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卢炳辉日前作了关于全省法院、检察院完善司法责任制改革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广东省司法权运行机制较顺畅，首批试点法院已实现99%的裁判文书由独任法官或审判长直接签发。据介绍，省法院出台了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完善司法责任制试点方案及其15项配套制度。明确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审判权力，减少院庭领导的审批把关环节，“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2016-05-25南方都市报） 司法权说到底就是判断权，要求法官亲自审查证据，直接听取当事人意见，然后作出判断，具有“亲历性”特征。正因此，还权于法官，“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更符合司法规律，更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而要对司判负上历史性责任，自然会迫使法官们忠诚于法律信仰，熟谙法律条文，对案件事实具有去伪存真沙里淘金的功夫，通过独立的分析思辩，去恪守司法公正的尊严。也唯有如此，才会不断积累司法智慧，担当起公正司法的责任。 但长期以来咱们实行的是司法审批制。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曾经坦言，过去法院判案，法官审案判不了，小的案子庭长批，大的由院长批，再大的审判委员会讨论，那还是院长的意见占主导，再大的案子有的领导一个批示就定了。这样实际上是没有人负责的，主审法官也不负责，领导也不负责，有的领导批案子文字都不留，就是口头一个招呼，最后这个案件到底谁的意见判的，都不知道。（2014年11月28日法制日报）不仅易于造成院长、庭长权力过于集中，“一言堂”，如果操守有问题，徇私枉法，极容易出现错案。但由于领导审批，包括集体讨论，即使出现错案，到头来却无法追究责任。 当然，案件审批制的根本在于权大于法，难免为各路权力干预司法提供了空间。目前为止广为人知的是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干预公安机关查办其妻谷开来杀人案，后来被法院认定滥用职权罪名成立。另一起轰动全国的是2010年，在一起矿权纠纷官司中，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向最高法院发函施压；省国土厅甚至召开协调会，以会议决定的形式否定了法院的生效判决。 为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规定，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提出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以说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减少权力干预扫除了外部的障碍。让“法官说了算”，无疑则从司法内部为独立公正司法提供了程序性保障。 为让“法官说了算”，说的权威说的公正，广东建立了相关保障制度，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解除或变相解除法官职务；完善了法官人身安全保障机制和名誉保护制度，率先将其纳入工伤保险制度范围；健全和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以加强监督制约和惩戒。同时建立权力清单，即富有审案经案的院长和庭长对案件审理具有建议权，而非决定权，以便让主审法官对于疑难复杂案件有更全面的判断。 尽管，建立“法官说了算”的制度性保障任重道远，但毕竟有了良好的开端，值得点赞，更值得期待。 （文/ 刘效仁）

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鹏，5天前，在上海焦耳蜡业有限公司的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此次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记者调查发现，其导师张建雨持有事发工厂的股份。李鹏的家人及同学质疑，张建雨涉嫌安排李鹏进行中试放大实验，这或是导致事发的原因。中试放大实验是实验室成果走向工业化生产的一个必须步骤，但其危险程度远高于在实验室中操作的实验，一般而言，如果没有老师指导，研究生不能独立承担此项实验。28日下午，华东理工官方称，张建雨已被刑拘。笔者以为，导师+商人恰恰就是最危险的“实验”。（2016年05月29日新京报） 李鹏，这位身高将近一米八的男孩，用生命进行了一次危险“实验”。没想到，被夺去了性命。有同学转述工人的说法，现场有3个装有化学试剂的桶，桶重20公斤，每人负责一个。在下面加热，搅拌的过程中爆炸发生。据称实验室都是几克级的实验，如果20公斤说属实的话，那就放大了成百上千倍，危险系数也就相应地增加。 传道授业，释疑解惑，始终是种尊贵的职业。可要履行好教书育人神圣责任，显然需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老实说，导师们当下的收入尽管不能与富豪们比，但只要耕耘好三尺讲坛，就足以体体面面，赢得公众尊重。然而一些人却耐不住教苑的寂寞，为快快发财蝇营狗苟。导师成了商人、老板几成了公开的秘密，研究生则沦为连打工者待遇都不如的打工仔，比如张建雨每月只给300元。 2007年，学校就有明确规定，教师不允许在校外企业进行实质性兼职，个人也不能作为法人开办公司。可张建雨在上海至少参股两家企业，同时还参与了浙江一家企业的运营。工商资料显示，2015年6月30日之前，张建雨仍是这家公司的法人，此后变更为张建雨的哥哥张建军。校方所谓“张建雨做这种事情，是瞒着学校和学院的”。私以为有推诿责任的嫌疑。因为张的行为显非偷偷摸摸，之前张曾多次安排学生在这些工厂进行商业研究或实习。 可悲的是一旦被贪欲牵着鼻子走，这些导师无异于走上不归路。一朝热衷于投机钻营，痴迷于创收经营，自然就很难坚持教书育人的职份，甚至为了大发横财而不惜铤而走险，让学子充当自己的替罪羊。在他们眼里，学生不仅可成为取代廉价劳动力的技术工人，以至成了利益博弈棋局上随意拨动乃至牺牲的一枚棋子。什么权利、什么健康、生命，均可成为替导师冲锋陷阵竞换利益的牺牲品。 如，李鹏在学校实验室验证了自己的发现，已经够得上核心期刊的发表标准，却受到导师阻拦。有同学分析或许担心成果公布后，他的企业也就丧失了先发优势。至于中试放大实验的风险，张建雨应该是知道的。然而，发现事发工厂和一般作坊相差无几，设施非常简陋，而且没有看见有安全保护装置。有个工人中途嫌气味太大，出门透口气而躲过一劫。躲过一劫的还有张建雨。张为何离开了现场，单单将学子置于危险境地，“尝试”死亡？尽管李鹏之死，尚待专家及警方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无论如何张都脱不了干系，当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唯有追问的是，究竟有多少导师已脱变成了导师+商人，堕落成了唯利是图的市侩？在进行着最危险的“实验”？有多少学子成了一枚枚棋子，在作着怎样的付出和牺牲？教育一旦被铜臭被绑上了黄金，还能飞多高飞多远？但愿李鹏之死，能归结“导师+商人”的邪恶模式，让上帝的归于上帝，让魔鬼的归于魔鬼！ （文/ 刘效仁）

