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nwen.id,lunwen.ts,lunwen.title,lunwen.fabiao_riqi,lunwen.dianjishu,lunwen.zhaiyao,lunwen.neirong,lunwen.lunwen_lanmu,lunwen.category_1_x_lunwen_id
21,"2018-05-24 04:27:43",百姓富生态美的哲学思考,2018/2/26,155,百姓富、生态美是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的奋斗目标，在理论层面，它彰显了贵州“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人文精神，为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泉；在实践层面，为推进贵州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百姓富、生态美是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的奋斗目标，在理论层面，它彰显了贵州“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人文精神，为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泉；在实践层面，为推进贵州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等当前阶段性战略部署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天人合一：百姓富、生态美的哲学思考 百姓富、生态美这一发展目标坚持问题导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实践与发展，彰显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美美与共的哲学思维和适应世界发展趋势的中国智慧。 （一）百姓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 关于百姓富的内涵，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指追求物质富、精神富。笔者认为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百姓物质上的富有。享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包括享有更多的劳动成果、劳动财富与福利，即让老百姓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卫生与健康服务等。二是百姓精神上的富有。政治生活的以人为本、法治环境良好、社会生活公平正义、文化生活丰富充实等都是人们精神上富有的有效载体，而这些也是人们内心愉悦和精神愉快的重要表征。三是百姓自我价值的富有。头上有敬畏、心中有理想、脚下有方向，人人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梦想和追求，都有出彩机会，在奋斗中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也是满足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群众需求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变化的需要。 （二）生态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实践 党的十七大以来提出的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要义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向就是实现生态美。关于生态美的内涵，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为“核心指向是彰显自然美、人文美，让贵州山水‘颜值’更高，让贵州大地‘气质’更佳，让自然与人文美美与共，让多彩贵州更加珍贵”，因此，其内涵可以概括为自然美、环境美、人文美三个层面。一是自然美。一方面是对纯粹的自然（未经过人类加工改造过的）景观，我们要遵循美的规律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开发、利用的自然，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美的规律进行加工、利用，使之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二是环境美。是指人居环境优美，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美。倡导人们对生活与活动场所按照卫生、整洁、绿化的要求进行治理和美化，是人类遵循美的规律所展开的创造性活动。三是人文美。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人们秉承先进的价值观，在处理自身及其周围的动物、环境和大自然等生态环境的关系中遵守良好的生态伦理，具有生态良知和生态道德自觉，富有生态正义感和生态伦理责任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另一方面，人们遵守生态文明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拒绝污染，维护生态权益，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二、知行合一：百姓富、生态美的生动实践 百姓富、生态美，是引领贵州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目标与任务，是贵州人民决胜脱贫攻坚的目标指向，全面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的助推器，全面推进大生态战略行动的有效抓手，如期实现同步小康的应有之义。从长远来看，更是实现中国梦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决胜脱贫攻坚的目标指向 五年来，贵州省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减少了贫困人口776.8万人。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打赢这场脱贫攻坚硬仗既有贵州现实意义，也具有全国示范性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贵州省近期出台《贵州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行动方案》并进行定性定量划分，列出了14个深度贫困县、20个极度贫困乡镇、2760个深度贫困村作为重点突破。为保障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同步全面小康，贵州提出了决胜脱贫攻坚七个重点攻势和四场硬仗的安排部署，每一条举措都是针对贵州实际提出的，对全省开展脱贫攻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标指向都是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 （二）全面实施大数据+产业深度融合的助推器 近年来，贵州省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两条腿”走新路。一方面加速推进“双创”平台高起点集聚发展，重点推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与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不断衍生新业态、新产品，形成并固化新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平台孵化—企业成长”模式，创业创新渠道不断拓宽，机制不断完善，环境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加快推进煤炭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脱胎换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生态化、特色产业规模化、新兴产业高端化。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不断提高集约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水平，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确保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收入，有更多的获得感。 （三）全面推进大生态战略行动的有效抓手 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加快发展“四型”绿色经济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着力在生态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等方面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大力实施绿色贵州建设行动计划，全面加强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以“绿色+”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做足绿色发展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富省、绿色惠民，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走出一条速度快、质量高、百姓富、生态美的经济和生态“双赢”之路。 （四）实现同步全面小康的应有之义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经过五年的砥砺奋战，贵州省冲出了经济洼地，经济增速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前3位、年均增长11.6%，总体实现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三高于、一达到、五翻番”目标。构筑了精神高地，文化自信极大提升，人们干事创业热情高涨，人民福祉不断改善。这都得益于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坚定，得益于贵州干部与群众同心同向同行的拼搏。 三、“三变”改革：百姓富、生态美的现实路径 六盘水探索推进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是落实新形势下中央深化农村改革重大决策部署的新举措，是农村改革的“牛鼻子”，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推进“三变”改革工作，有利于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利于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有利于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引领农村综合改革，为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提供了实践路径。 （一）“三变”改革：百姓富与生态美的实践路径 2014年以来，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围绕人、钱、地、集体经济、经营主体深化农村改革”的要求，六盘水市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以农民为主体、产业为平台、股权为纽带、企业为龙头、小康为目标，率先在全省开展了农村“三变”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三变”改革让六盘水的乡村旧貌换新颜，农村富有了现代气息，农民改写了贫穷的命运。