个小时的调解,案件当庭履行完毕。 　　原、被告系小区前后楼住户。2017年12月,傅某将其所有的车辆停放在王某楼下,因王某楼顶彩钢瓦积雪过重,坍塌坠落后将楼下傅某的车辆砸坏。为此,傅某花费车辆维修费2000余元。 　　傅某称其当日为此事报过警,且事发后亦多次联系王某要求赔偿,但王某均拒绝协商。王某称傅某需提供证据证实积雪系从其楼顶坠落,同时因楼顶彩钢瓦系共有部分,即便赔偿也应当由该栋楼全体业主来共同承担责任。为此,傅某向法庭提交了其当日录制的积雪从王某楼顶彩钢瓦坠落的视频以及当日其对涉案车辆位置进行固定的照片。在大量证据面前,王某对积雪从其楼顶坠落砸坏傅某车辆的事实无异议,但称此案件系天灾意外,且傅某停车位置不合理是造成其车辆损害的重要原因,其不应当承担责任,坚持说傅某应当将该栋楼全体业主列为被告,双方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后物业证实,王某楼顶的彩钢瓦系其后期花钱私自加盖,不是小区管理的统一行为,亦不是小区每栋楼都存在的现象。而王某邻居(顶楼住户)亦电话告知法庭,彩钢瓦系顶楼住户自己花钱加盖,与其他业主无关。 　　法庭进一步调查发现:王某彩钢瓦结构系尖形两面坡存在不合理性,没有预留积雪消融的天沟；傅某停车的位置有不合理之处；傅某维修车辆的发票中没有显示具体的维修部位等。 　　在调解中,双方对自身在本次纠纷中存在的过错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转为自觉主动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考虑现有的邻里关系及被告的实际经济状况,最终案件以王某当场赔偿傅某800元结案。 　　违建设施引发事故应担责赔偿 　　■以案释法 　　法官庭后表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本案中,涉案屋顶彩钢瓦系王某个人私自加盖,所有权人系王某个人,其应当保证使用该彩钢瓦的安全性,避免由此带来的人身和财产损害。 　　积雪堆积在彩钢瓦上,应预留天沟等部位保证积雪的消融及避免积雪的轻易坠落,而尖形两面坡的设计不仅使积雪无法在彩钢瓦上消融,更增加了积雪坠落造成损害的风险,故其无法以上述规定来减轻自己的法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王某加盖的彩钢瓦在设计上存在不合理性,造成积雪坠落,使得傅某车辆受损,王某存在过错,故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因认为山西省闻喜县城镇呷哺呷哺火锅城未经授权擅自注册“闻喜县城镇呷哺呷哺火锅城”企业字号，并在招牌上使用“呷哺呷哺涮锅城”，侵犯了其注册商标专有权，呷哺呷哺公司将该火锅城及百度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二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立即停止使用含“呷哺呷哺”文字的企业名称、消除负面影响、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承担诉讼费用。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原告呷哺呷哺公司诉称，其创立于1998年，是国内首创的吧台式涮锅连锁企业，目前拥有直营店数量超过700家。呷哺呷哺公司在第43类别上对“呷哺呷哺”享有注册商标专有权。 　　经呷哺呷哺公司调查发现，闻喜县城镇呷哺呷哺火锅城未经授权，使用“呷哺呷哺涮锅城”的招牌经营餐饮服务，其注册企业字号为“闻喜县城镇呷哺呷哺火锅城”，其提供的服务和经营业态与呷哺呷哺公司提供的服务和经营业态相同，使消费者误认为其提供的服务来源于呷哺呷哺公司，或者误认为其为呷哺呷哺公司的关联企业或与呷哺呷哺存在特定关系。 　　呷哺呷哺公司认为，闻喜县城镇呷哺呷哺火锅城的行为侵犯了其注册商标专有权，导致其商誉及品牌受到严重的质疑和伤害。百度公司作为专业的网络服务商，未尽到合理的审查和注意义务，在其运营的百度网上为闻喜县城镇呷哺呷哺火锅城提供推广展示服务和侵权平台，二公司构成共同侵权。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杨某委托操盘手朱某代为管理、操作其在香港海通证券专设的期货账户，并承诺若赢利，朱某可提取利润额的40%作为酬金。但三个月后，账户亏损就达到360万港元，朱某为此承诺单方承担全部亏损，然而亏损还是继续扩大，至该账户停止交易后，账面亏损额达港币577万余元。为索赔，杨某一纸诉状将操盘手朱某告上了法庭。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解除双方委托理财合同，被告朱某赔偿原告杨某577万余港元或等值人民币。 　　杨某与期货操盘手朱某系朋友关系。2015年12月，杨某与朱某经协商后，在微信上达成了委托操作协议：由朱某管理、操作杨某在香港海通证券专设期货账户；若赢利，朱某提取利润额的40%作为酬金；双方确认按港币结算盈亏。 　　