【笔者按】： 笔者在5月初，写了一篇《签订了手术告知书 医院并非就能免责》的文章，得到了各大媒体以及一些法院、检察院官方公众号的推荐转载，使其得到了网民积极关注，这也是本人很欣慰的事情。作为一个法律人，我真切地希望能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社会、为百姓普及一些民生、民意的法律知识，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遇事不慌不乱、不去武力甚至暴力解决问题，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希望所有人共同努力让法治真正的融入社会，让法治思维贯穿每个公民的心里。 【来信咨询】： 近日，笔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咨询者来自于广东佛山，是因为看到我书写的关于医疗纠纷方面的文章，特向我进行法律咨询称：许律师：我是一名在佛山务工人员肖某，今年1月份的一天中午，我的右眼睛突然感觉看东西模糊不清并出现重影，于是立即到某医院进行检查治疗，某医院告诉我是白内障，需要立即手术。经得我的同意后，第2天某医院给我进行了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一周后，我按照医生的嘱咐来到医院摘除纱布复查视力，发现视力不但未恢复，反而感到眼睛见光就剧烈疼痛。我意识到肯定是手术不成功，就询问了主治医生，医生承认是晶体没有放准位置，并介绍我去上一级医院医治。陪伴工友提出经济困难，要求医院因为手术过错承担我的所有治疗费用，该医院同意给予资助我8000元，但必须要求我与其签订调解协议书才行，否则不予支付任何费用。迫于无奈，第二天我和工友继续纠缠某医院，该医院邀请了当地一些职能部门，有公安的、卫生的等等，经过交涉，我与某医院签订了《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书》，医院一次性赔偿我12000元并退回手术费，双方互不追究。 今年的2月，我到上一级医院住院治疗，共花费各项费用3.8万余元，请问您我是否还可以要求某医院弥补我的治疗费用？在线候等您的回复，将不甚感激！ 【法律分析】：当收到这样的求助信后，湖南楚章律师事务所许小军把信件重复地看了三遍，为了更多的扑捉到一些事实真相，经过熟虑之后认为：某医院利用了肖某急需用钱再次手术治疗眼睛的真实需求，使肖某与其签订调解协议，而协议的赔偿数额与实际发生费用相差巨大，然而，肖某为了不耽搁病情，不得不签订调解协议。很明显该协议显失公平，应予以撤销。许小军还说，根据我国的《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民事行为显示公平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 实践中，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主要有：一是协议当事人一方利用对方情势紧迫、缺乏实际经验或者不知情、使之提出或接受了明显不利的条件；二是当事人一方不正当地利用其在经济地位、社会影响或人际关系上的优越条件，使对方接受或提出明显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三是因为第三方的不正当干涉，使双方当事人不得不达成显失公平的协议。 综上所述，本案中的求助者肖某只要有证据证明自己是在不知情且迫于不得已的情况下与某医院签订的调解协议，那么法院认定协议显失公平就有了重要依据。（文/湖南楚章律师事务所 许小军） （文/ 许小军）

杨红伟：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管制度解析 文/杨红伟 昶泰（北京）律师事务所金融投行部主任 一、我国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管任职实行备案制 （一）备案制的理解 目前，我国相关立法，特别是规章一级金融立法，对于注册与备案的用法并不统一，本文在以下意义上使用备案或注册制。 备案制（或注册制）是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授权机构为了收集信息和事后监管就行政相对人依据相关公开规定条件所提交信息进行形式记载的一种行政事实行为制度。其基本法律特征为： 1、注册或备案条件由法律、法规、规章或相关自律规则公开设定； 2、注册或备案机构对当事人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性而非实质性审核，只要求材料的完备性、一致性、可理解性，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由中介机构负责； 3、注重事后监管； 4、注册或备案行为，从注册机构的角度审视之，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从注册相对人的角度审视之，是一种程序性义务； 当前，行政备案或注册存在用语混乱、条件不清晰、法律责任不清、程序不规范、救济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理论研究与立法规制。 （二）备案制条件设定是否可以克减公民权利或增加公民义务 1、行政规章规制下的备案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 因此，私募基金管理人任职的积极条件与消极条件都应当遵循法律、行政法规的的设定条件，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外，规章无权对公民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这一权利进行减损。因为私募基金管理刚起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于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任职条件还没有系统性的文件，故不涉及这样的问题。但在其他领域，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随意增加其他机构高管任职条件的规定比比皆是，这种现象是否具有合法性，很值得探讨。 2、行业协会自律规则规制下的备案条件 行政备案，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当然也是一种行政行为，而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理应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合法行政原则，不应借创新与改革之名而成为法外王国之实。既然，行政备案是一种行政行为，那么以行业协会自律的方式替代行政备案显然不妥，也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三）我国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管从业备案制的规定 1、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管备案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下称：“《基金法》”）第八十九条：“担任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向基金行业协会履行登记手续，报送基本情况。” 这实质上是一种法律授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下称:“协会”）在行使登记备案职权时属于法律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地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网站“法律释义与问答栏目”对此条作如下解读： “‘履行登记手续’主要是一种形式审核，由基金行业协会也就是中国基金业协会，而不是中国证监会，对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进行形式要件的审核。此处的‘按照规定’，主要还是指由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有关私募基金管理的“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例如证监会2012年10月18日公布的《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而不是指证券法、信托法等法律，也不是指由国务院颁布的相关行政法规。”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这里的授权并不仅仅是对私募证券类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授权登记备案，而是对私募股权类投资基金管理人、创业投资类基金管理人及其他类型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网站“法律释义与问答栏目”对《基金法》第十章“非公开募集基金”作如下解读： “本章是关于非公开募集基金的规定，共十条，是此次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时新增加的内容。