六盘水的“三变”改革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到“三变”改革，强调指出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目前，贵州省已经有21个县（市、区、特区）拉开了试点序幕，涉及农村人口325.3万人。 （二）“三变”改革与百姓富生态美的辩证关系 六盘水探索推进的“三变”改革，要义在改，核心在富。从发展与改革的角度来看，“三变”改革与百姓富生态美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路径与目标、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关系。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六盘水“三变改革”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农村资源、资金分散，分户经营的“小生产”模式难以对接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难题，进一步调整农村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增效、农民持续不断增收、农村环境增绿，显然，这与百姓富生态美所强调的内涵具有内在一致性。2.路径与目标辩证统一。百姓富生态美奋斗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符合贵州省情，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有别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而且要在尊重人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路径探索。而六盘水“三变改革”正是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的基础上，把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决定权交给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进行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以农民为主体、产业为平台、股权为纽带、企业为龙头、小康为目标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尤其在农村资源整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入股分红等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方面，充分保障农民各项权益，防范自然、市场和社会等各种风险。因此，二者可谓是发展路径与发展目标的高度契合，辩证统一。3.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辩证统一。所谓合规律性，是指导实践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规律，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所谓合目的性，是指实践及其结果必须符合主体自身的需要、利益等价值追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是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自然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与人们的利益和需要没有关系，而社会发展规律是与人的利益和需要等价值因素紧密相连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态美与百姓富可以说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如何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六盘水“三变改革”坚持问题导向，着眼于六盘水自然资源丰富与农业短板的实际，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禀赋，着力抓好“循环经济、农村改革、山地旅游”三件大事，大力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崛起”，打造“绿色凉都”。从社会探索实践中回答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问题。 作者：邓琼云 李朝晖",哲学思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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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18-05-24 04:27:49",谈共享单车的伦理审视,2018/1/31,326,摘要:共享单车，因其便捷、环保等优势，受到人们的热捧，风靡于我国各个城市的街头巷尾。共享单车不仅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更是继承和弘扬了传统共享理念，实践和发展了生态伦理思想。但共享单车也无可避免的面临着诚信原则崩塌、自律原则弱化、互利原则……,"摘要:共享单车，因其便捷、环保等优势，受到人们的热捧，风靡于我国各个城市的街头巷尾。共享单车不仅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更是继承和弘扬了传统共享理念，实践和发展了生态伦理思想。但共享单车也无可避免的面临着诚信原则崩塌、自律原则弱化、互利原则缺失等伦理障碍。这就要求我们从打造“技术”体系和牢筑道德大厦等方面入手助力共享单车早日消解伦理障碍，促进共享单车有序健康发展。 关键词:共享单车;伦理;障碍;消解 近年来，以OFO单车、摩拜单车为代表的共享单车，因其便捷、环保等优势，解决了城市公共交通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受到人们的热捧，风靡于我国各个城市的街头巷尾。但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A•斯皮内洛所说:“社会和道德方面通常很难跟上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抓住信息时代机遇的同时，却并不总是能意识到和密切关注各种风险，为迅猛的技术进步所付出的日渐增长的社会代价。”〔1〕作为移动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交通工具自行车结合后产生的共享单车，在技术上取得了进步与发展，给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人们日常的交通出行及生态环境建设等都带来益处，却因技术的不完善、配套制度的不健全、人民道德水平参差不齐等原因，无法避免的产生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补齐技术短板、完善法律法规外，更加离不开道德的支持。充分认识共享单车的伦理意蕴，剖析共享单车所陷的伦理困境，并采取有效措施消解困境，营造良好的道德生态环境，能有效促进共享单车良性健康发展。 1共享单车的伦理意蕴 共享单车的诞生受经济的发展、技术的推动影响巨大，也与文化的积淀与继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共享单车既凝结了移动支付、GPS定位、太阳能充电等各类新兴技术，其自身也闪烁着耀眼的人文精神，蕴含着深厚的伦理意蕴。 1．1传统共享理念的传承 共享理念的历史渊源悠久，无论是在伦理思想史中还是当今世界都无法回避，其基本范畴为“仁爱”及“善”，其表现形式为“互助、共享”。《论语》中阐述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礼运大同篇》中对大同世界的描绘，墨家思想所提倡的“兼爱”、“交相利”等都体现着质朴的共享精神。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柏拉图对“理想国”的追求，欧文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向往等许多的著名思想都贯穿着共享理念。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将“共享”上升为国家发展理念。这些共享理念是共享单车诞生的基石。共享单车的实践，就是将传统共享精神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既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有效的传承和弘扬了传统共享理念。 1．2生态伦理思想的实践 生态文明建设自古有之，在当今更是我国五位一体建设的基础。在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之上，酝酿出了博大精深的生态伦理思想。传统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提倡“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着重阐述“道法自然”的重要命题，这些生态伦理思想对于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共享单车的出现则是对这些生态伦理思想的实践与发展。一方面，它正悄悄的改变着人们生活，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种节能、环保的出行方式，而出行方式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人们的环保观念。另一方面，它对城市的节能减排、蓝天保卫工作也是功不可没。共享单车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使得生态伦理思想得以付诸于实践。 2共享单车面临的伦理障碍 共享单车作为人们出行的新选择，同人类其他各项实践行为一样也无法逃避伦理关系的发生。在这过程中既是对伦理的发展与实践，也会对伦理原则造成冲击，面临诚信原则崩塌、自律原则弱化、互利原则缺失等伦理障碍。 2．1诚信原则崩塌 诚信原则指的是人与人间的日常交往应真诚信实、无欺，市场经济中应公平交易、兑现承诺。诚信原则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诚信原则是为人的根本。《论语》中提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2〕也就是说孔子认为诚信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品质，因此将其作为教育学生的四种内容之一。《论语》中还提出:“主忠信”〔2〕的思想，印证了诚信对于为人的重要性。其次，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保障。自古以来在交易市场中人们就注重维护童叟无欺的交易秩序，在现代的交易市场诚实信用更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再次，诚信原则是社会有序发展的基本要求。《左传》云:“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3〕可见诚实信用是治理国家的法宝，将大力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诚信原则的重要性不证自明，但在当今社会的许多领域却被不少人屡屡挑战，在共享单车的运行中也没能幸免。许多心怀不轨的使用者不按“契约”支付单车使用费，取而代之的是对其进行换锁、毁坏二维码、涂改车身颜色等一系列的“个性化”改造，变“共享”为“私享”，更有甚者将其作为二手车进行售卖。这些现象的发生映射出了这部分人的“丑陋”面目，也折射出了共享单车的运行过程中诚信大厦的倒塌。 2．2自律原则弱化 自律原则指的是道德主体通过自己的理性判断和选择，自觉地认同道德规范，并将其用来约束和规范自己，而无需外力的制约。简而言之，就是在缺少他人的监督时，道德主体仍然能依照自己内心的道德规范，开展实践活动。