2015年12月9日起，杨某依约向该期货账户陆续汇款，转入初始资金折合港币合计684万余元，朱某亦按约操作期货账户。 　　然而，期货市场风云突变，风险难料。2016年1月27日，杨某惊讶地发现自己账户出现了100多万港元的亏损，赶紧在微信上询问朱某。朱某回答，“你不要担心，没几天就会回来的。” 　　2016年3月26日，杨某发现账户上已经亏损到360万港元，又在微信上询问朱某。朱回复说，“如不能拉回，我愿意赔偿你的全部损失。”2016年7月21日，杨某发现账户上资金回来了一点，但还亏损300万港元，当他再次询问朱某时，朱某在微信上说亏了都算他的。 　　在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朱某做足功课，拼尽全力。可惜天不遂人愿，杨某账户上的资金还是一再缩水。截至2017年6月底，该账户停止交易后，账面亏损额高达港币577万余元。 　　多次索赔无果，杨某遂一纸诉状将朱某告上了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的委托理财合同，被告赔偿损失本金577万余港元或者等值人民币。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被告承诺保证原告财产本金无损失风险，实为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因这项约定忽视众所周知的期货市场高度风险，也明显有悖合同公平原则，故相关约定应认定无效，但无效保底条款并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法律效力。双方未约定具体合同有效期，被告亦早已实际停止该账户的期货交易，故应支持原告解除理财合同的诉请。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全部损失的主张，按照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对于已然产生的亏损，宜参照双方关于盈利分享的比例予以分担，由被告赔偿损失总额港币577万余元中的40%，即港币计231万余元或者等值人民币。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法庭上，原告辩称，一审判决保底条款无效是错误的，被告应赔偿全部损失；被告则辩称，本案中出现的亏损由市场风险产生，其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且一审认定保底条款无效，那么就该条款约定的风险承担及利润分成条款也无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委托理财合同，但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关系。从双方的聊天记录中可推断双方曾约定如获利，原告应当给付被告利润的40%作为报酬，未有证据证明双方曾有过对出现亏损如何处理的约定。本案中双方争议的所谓“保底条款”是在出现大额亏损后，被告单方面作出的赔偿全部损失的承诺。本案中，被告作出承诺时，香港账户已发生巨额亏损。被告作出承诺的目的在于维持原告的信任，以继续操作香港账户，获得期待中的利润分成。 　　被告明知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在已发生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以承诺的方式换取合同的继续履行，该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遂作出上述终审判决。 　　■法官说法■ 　　只要合同不违反禁止性条款就不应简单认定无效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其中的“保底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对此，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季建波介绍说，个人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指合同中约定确保委托人收回本金，或者在收回本金的基础上获取一定收益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本案中，保底条款未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非利用受托人的经验缺乏，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反而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受托人承诺委托人可收回本金，如有盈利，受托人可在无资金投入的情况下获取高额的利润。况且，本案与一般保底条款的约定存在区别，被告作出保底承诺是在已发生重大亏损之后，与事先签订保底条款相比，更能体现出被告自愿承担损失的意思表示及对自身操作水平的充分自信，对其而言，该承诺不存在所谓的失去公平，而本案正是基于被告的承诺，原告仍继续委托被告操作，以致发生了更大的损失，如认定该承诺无效，显然对原告有失公正，故本案被告主张保底条款无效的请求，法院难以支持。