所谓非公开募集基金，又称私募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面向少数个人或机构投资者等特定对象募集资金而设立的投资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是相对于受国家主管部门监管的公开募集基金而言的。” 2、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管备案的规章依据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下称:《私募办法》）第七条规定：“各类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向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报送以下基本信息：……（四）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信息；……” 《私募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及时填报并定期更新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的有关信息……” 二、私募基金高管任职的积极条件 （一）基金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基金法》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基金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基金从业资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该条的规定是明确而严格的，凡基金从业人员，无论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无论法定代表人还是执行董事、无论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一般从业人员，均应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但对于私募基金管理人员而言，让所有从业人员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从务实的角度出发一时还难以实现，因此在《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下称；“《登记公告》”）第四条第一款进行了如下规定： “从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的各类私募基金管理人，其高管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总经理、副总经理、合规\风控负责人等）均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从事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的各类私募基金管理人，至少2名高管人员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其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合规\风控负责人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各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合规\风控负责人不得从事投资业务。” （二）基金从业资格取得实行备案制（或注册制）及认定制 1、备案制 《基金法》第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基金行业协会履行下列职责：……（四）制定行业执业标准和业务规范，组织基金从业人员的从业考试、资质管理和业务培训；……” 协会《关于基金从业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八条规定，考试合格或符合规定条件时，可以通过所在机构向基金业协会申请注册基金从业资格。 2、认定制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九）》细化了三种资格认定情形，由协会资格认定委员会进行认定，相比较《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六）》及《登记公告》，根据实际情形对私募基金从业资格认定作了不同的更完善的规定，应当以《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九）》作为最终依据。 具体规定请参见协会《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九）》。 （三）高管的设置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具备至少2名高级管理人员。” （四）高管的范围 高管分为法定高管和章定高管，下面仅私募基金管理人法定高管进行探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第216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2、《登记公告》第四条规定：“从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的各类私募基金管理人，其高管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总经理、副总经理、合规\风控负责人等）均应当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需要要注意的三个问题是： 1、高管只是私募基金从业人员的一种，高管应当具备基金从业资格，但应当具备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并等于仅是高管，随着条件的成熟，协会可能会要求董事、董事长、执行董事、监事、一般从业人员也应当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2、法定代表人不属于法定高管的范畴，协会将法定代表人列入高管缺乏法定依据，但根据私募基金的管理现状及参照公募基金的管理规定而言是合理。 3、《登记公告》第四条第一款这里的高管范围规定并没有明确包含财务负责人，这可能是因为财务负责人本身应当具有会计从业资格，在协会近期的登记备案审核中，也的确没有对其从业资格进行要求。但也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进行要求。 综上，当前，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管是指：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合规\风控负责人等。 三、我国私募基金管理人任职的消极条件 （一）期限禁止条件（静默期） 协会《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四）指出： “根据《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09]3号）中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公司不得聘用从其他公司离任未满3个月的基金经理从事投资、研究、交易等相关业务。’根据该规定，基金经理变更就职的公募基金公司，需要有3个月的“静默期”，在这3个月内该基金经理不得在其它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从事投资、研究、交易等相关业务。