自律原则是东西方社会都极为重视的一项伦理原则。亚里士多德曾说:“自律是理性的人类特有的品质，有自制力的人能坚持他通过理性论断所得的结论，••••••，有自制力的人服从理性。”〔4〕马克思曾提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5〕儒家思想也提出“君子慎其独也”的思想，也就是说不论身处何处，不论是独处还是与他人相处，不论是有他人与否都要严守内心的道德规范。在缺乏他律的环境中更加需要自律原则的加持。对共享单车的运行而言，因其开放、自由等特点导致外力监督的不足，更多的需要使用者们依靠自我的理性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律原则在此显得尤为重要。但在共享单车运行中，无视自律原则，缺乏自我约束的行为频现。部分人不遵照规范，肆意停放车辆，破坏了公共空间秩序，给车辆和行人的通行造成阻碍;部分人骑车时将交通规则抛至脑后，出现逆行，将车骑入机动车道等违规行为;而共享单车被整排推倒;坐垫、轮胎等零件被拆除等破坏方式更是层出不穷。自律原则的弱化就像一副镣铐牵制着共享单车的健康良好运行，发挥其应有作用。 2．3互利原则缺失 互利原则指的是个体利益得到满足的同时，不能忽视了他人利益的保障，也就是坚持利己与利他的统一。互利原则对于调节道德关系及经济关系有着重要作用。其一，互利原则是调整道德主体间利益的基础伦理原则。在我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墨家主张“交相利”的观点，提出:“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中。”〔6〕，也就是告诉人们要坚持互利，在利人的同时自然也会利己。在日常交往中坚持互利原则能够有效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其二，互利原则是市场经济中调节各方利益的经济原则。互利原则能够保证经济活动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展开，经济活动参与者在追求自身正当利益的同时也兼顾他人的利益，使得双方或多方均受益，实现经济活动的互利共赢。如前文所述，共享单车是在共享理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自身本就具备互利的伦理意蕴。然而在实践中，互利原则却未能得到真正的贯彻。一方面，共享单车的运营商为了快速占领市场，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不是通过提升产品及服务的质量来赢得客户的青睐，而是企图以“车海战术”获胜。他们不顾单车的实际需求量及城市公共空间的承载力而盲目的在城市中投放车辆。这种恶意竞争的手段导致的结果是车辆的过剩，伤害多方的利益，既增加了运营商的运营成本，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又挤占公共空间，破坏城市容貌。另一方面，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将共享单车占为己有、停放共享单车时只图个人便利不顾他人感受等利己行为也是屡见不鲜。 3共享单车伦理障碍的消解 共享单车面临的伦理障碍既是由定位不准确、车锁不牢靠等共享单车自身的技术漏洞所造成，也有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力等外部原因，还包括道德修养不足、价值观扭曲等参与主体的内部原因。本文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将前人的研究成果与具体情况相结合，从打造“技术”体系和牢筑道德大厦等方面共同出击，助力共享单车早日消解伦理障碍。 3．1优化硬件、改善软件，打造完备的“技术”体系 完备的“技术”体系由硬件技术及软件技术共同构成，能为共享单车伦理障碍的消解提供强有力的外部支持。其中，共享单车自身的硬件技术是基础，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软件技术是保障。首先，应优化共享单车自身的硬件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对共享单车的硬件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研发更为严密的扫码解锁技术、更为精准的定位技术等，打下坚实的硬件技术基础，能更好的维护道德活动，有效降低伦理障碍形成风险。其次，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等软件技术。面对共享单车运行中出现的盗窃、恶意破坏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有关部门应加快研究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抓紧出台相关政策、行业规范等，用于指导具体实践，在实践中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此外，交管、城管、工商等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共享单车运营商、使用者等相关主体的监督及管理，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增加失信成本，营造良好的他律环境。 3．2加强研究、强化教育，构筑牢固的道德大厦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人往往重视技术的力量，而常常忽略了道德的重要性，在共享单车的发展中也是如此。故需要我们通过加强对共享单车的伦理研究、强化对共享单车相关参与主体的道德教育等方式，构筑牢固的道德大厦，为共享单车伦理障碍的消解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第一，应加强对共享单车的伦理研究，拓展其伦理内涵。我们要克服以往那种每当面对因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时总是寻求技术的解决的片面观念，转向寻求伦理的帮助。我们应从古今中外的伦理思想出发，去探寻共享单车的伦理意蕴，采取“扬弃”的态度，借鉴其中的伦理资源，建构属于共享单车的伦理规范，拓展其伦理内涵。第二，应强化对共享单车相关参与主体的道德教育，提升他们的道德修养。教育是提升共享单车相关参与主体的道德修养，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念的主要途径。政府宣传部门、媒体、学校等都应发挥各自的作用，围绕共享单车的伦理意蕴、应遵循的伦理原则、伦理规范等内容，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综合、立体、全员、全覆盖的道德教育。共享单车的发展前景广阔，但布满了障碍。通过各方齐心协力，奠定扎实的技术基础，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道德生态环境，共享单车定能实现真正的有序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A•斯皮内洛．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M〕．刘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杨伯峻．论语译注(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郭丹译注．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申白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李小龙译注．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6． 〔7〕李芸．共享单车陷入道德困境的原因及其对策分析〔J〕．科技经济导刊，2017，11． 〔8〕龚天平，周丹．作为经济伦理的经济共享理念〔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9〕乔洪武，张江城．共享经济:经济伦理的一种新常态〔J〕．天津社会科学，2016，3． 作者：郑洪辉 单位：武夷学院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伦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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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18-05-24 04:27:54",图书馆伦理服务的发展及建设,2018/1/31,254,【摘要】图书馆伦理服务是图书馆服务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管理图书馆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图书馆的伦理服务是图书馆管理人员以及阅读群众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基础要素，将图书馆伦理服务发展和建设作为基础探讨，本文将就图书馆的伦理服务的发展和建设进行多方……,"【摘要】图书馆伦理服务是图书馆服务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管理图书馆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图书馆的伦理服务是图书馆管理人员以及阅读群众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基础要素，将图书馆伦理服务发展和建设作为基础探讨，本文将就图书馆的伦理服务的发展和建设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讨论。 【关键词】图书馆；伦理服务；发展建设 前言 日前，许多图书馆时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类事件说明图书馆在伦理服务这个领域做的还不够完善，通过不断深入伦理服务的发展与建设，我们应当找出最痛点的问题进行处理，将图书馆伦理服务的发展和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进行完善，将图书馆管理人员和阅读大众的对立面立场通过服务进行沟通交流。 1.图书馆伦理服务发展受阻 1.1阅读大众感受到不平等 我国的公共读书馆在进入阅览区时需要出示身份证、学生证等有效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借阅书籍时还需要申办借阅证且每次可借书籍的数量少之又少。而反观国外的公共图书馆，全天对市民开放不需要任何证件，只需在借阅书籍时登记注册即可。当我国的大众进入图书馆时，经过一系列的身份检查，扑面而来感受到的就是人权的不平等和不信任感。这就激化了普通阅读大众与图书馆公职人员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两者之间巨大的裂隙。在处理这种情况时，图书馆并非是错误的，因为图书馆需要考虑到公众的意愿和利益。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并非难上加难，我们从图书馆伦理服务的基础上进行讨论，进一步去研究伦理服务的发展方向，和谐处理图书馆管理人员和阅读大众的对立面关系，真正做到解放人性、平等人权的目的，将图书馆伦理服务做到更好。 1.2图书馆伦理服务面临改革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电子阅读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相比之下纸质阅读相对落后，有携带厚重价格昂贵的缺点，而电子阅读价格低廉、随时随地可以阅读的特点对纸质书籍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图书馆在古代时以藏书楼的形式存在，有相对封闭落后的特点，非熟人不能借阅，图书馆伦理服务的思想是在近代图书馆时期形成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图书馆的伦理服务也应当与时俱进。图书馆伦理规范需要不断的地改进和修正，伦理规范是什么？伦理规范是基于图书馆管理人员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学识之上的基本原则。