　 中国法院网讯 (李寒)　　兄弟姐妹四人共同购买的房子，房子也登记在四人名下，但出租了近十四年的房子，弟弟却说自己从来没有拿过任何租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近日，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共有纠纷进行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张某姐姐支付原告张某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租金收益82350元。 　　2005年12月份，张某兄弟姐妹四人向自己母亲曾某购买上市房改房，现该房登记在兄弟姐妹四人名下。该房从2004年8月起还在曾某名下时就出租给巫某，巫某每四个月就将租金转到曾某存折内，但是张某主张自己从来没有分到过租金，并主张存折都是由张某姐姐保管，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姐姐分配该房屋的租金收益94375元。 　　庭审中，张某姐姐辩称，其与原告已经十几年未见过面，双方无经济往来。其母亲曾某的存折也不在其这里。涉案房屋的租金都是母亲曾某管理的，也是曾某名下的账户，涉案房屋的租金自己没有领取。 　　张某母亲曾某述称，涉案房屋的房租自己没有拿到，租金是由张某姐姐拿的，张某姐姐与租户之间怎么支付租金其不清楚，租户是谁曾某也不知道。 　　为查明案件情况，法院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行调取了原告主张的存折支取凭证，该凭证显示2005年12月16日、2006年6月4日、8月26日、2008年4月16日、2009年4月16日、2010年4月18日取款人为“张某姐姐代”。再经兴宁区法院向张某姐姐询问，张某姐姐又主张签有张某姐姐名字的是其帮领取的，但签有曾某名字的是其与曾某一起领取的。曾某不认可张某姐姐的主张，并主张张某姐姐并未带其去银行领取款项，张某姐姐也没有给过房屋租金。 　　兴宁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在张某兄弟姐妹四人名下，各方并未约定共有性质，且四人系兄弟姐妹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涉案房屋所有人张某四人虽系兄弟姐妹关系，但四人并未共同生活，且各自财产独立，有其自己的家庭，四人并非系家庭关系，认定2005年12月份四人购买涉案房屋后，由四人按份共有。四人亦未明确其各自的出租额，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涉案房屋由张某四人等额享有。张某对涉案房屋的租金收益，亦享有1/4的收益权利。 　　结合巫某出具的房租证明以及该存折存款状况，法院认定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该存折存款为巫某所支付的房租。经法院调取取款底单，均显示该期间租金收益由张某姐姐进行领取，张某姐姐亦认可底单上“曾某”由其代签，故兴宁区法院认定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存入该存折的租金收益共计329400元由张某姐姐领取。张某姐姐主张其领取款项后转交给母亲曾某，曾某对此不认可，张某姐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存款交付给曾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法院对张某姐姐该主张不予采信。涉案房屋自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经查实共有租金收益329400元，故张某作为等额享有的按份共有人之一，可获得82350元的收益。现该款均有张某姐姐领取，故其应支付原告张某82350元的租金收益。 　　法理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的规定，涉案房屋所有人张某四人虽系兄弟姐妹关系，但四人并未共同生活，且各自财产独立，有其自己的家庭，四人并非系家庭关系，故认定2005年12月份四人购买涉案房屋后，由四人按份共有。四人亦未明确其各自的出租额，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的规定，涉案房屋由张某四人等额享有。张某对涉案房屋的租金收益，亦享有1/4的收益权利。 　　本案中涉案房屋张某作为共有人之一，依法享有该房屋收益的权利，涉案房屋处于出租状态，有收益租金，租金一直由张某姐姐持有，故张某亦应该按照其份额分得该租金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