为维护基金行业的公平、公正，统一监管标准，对从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离职，转而在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任职的基金经理实行同样3个月的“静默期”要求，即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聘用从其他公募基金公司离职未满3个月的基金经理从事投资、研究、交易等相关业务。基金业协会将在私募基金管理人申请登记及高管人员持续定期信息更新中予以落实。” 这里规定的仅是作为基金经理从公募基金离职未满三个月，不得在私募基金从事投资、研究、交易等相关业务。 （二）法律禁止条件 1、公司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三）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公司违反前款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监事或者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 2、公务员类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十四）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四十二条：“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法官不得有下列行为:……（十一）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第三十五条规定：“检察官不得有下列行为:（十一）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3、企业法定代表人任职禁止条件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企业登记机关不予核准登记：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 （三）正在被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通缉的； （四）因犯有贪污贿赂罪、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因犯有其他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三年的；或者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 （五）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经理，并对该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的； （六）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对该企业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的； （七）个人负债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 （八）有法律和国务院规定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其他情形的。”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出现本规定第四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该企业法人应当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根据2015年5月15日工商总局办公厅办字〔2015〕74号《工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任职资格限制工作的通知》的规定，《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仍被作为执法依据。《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1998年2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1998年4月7日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85号发布，1999年6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修订，1999年6月23日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90号发布。这是一个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而非部门规章，理由如下： 《立法法》施行以前（即2000年7月1日以前），我国行政法规的制定和公布均遵循《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2002年1月1日后被国务院令第321号公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代替。《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或者经国务院总理审定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发布，或者由国务院批准、国务院主管部门发布。”因此，当时的行政法规实行双轨制。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也明确提出：“考虑建国后我国立法程序的沿革情况，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国务院制定并公布的行政法规;二是立法法施行以前，按照当时有效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但在立法法施行以后，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再属于行政法规;三是在清理行政法规时由国务院确认的其他行政法规。” 因此，《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对企业法定代表人任职所规定的禁止条件是现行有效的，而且这个规定是很严格的，特别是第二项关于“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第三项关于“正在被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通缉”、第四项中关于“因犯有其他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三年”的规定。 4、党纪禁止条件 （1）《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规定：“第五条 廉洁从政，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经商办企业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违反有关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经批准兼职但获取薪酬、奖金、津贴等额外利益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3）《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职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作者简介】杨红伟，法学硕士，昶泰（北京）律师事务所金融投行部主任，专注于金融投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及非诉业务。 （文/ 杨红伟）