当普通大众进入图书馆阅读时，应当感受到的是浓浓的人文关怀，从进门、选择图书区域、挑选心仪的座位到借阅图书、登记书籍信息到走出大门这一系列的动作中，图书馆的公职人员应当表现出伦理服务的良好态度，对待每一个人都优势平等、态度相同，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基础专业知识，耐心的对普通阅读大众进行服务。但实际上在我国实现这种图书馆伦理服务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因为受我国的国情所约束，我国的图书馆学科并不是非常的普及，许多图书馆的公职人员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做支持，并且去图书馆学习的人鱼龙混杂，很难做到有效的统一化管理，我们在图书馆伦理服务的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伦理服务建设何去何从 2.1建设平等的伦理服务 在推进图书馆伦理服务的发展时，秉持着平等性原则、人本性原则、社会性原则、利他性原则进行发展建设。在真正建设图书馆伦理服务的时候我们应当借鉴外国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将图书馆的书籍批量化的进行系统优化管理，将书籍明确分类，按照图书馆学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利用，时代在进步，科技也在进步，因此图书馆可以配备方便快捷的电子查询设备供普通阅读大众更加方便快速的查询需要的书籍。另在显眼的地方配备图书馆工作人员，当有阅读者不会使用查询设备或是在寻找图书有困难时，可以由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指导操作。平等的伦理服务绝不只是说说而已，平等是对每一位公民所说的，我们在平等待人时要尤其关注残疾人士，目前我国的图书馆很少设置有残疾人士专用的轮椅通道，这就已经将残疾人士拒之于图书馆大门外，图书馆的伦理服务也对残疾人士有效，因此我们应当设定残疾人士专用通道，为残疾人士着想，配备齐全的、方便他们使用的设备来帮助他们进行图书馆的使用。 2.2明确建设目标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图书馆伦理服务方面面临着改革，但是改革的根本也是根据规则建设，图书馆伦理服务看似已经实现，但是实际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普通大众对图书馆伦理服务的发展和建设显得尤为关心，图书馆管理员有义务和权利维护图书馆以及普通大众的利益，在服务的同时，对普通大众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从读者的利益出发，将维护读者的利益作为己任，明确图书馆伦理服务的建设目标，将图书馆的硬件设施相应跟上、服务质量也同步跟随，为普通阅读大众提供人性化的服务，将心比心的对读者服务，以图书馆伦理服务作为突破口，不断改善图书馆运营模式的不合理性，发掘图书馆管理的潜能，营造良好的图书馆伦理服务的环境，明确图书馆伦理服务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以及该怎么做。制定相应的图书馆伦理服务规范，落实到每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深刻理解伦理服务的含义，分层次、分岗位、分职责的将伦理服务做扎实。根据被服务人员的不同需求进行不同的图书馆伦理服务制度，重点关注弱势群体，残疾人服务主要针对视障者、聋哑人、智障儿童、肢残者。 结语 本文从图书馆伦理服务目前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了我国目前公共图书馆所存在的不合理的问题，图书馆公职人员对于伦理服务缺乏认识，不能很好的根据伦理服务提供相应的服务。并从规范伦理服务的规章制度、提倡平等的服务意识以及对图书馆公职人员进行教育提高学习能力，加强自我修养的意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参考文献： [1]沈光亮.图书馆伦理概念研究. [2]秦金聚.图书馆服务伦理的发展和建设. 作者：肖玉成",伦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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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018-05-24 04:28:00",社会学概论课程探讨,2018/1/31,260,摘要：社会学概论课程的素质教育功能往往被忽视。事实上，任何社会行动都具有社会性的底色，对其把握和分析都离不开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社会学概论课程具有深刻的素质教育意蕴，两者在理念上和功能上具有相当高的契合度。社会学概论课程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摘要：社会学概论课程的素质教育功能往往被忽视。事实上，任何社会行动都具有社会性的底色，对其把握和分析都离不开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社会学概论课程具有深刻的素质教育意蕴，两者在理念上和功能上具有相当高的契合度。社会学概论课程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行动与社会反思的能力。将社会学概论课程与大学生素质教育相结合，对于提升大学素质教育水平是一种新尝试，也是创新大学生素质教育培养机制的新探索。 关键词：社会学概论课程；素质教育；应试教育；社会适应能力 素质教育的概念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被提出以来，高校的素质教育问题引起了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重视，并一直持续至今。高校课程是高校素质教育的主要载体，也是素质教育过程的主要环节，对于提高大学生素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须重视改革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构建以发展学生的个性和能力为核心、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型高等教育课程体系，这是提高大学生素质的关键。教育作为一种实现人的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其根本矛盾是人的现有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个人的发展问题置于社会整体的框架下来思考。作为高等教育核心理念之一的素质教育，强调个人、个性的全面发展，即个体发展要与社会发展状况相结合。具体而言，亦即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结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结合、个体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结合②。从这个角度来看，素质教育在本质上是教育本体功能的回归，是一个不断持续创新的过程③。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当下的高等教育普遍呈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主义色彩。从实践层面而言，主要表现为呆滞僵化的应试教育和单一狭窄的专业教育，这两种异化的教育形式明显与素质教育的理念相违背。前者容易使得学生知识体系残缺，主体性受到压制和扭曲，从而从根本上背离了教育的真正目的，使教育失去了灵魂，学生的个性品格和社会适应能力亦令人担忧；后者由于不注重人的完整个性与创造性的培育，单纯地为了迎合现实，以就业为绝对化的价值导向，把人的某种单一向度的专业技能训练当成人才培养的一般目的，阻碍了人的个性与创造性的发展，使得人最终沦为被纯粹工具理性所占据的“单向度的人”①。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社会适应能力较差，自身的社会认同感下降，普遍表现出迷茫焦虑的心态，乃至使诸多校园案件不断涌现，等等，从某种程度而言，都与大学生素质教育缺失有关。欲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树立素质教育的理念，改革高校现有的课程设置，实现当代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现代化转型②。需要明确的是，这里并不是为素质教育设置“应试教育”这样一个对立面，即彻底取消应试教育；也不是将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对立起来，以素质教育取代专业教育。我们认为，对于高等教育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的专业教育而言，成功的素质教育是以专业素质教育为基础和以非专业素质教育为关键的有机结合，即素质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而非“制器”③。所以，就高等教育而言，重视素质教育，就应将素质教育的思想理念渗透到应试教育和专业教育之中，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④，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总体而言，国内的素质教育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矛盾与问题不断凸显的时代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教育理念以及一系列的实践，它是对当下盛行的功利主义观念下的应试教育和专门化教育弊端的积极回应。因此，探索高等教育工作者如何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提高素质教育质量的新机制，树立正确的课程教育理念以及创新大学课程设置等问题就显得尤为急迫和重要。 一、社会学概论课程的素质教育意蕴 （一）社会学及其研究范畴 社会学是一个具有深厚理论传统和广泛应用实践的学科，并且与其他学科具有天然的交叉渗透特质，显示了社会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独特地位。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和人的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社会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因此，本文围绕其素质教育功能，只作一些基本介绍。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曾说，社会学是对人类生活、群体和社会的研究，是一门令人着迷而欲罢不能的学科。我国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性社会科学。”⑤社会学广泛探讨文化、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互动、社会群体与组织、社会制度、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问题及调适、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等内容。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对于复杂社会一些问题的思考离不开社会学中重要的心智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作为一种思考社会问题的重要的心智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看清世事，并以此区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⑥。