案情：案外人王某，于1999年10月26日与被执行人范某签订合同，购买其所有的房屋，多年后，王某在办理房屋变更登记过程中，发现涉案房屋被查封，并为此提出执行异议，在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中，法院对涉案房屋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并对与范某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形成时间委托鉴定机构鉴定，鉴定意见为：检材落款日期1999年10月26日合同书上的复写字迹形成时间符合其标称时间的老化程度。王某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本案审理过程中，对是否应当列被执行人范某为被告或第三人有不同意见 本人认为：鉴定意见除了能够证实王某提交法庭的王某与范某签订的合同是真实的之外，该鉴定同时能够证明合同的内容是王某与范某真实意思表示，至少无证据证明该合同的内容违背了范某的真实意思。 案外人的王某，自与范某交接房屋后没有任何联系，同时，在执行程序中，因范某没有参加执行异议程序的听证，王某无从得知其对王某所提异议的态度，即是同意或是反对，为此王某只能善意的、根据王某已有的证据特别是鉴定意见对范某的态度进行揣测，即:对王某所提异议不持反对意见，为此王某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异议的，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的规定，由此范某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如果王某上述善意的理解范某的意思是一厢情愿，那么，将范某列为被告，即是将范某理解为对王某的异议持反对意见，如此，这不仅于上述鉴定意见所反应的案件事实相违反（自愿卖房，现在房子属于王某所有），同时，这样揣测范某的态度，同样也是一厢情愿！ 由此 ，在经鉴定合同是真实、且无证据证明范某反对王某异议的情况下，范某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王某不能想当然的错列范某为被告。当事人的随意罗列是一种滥用诉权的表现，不能因为这种滥用诉权的形式常见，而错将该行为视为一种正确的作法。 民诉法解释第三百零七条“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异议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的规定，该规定所言的 “可以列”，由可以列和可以不列之意，这是法律通常的解释规则，因此，王某起诉时不列范某为本案第三人并非错误。如果将该规定的 ‘可以列’，理解为是一种倾向意见，即必须列范某为第三人，那么，由民诉法规定可知，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根据民诉讼法解释第八十一条规定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申请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由此，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途径是申请，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经法院通知或申请参加诉讼，另根据民诉讼法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王某在起诉状中直接列写第三人的，视为其申请人民法院追加该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由此，王某起诉时所列的第三人，仅仅是一种申请，是否允许决定权在法院，因此即使范某应当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亦应由其自己申请或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王某起诉时未列其为第三人，并非属于漏列必须参加诉讼当事人，因此，王某起诉时所列被告，未列范某为第三人并无不当。 本案，王某所举证据，足以证明，王某与范某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并已履行，且涉案房屋由王某及其家人一直居住使用。在无法通知范某的情况下，其诉讼地位的确定，应根据在案证据视情况而定。 综上，在范某对王某所提异议的态度不明，且原告提交法庭证据能够证明王某与范某间的合同关系真实存在的情况下，范某不是本案适当被告，王某提交法庭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王某对涉案房屋所享有的权利足以排强制执行，范某不参加本案诉讼其实体权利，程序权益并不因此受到损害，由此，王某诉请应得支持。 （文/ 孙科先）

南方媒体刊出《一个尿血患者的求医之旅》。广东中山市横栏镇的居民阿成(化名)日前因尿血，先是在百度上搜索某疾病的相关知识，随后搜索首页显示中山东方泌尿专科医院的推广信息，然后到该院问诊，未承想却做了两个无关手术花掉近8000元。当医生告诉还要做第三次手术时，由于经济困难阿成决定打住。 之后，阿成到中山市某公立三甲医院接受检查，专家表示“问题不大，血尿的原因只是前列腺有些发炎，跟生育能力无关，跟在外院做的那些治疗也没有关系”。最终，开了144 .5元的B超与验尿检查。未开一粒药，仅给了“回家多喝水”“定期复查”两个医嘱。（2016-05-10南方都市报） 从媒体披露的事实看，东方泌尿所谓“病情很严重，需要马上做手术。”“如果不做，等病情恶化就麻烦了”之类。则属恶意夸大病情，引诱或逼迫患者上钩（用院方的话说，叫知情同意）。笔者不是医生，不甚懂得其医疗方式，但明白作为医院医生不去解决患者迫切需要医治的病症，“头痛医头”，却节外生支，“头痛医脚”，未免有“创收”之嫌。某专家就表示,“人家是营利性机构，价钱人家自己定，只要相关部门审批通过了，就是合法的，人家可以说自己没问题，最多就是个过度医疗”。不愧是专家，堪称一语中的。 公众都知道，公立与民营医院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政府财政投入的公益性事业机构；后者为自负盈亏的营利式企业组织，自然要采取营利式运作和发展。钟南山院士曾介绍过，香港的公立医院都是由政府投入。医生的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的5-8倍，都是政府掏钱。所以公立医院医生可以安心去治疗疑难病人、做研究，也不用考虑用什么药，想着收回扣。当然，人家也有民营医院，收费也必公益的要高一些。但民营医院是靠精湛的技术、周到的特色服务、高医疗质量和合理的收费赢得患者青睐的。不必靠“过度医疗”赚取昧心钱，靠“欺诈患者”营取黑心钱。 事实上，公众并不反感民营医院的营利模式，但问题在于其营利模式是有职业底线、医疗道德边界，自然也是有法律边界的。比如，就不能漫天要价，欺诈性收费，欺骗性宣传，不能威吓式的诱逼患者，不能做一些可有可无的手术去掏患者的腰包，包括拿患者的信息去卖钱等等。据该公立专家介绍，“之前我诊断过很多这类病人，有病人在某些医院诊断为‘膀胱癌’，花了几万元，跑到我们这一看，什么病都没有”。笔者以为，所谓“膀胱癌”诊断尤显得无耻。因为，不少患者常常“谈癌色变”，弄不好是要吓死人的。 值得警觉的是，这家中山东方亦属莆田系，亦与百度有过长达五年的合作，尽管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却仍赢得了“百度信誉”，“暂无工商行政违规行为”。由于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竞价排名结果，影响了搜索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容易误导网民，客观上对魏则西选择就医产生了影响，权威机构已令其“立即整改”。笔者以为，“必须立即整改”的当有民营医院。 截至2015年9月，我国民营医院数量达到13600家，首次超过公立医院数量，占比为50.55%。笔者以为，民营医院必须摒弃唯利是图的营利方式，必须摒弃巧取豪夺式的劫财模式。靠高效率和低成本，靠医疗质量和服务信誉，重建自己的公信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否则，就可能自毁长城，自招其祸。魏则西事件或是一个节点。 相关新闻：一个尿血患者的求医之旅：在民营医院做2次手术花近8千元 （文/ 刘效仁）

“赠急需用钱的女孩，15天收入8000至40000薪酬，诚聘供卵女性自愿者100名，要求26岁以下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身高1.55米以上无遗传病、传染性疾病。长相一般即可，条件越好补偿越高，外地报销路费包食宿”。 近日，北京理工大学多名学生收到“征卵子”的短信。5月12日，记者见到短信发送者曹某。其表示，酬劳一般根据身高、外貌、学历来定。捐卵前要经过客户的面试，谈好价格后在医院进行体检。用促排针帮助成卵后，一次取出5颗。整个过程为12到15天。虽然国家卫计委明确规定，严禁任何形式的商业化赠卵和供卵行为。然而记者检索发现，“卵子买卖”近年来仍屡禁不止。(2016-05-15新京报) 生育繁衍一直是人类自身发展延续的一大使命。但不幸的是，不少男子由于精子质量问题，缺乏生育能力，这就催生了“精子库”。“精子库”的建立和捐精行为的合法化及科学化，为男性不孕症患者带来了福音。前些日子，就看到一则国际奇闻，一捐精男子与其100多个非婚生子女团聚，煞是热闹。事实上，女性中亦有一些不孕症者。这显然是催生有偿"求卵"市场及幕后交易活跃的社会“刚需”。一家“幸孕BABY”的公司就表示，“征卵子”是为了帮助不孕不育家庭。“有些女性因为卵巢有问题，生不了孩子，只能找捐卵志愿者。” “幸孕BABY” 称总部在广州，在北京有基地，曾投资800多万建实验室。“设备都是进口的”。公司与广州南方医院、广州女子医院等均有合作，还做试管和代孕业务。“主要是做试管，包她生男孩。”记者网络检索发现，有偿“捐卵”并非仅此一家。尽管如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主任医师何方方教授所示，捐卵有很多具体要求，且做多了会造成卵巢刺激，且取卵时也可能碰伤血管、肠子，出现并发症。但微博认证为“南方试管婴儿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资深医疗顾问”的张先生介绍，沿海地带不少年轻女生接触过捐卵，一般来说，只要长得差不多，皮肤较好，至少在2万。用记者的话说，堪称“屡禁不止”。 早在2006年，原国家卫生部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规定赠卵者仅限于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周期中取卵的妇女。严禁任何形式的商业化赠卵和供卵行为。北京卫计委工作人员也表示，目前北京没有任何官方审批的捐卵机构，也没有医院开展此项工作。也就是说，当下所有的有偿捐卵取卵行为，都涉嫌违法。若医疗机构从事卵子交易，则涉嫌非法经营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若医生在非指定机构进行生殖辅助手术，则涉嫌非法行医罪。 “有偿捐卵” 行为之所以如此猖獗，除了在买卖卵子问题上我国相关立法不完善，以至于打击不力，但笔者以为更重要的是市场需要，成为非法交易活跃的源动力。其实，既然是一些公民的生殖必需，就当因势利导，宜疏不宜堵。对于“捐精”及“捐卵”行为就不妨同等视之，因为权利面前男女平等。自然就不妨像前者合法化一样，让后者也合法化。比如，我国就应当尽快建立卵子库，指定专门的医院从事相关服务，进而出台相关法规，增加相应惩罚手段，使其合法化规范化技术科学化成熟化。如果一味打击，反倒伤害了一些女性患者的权益，影响了家庭的幸福指数。 （文/ 刘效仁）

每克售价高达千元的“极草”，日前被国家相关部门从保健品中“除名”。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火热的保健品市场背后，是大量保健品依靠炒作概念、夸大宣传等占领市场，成本和研发费用则只占很小比例。保健食品利润可达100%至200%，这已成为行业内部公开的秘密。一些针对老年人开始免费的“健康讲座”不断增多，实际上就是给老年人“洗脑”。由于骗术环环相扣，多个步骤铺垫，很多老人招架不住落入“陷阱”。（2016年05月11日新快报） 保健品市场乱象丛生由来已久，早成了“沉疴”、“顽症”。一是其广告宣传任意夸大功效，故意混淆保健品与药品的性质，严重误导消费者。食药监部门专家称，目前我国认可的保健品27种保健功能中，并没有防癌抗癌这一功能。可一些保健品却自称具有抗癌神效，几乎“包医百病”。大量没有取得保健品“小蓝帽”的假冒伪劣产品郝然出现在网上。均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涉嫌广告欺诈。 二是任意添加药品。一些表面上效果明显的保健食品，实际上是非法添加了一些对人体有害的违禁成分，特别是减肥类保健食品。既违反了《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中“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以及“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五十条“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之规定。 三是产品质量低劣甚至制假售假，严重侵害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益。重庆曾查处一款假保健品“延臻青胎盘素”。宣称可以让人青春永驻、返老还童、提高免疫力、恢复生理功能等，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能逆转衰老的物质，产品热销国内外。后经审查并无国家批准文号，其中“延臻青驻颜健体胶囊”所标注的保健食品批准文号则查无记录，涉嫌造假。（2015年10月08日工人日报）近几年来，在重庆一中院审理的涉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中，其中保健食品案占到九成。 四是营销手段涉嫌引诱和欺诈，为消费者盲目信从布设陷阱。听课有奖、免费旅游、回收药品、免费体检、家访送礼等，都是保健品公司和老年消费者建立联系的常用路数。先以关心换取对方信任，再通过体检“有问题”忽悠老年人，然后夸大宣传、刻意推销，最后完成产品销售。许多高价保健品“暴利不是靠技术和质量，而是靠营销。”“不靠质量靠忽悠”，为此，不惜投入巨资，狂轰乱炸打广告。 保健品市场乱象丛生，既败坏了公序良俗，使社会诚信屡受创伤，同时侵害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养生保健市场当前需求旺盛，许多消费者缺乏理性、科学的消费观念，盲目跟风，甚至“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但根本原因仍在于当下执法存在部门割据和地方割据，不作为及至地方保护。重庆地方法院所总结出的违法保健品的几个特征中，其中监管机制薄弱是最大问题。 显然，要净化保健品市场，必须重拳出击，尤待标本兼治。比如，尽早出台保健品质量标准体系；建立专家评估机制；搭建质量和销售信息公开平台，让产品相关信息有据可查；实行保健食品经营许可管理，严格市场准入；对经营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打击态势，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监管、公安、工商、卫计委等联合执法机制，形成长效监管机制，方能确保保健食品市场的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文/ 刘效仁）