因此，具有这种心智品质的人，可以站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上思考、发现现代社会的整体架构，使他们关注有限的个人经验和广阔的社会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即运用自己有限的经验发展理性，清醒地认知社会；同时，把自身置于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整体中，这样才能理解自己的处境和处理当前的困惑，进而把握自身的命运。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所言：“如果你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你将会吃惊地看到，你自己的生活也是多多少少可以预见的。你也将发现，在你寻找和实现个人目标时，社会学知识给你提供了更多的洞见和自由。”①可见，在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与社会处在互相建构与互相型塑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②。因此，作为社会学学科的独特视角和方法论，社会学的想象力让人们从更加广阔的视野看待身处于其中的社会。并且，其蕴含的思考和分析社会的心智品质，可以超越对个体日常行动的狭隘认知，将个体的日常生活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关键结点，发现社会构成中能动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看待社会。社会学的关注领域十分广泛。关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早在１９１７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一书中就指出，个人之间处在不断地相互作用过程之中，由个体的相互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如何相互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如何制约个人的行为。因此，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主要包括角色与人格、价值与规范、权力与制度三个方面③。实际上，齐美尔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观点只是涉及基本层面，由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是由个体和群体在社会结构的影响下塑造而成的，因此社会学涵盖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中观层级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文化，以及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几乎无所不包。 （二）社会学概论课程及其目标定位 社会学概论课程是讲授有关文化、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互动、社会群体与组织、社会制度、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问题及调适、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等知识的一门课程。它作为社会学基本知识，对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进行了高度凝练，集中总结了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运行的机制与规律，通过课程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社会学的想象力，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和个人困扰，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在我国，社会学概论课程主要面向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开设，其课程设置的目标定位与素质教育联系紧密，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１）通过社会学概论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社会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了解社会学的主要功能；（２）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知识理性看待并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提高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的公民意识；（３）为学生今后的个人发展提供有益的导向，增强其适应社会的能力④。由此可见，社会学概论课程具有十分丰厚的素质教育意蕴。 （三）社会学概论课程的素质教育意蕴 首先，教育功能之契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失范理论来看，旧有的社会规范逐渐被打破，社会上缺乏被普遍认同的规则和道德标准，个人和社会都会陷入混乱的状态。在这种“病态的”社会解组状态下，从利益重组的角度而言，利益结构的日趋多元化、利益主体的重新分化，以及利益主体之间的激烈博弈，使得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整体而言，当下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一个突出的方面，表现为个体的行为逻辑透露出鲜明的工具理性色彩。这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主要指的是以功利化思想为主导、以职业化为现实目标导向的应试教育和专业化教育，两者背后隐含的“物化”“齐一化”“单向度”倾向严重背离了素质教育追求基于完整人性基础上的人之全面发展的理念。因此，作为高校素质教育的主要载体———高校课程体系的改革亟须注入新的课程元素。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学科，对于社会（包括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及其社会行为）的研究具有先天的综合性优势。它既以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为研究内容，同时也关注微观层面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互动的机理机制，更有介于日常生活的微观研究和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并有以可观察的社会行动为研究重点的中层理论。因此，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决定了它内在地要求借鉴其他各个学科之所长，同时能够运用其学科内部积淀下来的经典而富于创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分析，既立足于社会整体，紧扣时代的脉搏，又深入社会肌理，探究问题发展的多重背景机制及其背后蕴含的结构性、情境性因素，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综合解决方案。认知社会与适应社会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功能优势对于素质教育理念下提高人的社会适应能力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对置身其中的社会有了正确且相对全面的认知，才会有更进一步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前提；同时，社会学概论课程作为对社会学基础知识与核心思想进行介绍的一门素质教育课程，其功能不仅仅停留在指导学生的社会认知层面，在形成大学生对社会基本认知的基础上，也提供了对大学生自身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层的认知、以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行动的准则，提供了对自身和社会本身的反思层面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乔治•查农（ＪｏｅｌＣｈａｒｏｎ）在《社会学与十个大问题》一书中写道：“大学不仅仅是一个为日后从事职业做准备的地方，大学也必须设定这样一个目标，即为学生提供一种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他们所在社会与文化的教育。从本质上来说，如果大学教育想要鼓励这一更加宽广的理解和认知态度、激励学生提出疑问、进行研究和仔细考察与其所在社会相联系的生活状况，那么社会学就是最重要的学科之一。”①其次，教育理念之契合。无论是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层次来看，还是从社会学强调的心智品质与核心理念来看，都可以明显地发现，社会学所立足的基础在于个体与社会的“结构二重性”关系。这里的个体与社会的含义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是完整意义上的———即自在性意义上的人和完整意义上的作为统一整体的社会。而且，这种社会的完整性亦是基于人的自在性的充分体现。之所以强调人的自在性，是因为它恰恰与素质教育尊重完整个性与创造性以及培养人的健全人格的理念相契合———素质教育的核心要义在于培育人性之完整性，包括个性的完整性与自在性展现、对个性的尊重与道德意识的自觉（而非福柯所言之“规训”）、社会适应能力的系统性与全面性等方面。对此，英国著名教育理论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提到，“教育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五彩斑斓的生活”，各学科之间致命的分离状况，极大地扼杀了现代大学课程的生命力，我们需要教育来向学生展现生活这个独特的统一体②，这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社会学概论课程即是一门能够充分展现作为“独特的统一体”的生活的课程，它与素质教育强调的知识、能力与态度三者相统一的“完整性意味”十分之契合。尽管社会学概论课程只是对社会学精要部分的基本性做以介绍，但其自成一体的体例编排及对于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以及核心理论与思想的梳理和精炼概括，使大学生通过对以个人与社会关系为核心的一系列思考，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促进其对综合素质在自在意义上的完整性理念的体会、内化和实践的达成，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 二、社会学概论课程对素质教育的功能机制分析 （一）社会学概论课程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认知能力 对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是社会学概论课程对于素质教育功能的第一个层面。美国教育社会学家伯格曾经撰文，向人们介绍社会学学科的视野和其魅力所在，他认为社会学的首要的智慧之处在于“它认为世界并非是我们看起来的样子”。社会学的诱惑力在于：它教会我们用一种新的视野和角度来看待我们终其一生所生活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尊贵与卑微、愚笨与聪明、富有与贫困，不管某些事物对个体价值和旨趣的差异如何悬殊，都同样地让我们感兴趣。在伯格看来，社会学更多的像是一种激情，它驱使我们对人类自身的各种问题不断地探究下去③。所以，社会学给予我们看待社会极富洞见性的视角，它促使我们发现和深入探索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即让我们思考究竟什么是社会，自我与社会究竟是怎样联系的等一系列问题。结合素质教育来看，在社会学概论课堂上，我们运用社会学想象力的心智思维，立足于历史与时代的大背景，来思考身处其中的社会，用社会学的观点、理论和方法挖掘复杂社会问题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规律，进而系统地了解社会、认知自我以及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极大地激发大学生探索社会的热情，培养他们的公民责任感与参与意识，从而促使他们思考如何成为人格完善、有责任感的合格公民。这意味着，对于个性的自在性和完整性的养成，以及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塑造，首要的任务就是形成正确的社会认知，即树立正确的社会观，形成对于自我社会角色的正确认知和对于社会的良好的判断力，进而在实践层面上自觉主动塑造自我的社会角色，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反思。因此，社会学概论课程可以帮助大学生把握社会，提高大学生对社会的感受力、观察力、理解力和创造力，增进社会认知，进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囿于篇幅，下面仅就两个方面来做简要阐释。首先，社会学概论课程可以使大学生正确地认识人的社会化，进而提高自身素质。任何社会都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个体的参与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同时，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社会化作为社会学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其含义十分丰富。社会化不仅是一个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内化社会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社会化的过程贯穿于人生的始终①。大学阶段作为个体社会化的一个特殊时期，社会化的主体学习各种知识与技能并不是为了当下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而是为将来需要扮演的角色做准备，所以在大学期间的角色学习与角色转变过程被称为预期社会化的过程②。正确认识社会化，既要看到社会对于个人的文化教化的一面，同时也应看到个人对于社会的调适的能动性的一面。社会化对于个人的综合素质提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技能社会化、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行为社会化和性别角色社会化等几个方面，这些方面的社会化，对于大学生的生活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通过社会学概论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大学生充分发挥自主性与创造性，自觉主动地学习与时代同步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自己的日常生活技能和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遵守社会规范体系，并且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形成正确的认知，有意识地对自身的社会化过程进行自我把握和调适，进而为以后走向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社会学概论课程可以使大学生正确地认识社会角色、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社会化的最终目标在于培养人格完善的社会公民，这与素质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在社会学中，这种合格的社会公民亦可称之为能够胜任多种社会角色的人，即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集。“社会角色（ｓｏｃｉａｌｒｏｌｅ）是指与人们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也是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③角色是社会与个人的集合点，对于大学生而言，正确认识自身的社会角色，社会学概论课程为其提供了以下几个思考角度：（１）社会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即人们在生活中担任的角色取决于其在一定时期的社会地位；（２）社会角色意味着一整套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即所有的社会角色都有与之对应的特殊的权利和义务内容；（３）角色是对于处在特定社会地位的人们行为的期待，这种期待迫使具有某种社会地位的人按照与其角色相符合的行为模式控制自身的行为。从社会角色的角度而言，社会就是复杂的角色互动系统。通过社会学概论课程的学习，对于社会角色有所认知后人们会发现，个人社会角色实际上就是社会互动网络中的最小的纽结。这种社会学基本概念的认知，对于社会角色的人格化与非人格化的辨别、自身社会角色的认知，对于自我的“印象管理”，乃至如何进行自我评价和看待来自他人的评价等方面，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与社会角色密切相关的社会学概念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这两个社会学基础性概念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紧密相关。对于社会分层而言，由于地区、种族、民族、性别和财产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着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化构成社会等级。对于诸多方面因素导致的社会分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可以从财富、权力和声望三个角度考察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中的不平等（即“三位一体”分层模式），这种简洁清晰的分析视角无疑为我们认知社会分层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社会分层的认知，可以联系目前中国当下的贫富差距现象、教育不公平、户籍限制的政策、犯罪的根源及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等问题，从而加强大学生对于社会分层这一极具社会学意味的概念的理解。同时，这种层级分化的本质是一个动态的社会演化过程，每个个体的社会位置及其社会属性在实际的社会运行中都在不断地变化与转化，即社会学中所说的社会流动。可以说，社会流动对于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良性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对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背后的原因和机制的探究和思考，也是社会学概论课程所探讨的重要内容。它能够使大学生明确，在自身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自身社会角色的自我塑造和客观的演变过程，以及这种社会角色不断演变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内在机制，从而使大学生加深对社会本身以及社会大格局下的自我社会角色的认知与理解，提高对社会（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感知度和社会参与度。当然，在社会学概论中涵盖的内容远远不止上述这些，还包括越轨与失范、社会控制与调试、社会趋势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如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的阐释、科塞的“安全阀”理论对于社会问题的双重解释、库利的“镜中我”理论、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等。对于这些概念和理论的学习有助于大学生更好地认知社会与自我，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全面提高其自身素质。 （二）社会学概论课程可以增强大学生的社会判断能力 价值观是对行为提供普遍指导，或是对信念、行动进行评价的参照点，是使人据此而采取行动的一些原则、基本信念、理想标准或生活态度，是人生命追求的价值取向，也是个体或群体人格体系的核心与动力机制。大学素质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形成，帮助学生在成才的过程中先成人，其关键是价值观塑造与信念培育①。社会学概论课程可以在提高大学生社会认知的基础上，进而形成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尤其在面对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可以充分运用社会学本身所蕴含的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与包容性的学科思维，立足于社会整体和社会所处的大时代背景下的具体小情境，以多主体（权力与利益）、多角度、多层级、多元化的视角来分析和思考，不囿于某一文化、某一学派、某一权威的观点，从综合定量的经验研究和定性的人文主义研究视角来感知和把握社会，即看待不同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的一系列观点都要立足于真实、整体和动态的原则来形成指导自身社会行动的思考与价值判断，其背后的逻辑在于承认并尊重个体的完整性与社会的完整性的有机统一。这种由社会学学科内在蕴含的社会判断方式，通过社会学概论课程的学习，可以对大学生包容性人格的形成和成才先成人的素质教育核心价值理念的塑造起到不容置疑的作用。 （三）社会学概论课程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行动能力 首先，通过社会资本和社会交换的社会学概念的学习，正确处理社会关系。在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认知和社会判断之后，社会行动作为个体“嵌入”社会的现实落脚点，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在社会交换中增加其自身的社会资本。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不同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它是存在于行动主体与其他人的联系中并依此获得稀缺资源的能力。所以，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资本能为关系中的个体或群体带来利益。对于在校大学生而言，社会资本的建构不仅对他们未来走向社会有重要价值，而且在学校的生活与实践中其作用同样如此，因此要有意识地建构学校社会资本①。进一步而言，中国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形象而准确地说明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总体上是以自我为中心，按自我与社会连接的远近而与其他人构成“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中国的社会关系不同于西方的团体格局，即每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②。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所主动连接和动用的圈子是不同的，如“家庭圈”“朋友圈”等。