杨红伟：私募基金管理人注销制度解析 文/杨红伟 昶泰（北京）律师事务所金融投行部主任 一、协会对私募基金登记备案进行管理的正当性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并不只是规定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而是对非公开募集基金，也即私募基金整体作出了规定，就协会对私募基金的登记备案进行了法律授权。我们认为，协会对于私募基金进行登记备案管理的法律依据是充分的，具备合法性基础: 1、《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十九条规定：担任非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向基金行业协会履行登记手续，报送基本情况。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规定的基金行业协会职责是：依法办理非公开募集基金的登记、备案。 二、私募基金管理人注销制度的源起 为了应对2008年肇始于美国并迅速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部对金融危机检讨与反思的大规模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后简称《多德一弗兰克法案》。该法案第四章规定,未经登记，任何人不得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多德一弗兰克法案》第四章删除了1940年的《投资顾问法》规定的私募基金投资顾问（即中国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豁免登记的条款，私募基金投资顾问应当到美国证监会（SEC）进行登记，该登记不设门槛，但规定了不予登记的情形。对于在SEC登记成为私募基金投资顾问后，其管理规模不足1亿美元的，120天后自动注销其登记，将其转往对应的州进行登记，并由州政府进行监管，只能在州范围内开展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这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注销制度的源起，其主要功能在于提高私募基金投资顾问/私募基金管理人合规成本，督促其持续规模经营，实现动态监管，防止风险外溢。 三、中国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注销制度规定 2016年2月5日，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该公告第二条第一项明确规定： 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新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办结登记手续之日起6个月内仍未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的，中国基金业协会将注销该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2、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登记满12个月且尚未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在2016年5月1日前仍未备案私募基金产品的，中国基金业协会将注销该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3、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已登记不满12个月且尚未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在2016年8月1日前仍未备案私募基金产品的，中国基金业协会将注销该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被注销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若因真实业务需要，可按要求重新申请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对符合要求的申请机构，中国基金业协会将以在官方网站公示私募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的方式，为该申请机构再次办结登记手续。 2016年4月29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关于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首批私募基金管理人注销事项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下称；“《通知》”），该通知规定： 按照《公告》要求，针对2016年2月5日前已登记满12个月且在2016年5月1日前既未补提法律意见书也未申请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将于2016年5月1日予以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台不再公示被注销机构的登记信息。 考虑到前期相关机构理解和落实《公告》实际进度较慢的客观情况，针对今年2月5日前已登记满12个月，且在2016年5月1日前已补提法律意见书或提交首只私募基金产品备案申请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中国基金业协会将务实地适当顺延办理时间。相关机构仍可继续通过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办理相关业务。但是，协会将在此类机构管理人信息公示中特别提示相关办理情况，直至其整改完毕。若此类机构于2016年8月1日之前仍未通过法律意见书且完成首只私募基金产品的备案，中国基金业协会届时将注销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四、中国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注销制度 1、注销的性质 依据通知的规定，注销是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的注销，不属于对相关机构的自律处分。 2、注销的法律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十条规定：“未经登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使用“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字样或者近似名称进行证券投资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3、注销的自律后果 《通知》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台不再公示被注销机构的登记信息。 《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及第三款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机构可以自行募集其设立的私募基金，在中国证监会注册取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并已成为中国基金业协会会员的机构（以下简称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受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委托募集私募基金。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私募基金的募集活动。本办法所称募集行为包含推介私募基金，发售基金份额（权益），办理基金份额（权益）认/申购（认缴）、赎回（退出）等活动。 4、注销后的信息保存期 《通知》规定，为便利被注销机构查阅其登记的历史信息，自注销之日起的6个月内，被注销机构仍可通过注销之前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用户端，查询及下载本机构的相关申请材料。 实质上，这是对私募基金管理人被动注销与主动注销后，为其再次进行登记提供的方便。 5、注销后的再次登记 《通知》规定，被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机构若因真实业务需要，可按要求重新申请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对符合登记要求的申请机构，协会将以在官方网站公示私募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的方式，为其再次办结登记手续。 