中国人的面子、人情和关系网是传统文化渗透下的社会心理及行为特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处处感觉到它们的重要性③。而且这种关系经常是一个时期内的循环和互惠的社会交换过程，如中国社会的“面子”问题，这种循环互惠的社会互动形式（即“人情”），其实质是一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所以，要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可以通过社会学概论课程的学习，增加大学生对自身社会行动的掌控，正确地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意识地通过社会行动（社会交换）来建构自身的社会资本。其次，正确看待自身的社会行动的嵌入性本质。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连接”概念，说明关系的强弱在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以及人与组织之间所发挥的不同作用。社会资本、强弱关系理论是与“嵌入性”（客观行动与主观行动）的概念相联系的④。社会学理论中的嵌入性观点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动都是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而这里的社会结构的实质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这里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固定明确的边界和范围）。所以社会行动的本质亦在于社会关系的嵌入性。只有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信息和关系才是社会行动者在现实生活中最为关注的，同时也是最容易受其支配和影响的。并且，这种互动愈频繁，建立的关系联系纽带愈紧密，愈容易使得互动的效果具有可靠性、可预见性，并避免彼此陌生的行动主体进行交易时可能带来的成本问题。从个人的主体性角度来看，对于大学生而言，既应该看到社会行动嵌入社会结构并为社会结构所制约的本质，更应该主动构建自己社会行动的圈子，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来塑造和延伸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提高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而社会学概论课程恰恰充当了这个桥梁。（四）社会学概论课程可以增强大学生的社会反思能力社会学概论课程不仅仅在提高大学生社会认知，使其形成正确的社会价值判断和开展正确的社会行动等方面发挥素质教育的功能，在更深层面上，对于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反思，无论是在当下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还是素质教育不断向前推进的新时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社会学者认为，在具体的社会学研究中，无论是采用实证主义的定量方法，还是人文主义的参与观察法，缺乏反思性的研究，都无法理解具体情境下的实践的本质性特征，即研究的主客体之间的真实关系及其对科学实践的决定性影响⑤。可见，反思与社会学研究十分重要。对于大学生而言，反思社会与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同样非常重要。一如杜威所言，反思的过程即探究或问题解决的过程。反思性作为一种复杂的高级心智能力，亦体现了人的心智的自主性。通过反思对于既有的社会认知进行再次审视与质疑，其目的在于扩大社会知识的范围，在自身与社会的“嵌入性”的社会行动过程中，不断地总结与反思，可以增强大学生自身对社会认知判断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可靠性。那么，究竟该如何进行反思呢？由于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强调基于客观而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来分析和思考社会问题的学科，并且事实上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不是单一因素所导致的，所以，大学生对于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反思，必须有意识地将社会的诸多方面联系在一起进行系谱（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式的思考，而不是盲人摸象一般地割裂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发生机制，对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想当然地进行片面零碎式的思考；同时，正是因为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也不能疏忽一些“理所当然”的基本假设（如“东方与西方”的基本假设、“全球化语境与中国语境”的前提等），因为这些都构成了对于社会思考的背景知识，因此对社会反思至关重要①。通过社会学概论课程的学习，大学生就可以获得这种反思能力。另外，由于社会学研究对象（人与社会）本身的结构和性质的特殊性，以及研究者本身具有思想、价值观念、精神世界等，必须在反思中不断把握其对象，并在把握对象的过程中，通过主客体间的互动，即“互为主体性”，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自己和身处其中的社会，并带着这种反思性主动调整自身与客观对象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由社会学概论课程带来的这种互为主体性的思考方式对于大学生看待与反思社会同样具有借鉴价值。同时，对于社会的反思亦有利于从更深层次上增强自身的社会认知与社会行动力，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结论 任何社会认知与行为都具有社会性的底色，对其的把握都离不开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将社会学概论课程与大学生素质教育相结合，对于提升大学素质教育水平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创新大学生素质教育培养机制的积极探索。综上，社会学概论课程具有深厚的素质教育意蕴，两者在理念上和功能上有着非常高的契合度。社会学概论课程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行动与社会反思的能力，培养大学生基于完整个性前提下的理解力和创造力，提高分析和评价社会现象的能力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大学生的整体素质得以提升，让大学生更好地认识社会与适应社会，最终使大学生在成人的基础上全面成才。 作者：徐祥运 刘洪佐 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知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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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18-05-24 04:28:05",社会运行视角与社会学分析,2018/1/31,243,早在20世纪末，社会运行理论就已经提出。截至目前，与上述理论密切相关的各领域实践也呈现了突显的转型与改进。因此可见，本土化分析在客观上不能缺少社会学以及社会运行视角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支撑，而建立于本土化之上的新型理论也能全面折射出当前现有的……,"早在20世纪末，社会运行理论就已经提出。截至目前，与上述理论密切相关的各领域实践也呈现了突显的转型与改进。因此可见，本土化分析在客观上不能缺少社会学以及社会运行视角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支撑，而建立于本土化之上的新型理论也能全面折射出当前现有的真实状况。通过开展本土化分析，应当能切实转变现阶段的整体观念，针对转型期的各领域状况予以深度探究。本土化分析如果要突显其自身应有的指引性以及前瞻性，那么有必要致力于吸纳全新的本土化要素，确保其符合世界眼光以及我国当前现实。 1探析现阶段的社会运行状况 截至目前，社会运行理论整体上趋向于更高层次的成熟度，本土化分析与社会运行视角之间的相互结合有助于体现整个分析流程具备的客观性，确保其符合当前阶段的社会真实状况。从社会运行特有的视角着眼，应当能给出可行性相对更强的本土化分析。具体来讲，建立于社会运行前提下的现状分析涉及到如下。 1.1社会运行受到的政策影响 从基本特征的视角来看，社会运行在根本上不能欠缺相关政策对其提供根本性的指引。与其他要素相比来看，政府政策体现为更深层次并且更为广泛的强烈影响，对此有必要致力于全方位的深入探究。近些年以来，与当前社会现状密切相关的各类基本政策都在致力于全方位的改进，其中典型为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以及依法治国等。因此可以得知，社会现状在根本上受到了上述政策影响，而政府政策在这其中突显了关键性以及核心性的指引价值。例如，有关部门在着手推进个体经济的状况下，针对现阶段的国企也在致力于实现全方位的转型与优化。受到国企改革带来的强烈影响，国有经济整体上呈现了更高层次的活力，而与之相应的影响范围也在迅速表现为扩大趋向。为适应当前现有的市场变更，针对国企改革尤其需要致力于突显其多重效益，而上述举措不能欠缺科学发展观作为最根本的支撑。因此，宏观政策以及当前社会运行应当紧密结合成为整体，相关政策体现为基础性的价值。 1.2社会运行受到的经济影响 与计划经济相比，当前现有的市场经济在根本上体现为多样化的优势，其中关键涉及到优化调配各项市场要素，同时也要致力于全方位的市场化改进。受到市场化带来的强烈影响，当前社会运行表现为更高层次的复杂性，在这之中也包含了繁杂的多层次信息。社会运行如果脱离了市场化作为整体性的背景，则会存在较大可能表现为失衡的趋向，这是由于市场化在客观上有助于多层次资源的优化调配。近些年以来，有关部门正在着手进行放权简政的举措，然而根源仍需建立于灵活性的市场建设以及公共建设，确保市场在上述的全过程中都能占据核心性与主导性的位置。 1.3社会运行受到的网络化影响 在当前状况下，网络化以及信息化正在全面融入现阶段的社会整体运行。受到上述要素带来的影响，网络技术渗透于各行业的日常生产，民众平日生活也不能欠缺网络化为其提供支撑。借助网络化的途径与措施，对于实时性的日常交流就能增强其便捷性，进而全面体现了广泛性与便捷性的网络传播。近些年以来，有关部门都已认识到了信息化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对于当前现有的信息化平台予以全方位的拓宽。通过借助信息化平台，对于正向能量予以全面传递，进而确保民众都能真切感受到当前政策给自身带来的整体改进。与传统模式相比，建立于信息化之上的网络手段融合了多层次的全新技术优势，据此就能探查深层次的民意与民情，针对整个社会具备的协调性也能予以全方位的提升。例如，有关部门在创建微信群或者QQ群的前提下，应当能与特定范围或者特定行业的民众开展实时互动，此项举措有助于拉近彼此的心灵距离，同时也增强了民众针对特定政策的认同度。 2本土化分析的具体路径 从根本上来讲，本土化建设与当前现有的社会学根本原理具备内在性的联系，针对社会学有必要将其适用于本土化，唯有如此才能突显社会学具备的更高层次价值。在目前状况下，现有的社会状况以及民族文化正在呈现多层次的演变趋向，而此种现状与本土化应当融合成为整体。未来在实践中，针对社会学本土化的整个演进历程还需着手进行如下相应的改进。 2.1关注整体性的社会利益 社会利益本身具备整体性的突显特征，因此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整体利益型的本土化社会学也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长期以来，民众以及有关部门都在关注整体利益，尤其是涉及到相对较大的事件。因此可见，如果欠缺了全方位的民众参与，那么很多领域将会倾向于滞后性，同时也埋下了潜在性的隐患。近些年来，历经全方位的改革转型，民众正在倾向于接受并且认同最根本的社会观念。