那么，从理论上而言，无论是被动注销还是主动注销，可于注销的次日重新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但需要重新提交法律意见书。 五、虚假保壳，保还是不保，这是个问题 1、虚假保壳的成本 法律意见书的成本、托管费的成本、资金使用成本、成为基金业协会会员的会费、后续管理成本、税费、其他如审计报告成本等，这个成本将是高昂的。 2、虚假保壳的法律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未勤勉尽责，所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并处业务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前款规定的人员，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一款规定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3、虚假保壳的自律后果 《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六章规定，因信息披露不及时、不真实、不合规的，对基金管理人采取公开谴责、暂停办理相关业务、撤销管理人登记或取消会员资格等纪律处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中国基金业协会可采取要求参加强制培训、行业内谴责、加入黑名单、公开谴责、认为不适当人选、暂停或取消基金从业资格等纪律处分，并记入诚信档案。情节严重的，移交中国证监会处理。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一年之内两次被采取谈话提醒、书面警示、要求限期改正等纪律处分的，中国基金业协会可对其采取加入黑名单、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在两年之内两次被采取加入黑名单、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的，由中国基金业协会移交中国证监会处理。 结论：我们认为，私募基金虚假保壳的经济成本是高昂的，法律后果是严重的，自律后果是不幸的。所谓保壳，实在是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注销制度的误解误读。事实上，即使因为没有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而被注销，如果日后要进行私募基金业务，再次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备案即可。因此，我们建议，如果已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但在规定时间没有首只私募基金产品备案时，可主动申请注销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六、主动申请注销的程序 1、发送营业执照的原件扫描件、变更申请单及责任声明至协会邮箱pf@amac.org.cn，并在变更申请单中清晰说明机构不再从事私募业务，申请协会注销。 2、在私募登记备案系统前台，点击“注销”按钮，申请注销私募管理人登记。 【作者简介】杨红伟，法学硕士，昶泰（北京）律师事务所金融投行部主任，专注于金融投行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及非诉业务。 （文/ 杨红伟）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日前宣布，个人将捐出1亿股腾讯股票，按港股此间收盘价计算，价值约合138.7亿人民币。注入正在筹建中的公益慈善基金，支持在中国内地为主的医疗、教育、环保等公益慈善项目以及全球前沿科技和基础学科的探索。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都是马化腾“私房钱”。 早在2014年4月25日，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蔡崇信联合宣布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该基金来源于他们在阿里巴巴集团拥有的期权，总体规模约260亿元。舆论认为，“这意味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领袖们，已经集体性地在思考财富的归宿问题”。（2016-04-19南方都市报） 所喜的是，在过去15年中，中国互联网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催生了大批亿万富翁。当金钱增长的边际效应递减时，财富精英们很自然开始思考自己的财富如何处置。是故，当互联网“双巨头”的创始人，马云和马化腾先后宣布巨额慈善捐赠，自然“极为鼓舞人心”。 之所以“鼓舞人心”，媒体欢呼高歌，同时也说明乐意散财，助益慈善，仍然是个体的行为，仍然是大事件，尚不是集体性的行为，或者说仅仅尚是集体性的思考。而要成为新常态，进而建立完善的财富伦理和慈善文化，尚有不小的距离。 无论媒体还是公众，总喜欢与西方相比较。比如，IT发展时间大大早于中国的美国，新老一代IT领袖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早就决定将99%的个人财富投入慈善事业。甚至在美国多次出现富豪们向总统联名写信，请求国会向他们多多征税，以用于社会公益救助。有统计数据显示，美国89%的家庭每年都有进行慈善捐款，平均家庭每年捐款为1620美元。 美国之所以成了世界上慈善捐款金额最多的国家，不仅得益于其捐赠的财富不在征收遗产税的范围之内，且可得到税务优惠的政策，更得益于早就形成了成熟的财富伦理和慈善文化。比如，他们认为财富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公共所有。取之于民，当用之于民；人的生命短暂，甚至是“寄居者”。当节制欲望，弃绝奢华；巴菲特回答“我为什么捐掉99%的财富”时称，“假使我们把多于1%的财富花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并不会因此加强。然而，剩下的99%财富却能对他人的健康与福祉产生莫大影响”。“唯有奉献社会才能去除心中的自私，使得人类灵魂的伟大之处得到解放”（洛克菲勒语）。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不如散尽钱财，“积攒财宝在天上”。 早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显示，中国大陆不完全统计，就有5万个亿万富翁，人数仅次于美国，且每年将以8%的比例增长。然而庞大的富豪群体却根本没有形成像盖茨那样“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的慈善认知。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大陆的富豪拥有85%的财富，对慈善事业的捐赠所占比例却不到15%。更多的人则愿意追逐奢华享受，一掷万金。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到2015年，中国将登上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巅峰。 公益慈善是一种大爱，一种责任，也是实现社会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前提。在贫富悬殊日益加大，两极分化明显的的当下，尤显得可贵可期。拥有巨额财富的中国互联网界领袖们，在富有创造性地促进慈善事业的过程中，将会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意义，收获更多的快乐。面对他们，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富豪一族需要深刻自省，见贤思齐。 （文/ 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