这是因为，改革开放本身就建立于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其中包含城市化以及其他相关进程。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如果要致力于实施较大规模的项目工程建设，那么上述举措也不能缺少整体利益为其提供根本性的保障。只有在汇聚民众利益的前提下，民众应有的整体利益才会拥有最根本的保障。 2.2健全政府主导 政府政策在当前现有的社会建设中占据关键地位，然而近些年以来，市场化以及宏观调控这两项要素正在实现日益紧密的全面结合。从本土化的视角来看，政府主导型应当构成典型性较强的一类本土化模式。具体来讲，政府主导型指的是针对特定阶段的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及其他建设都要将政府视作最关键的主导性要素。在此种模式下，政府指令应当构成不可或缺的要素，其中涉及到政策修正、特定领域的变革以及改革等。在社会运行中，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创建完善度更高的市场体制，上述举措突显了市场具备的价值所在。但从根本上来讲，当前社会较大程度仍依赖于政府，在此前提下突显了政府主导的关键性。因此可见，如果欠缺了宏观性的纲领与政策，那么将会欠缺整体性的运作能力，此种现状也无益于推行或者贯彻当前现有的各项政策。此外，从双面性的视角来看，集中度过高的政府力量存在较大可能将会削减其他相关力量，尤其是涉及到民间活动。因此为了着手加以改进，政府在当前阶段就是要促进良性运行，对于潜在性的民间活力也要予以深度挖掘。 3构建和谐度更高的家庭关系 在本土化分析中，伦理本位应当构成核心要素，在此前提下创建了家庭伦理主导的新型社会关系。长期以来，宗族与家庭都受到了民众对此的关注。探究其中根源，就在于民众信仰光宗耀祖，因此针对家庭伦理给予了较高层次的关注。具体在开展各项日常行为时，家族利益以及家庭本位也应当被视作关键性的出发点。人们如果遇到特定类型的利益评判，通常都会倾向于家庭伦理，并且将其视作关键性的着眼点以及出发点。从当前现有的状态来看，家庭伦理应当被置于核心性地位，据此才能健全当前现有的本土化模式。例如近些年以来，外出务工的趋向正在变得更加突显，然而与之相应的留守老人以及留守儿童却占据了更为显著的比例。在当前农村中，上述现象已经构成了不可忽视的现象。受到市场化带来的影响，现阶段的家庭关系正在遭受潜在性的强烈冲击，其中涉及到多样化的利益纠纷，整体性的家庭关系因此也增添了多层次的复杂性要素。因此可以得知，针对家庭关系以及物质利益应当致力于创建深层次的平衡。也就是说，人们不仅要关注浅层次的物质利润，同时更要关注精神层次的要素。反之，针对财富与金钱价值如果表现为过度追求的趋向，那么将会由此而失掉价值平衡，对于良性的社会运行也增添了阻碍。作为有关部门来讲，针对社会民众就要予以全方位的指引，确保民众都能具备更为健康并且更加积极的全新伦理价值。 4其他分析要点 除了上述分析要点以外，针对礼仪型以及等级型的社会也要着手加以全方位的分析。早在古代阶段，等级社会就已形成。截至目前，社会礼仪以及社会等级仍然构成了典型性的现代社会要素，据此就能维持整体性的民众和谐以及社会稳定。截至目前，等级理念整体上看来已趋向于显著弱化。然而不应当忽视，当前在民众现有的理念中，等级意识仍然构成了潜在性的要素。实际上，倡导行业礼仪以及家庭礼仪等各项礼仪的做法应当是值得倡导的；然而与此同时，针对某些潜在性的等级意识就要予以适度的弱化，杜绝其表现出来的不良影响。例如，当前阶段的等级体系包含了户籍制度，然而从根本上来讲，城乡居民由于拥有了各异的户籍状态，因而表现为强烈的身份区隔状态。究其根源，就在于封建等级以及其他潜在性的封建理念仍然呈现了残余状况，进而萌生了当前全新的等级与身份区隔。如果要从源头入手来杜绝身份区隔并且消除其中的差异性，那么有关部门有必要重新优化现阶段的社会分层，唯有如此才能着手健全现有的社会分工模式，对于潜在性的封建残余进行全方位的去除。 5结语 经过综合分析可以得知，本土化分析以及社会学应当是不可割裂的，二者应当紧密衔接在一起。然而实质上，社会学本身包含了复杂性较强的多层次社会原理，其中关键落实于本土化的社会运行视角。从现状来看，本土化分析与社会运行视角正在实现多层次的相互融合，但从综合性来讲并没有真正实现完善。未来在本土化分析的实践中，有关部门及其人员还需致力于归纳经验，运用多样化的途径与手段来完善本土化分析，避免其表现为偏差的不良现象。 参考文献 [1]郑国强,刘露,杨小竹.新媒体技术给广告带来的巨大影响[J].艺术科技,2016,12(11):15-20，32，127. [2]常敏.社会运行视角与社会学本土化的关系[J].黑河学院学报,2016,7(7):46-47. [3]董辉.探讨社会运行视角与社会学的本土化[J].科技资讯,2016,14(1):143-144. [4]许晓芸,王力平.本土化的社会学如何可能—《社会学概论新修》各版次的比较与思考[J].前沿,2016(3):63-67. [5]赵雪梅,王改改.小额贷款公司运行机制创新研究—基于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协调发展的视角[J].会计之友,2016(2):29-31. [6]刘佳.社会系统分析视角下的教育政策运行动力机制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5(11):34-39. [7]李强,张莹.社会运行视角与社会学的本土化[J].社会学研究,2015,30(5):24-35，242-243. [8]谢坤.社会运行中的“潜规则”研究—一种社会学的视角[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6):225-227. [9]卢元镇,于永慧.给体育社会学一个准确的学科定位[J].体育科学,2016(4):3-8. 作者：徐建 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言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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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018-05-24 04:28:10",班主任工作的几点哲学思考,2018/1/18,332,"摘要：学校的各项管理工作都得依靠班主任这支管理队伍去完成。但繁杂的管理工作有时往往让人头疼。要想把此项工作干得得心应手，还得学好哲学知识，用哲学思维去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将从以下哲学观点入手对班主任工作进行相关思考。 关键词：班主任；哲学；……","摘要：学校的各项管理工作都得依靠班主任这支管理队伍去完成。但繁杂的管理工作有时往往让人头疼。要想把此项工作干得得心应手，还得学好哲学知识，用哲学思维去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将从以下哲学观点入手对班主任工作进行相关思考。 关键词：班主任；哲学；思考 在当今社会，学校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高中阶段在校学生多、工作杂、任务重、期望值高，给学校教育带来巨大压力。有人说：“学校工作万根线，落到班主任一根针”，此话不假。学校的各项管理工作最后都得依靠班主任这支管理队伍去完成，导致班主任充当角色多且任务繁重，所以很多老师都不愿意担任班主任。事实上万物都有两面性，繁杂的工作带给我们压力，但只要不断学习总结，寻找正确的方法来减少烦恼。因为工作中需要有哲学思维去指导我们。结合自身14年的班主任工作经历，得出如下思考结果。 一、做好班主任工作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学生学习生活中难免犯错误，需要班主任出面解决。这就需要班主任做好调查研究，用事实说话，不能冤枉每一个学生，绝不能主观臆断是非，武断地做出处理。否则学生要么当面反抗，要么口服心不服，给日后的管理种下祸根。因此这就需要班主任在日常工作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凭借“刻板印象”来评价学生，进而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二、在学生的教育引导过程中要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青少年学生成长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必然在一定时期存在叛逆心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正好说明学生内心很恐惧，迫切地想有人指点迷津。这时班主任老师应该从多方面观察了解学生找原因，加强和学生的心理沟通，帮助学生化解心中的疑虑，引导其健康成长。因为学生的年龄较小，因此在对事物的客观认知上一定与成人有所差异。班主任在引导学生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依据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切不可拔苗助长。 三、在评价学生的时候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善于抓主流寻找其闪光点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的工作对象作为受教育者求学者，本身就是一群懵懂的孩子，身上有各种优点缺点很正常。所以我们在评价学生时不能一刀切，而应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看他身上的主要方面，及时发现并表扬他们的优点，并寻找合适的时机指出其缺点帮他们改正。有时候优点恰恰也是学生的缺点，缺点也是学生的优点，因此班主任在培养学生时一定要格外注意。例如，一个学生很乖巧看似是优点可能就会缺乏个性，有的学生不循规蹈矩常常是富有创造力，这需要班主任进行充分挖掘。 四、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抓住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俗话说“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学生性格、心理、特点、学习基础和努力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要坚持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特别是对于违纪学生要根据其性格特点和犯错程度采取恰当的处理方式和力度。不问青红皂白一刀切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给日后管理工作带来难度。由于学生的心理特点不同，成长环境也不同，因此当某些学生犯错误时，教师应该进行分类、分批进行不同模式的教育，让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转化。 五、在处理复杂的问题时要学会集中解决主要矛盾，抓重点抓关键环节 “牵牛要牵牛鼻子。”针对班上的违纪现象，教育处理时，不必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只需要抓好重点典型，形成威慑力。对于从早到晚的常规秩序，我觉得主要是在关键时间段关键地点，比如早操到位、午休开始后的20~30分钟、三餐时间的教室、课外活动时的宿舍内等狠抓学生习惯。其他时间段采取不定时检查，让学生形成自发的好习惯，并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六、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要坚持发展的观点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们的学生从进校时的一群毛孩子经过在学校三年时间学习，必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进步。有些学生成绩大幅提升，有些学生学会了为人处世。所以我们老师要及时发现并表扬他们的优点，让他们树立自信和自律。鼓励可以让学生具备自信，同时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有利于让学生更加全面地发展。同时教师也应该用发展的角度看待学生，不能一味用老眼光看待学生，这样会打击学生积极进取、用于表现的信心。 七、班主任工作要注重量的积累，促成质的飞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好班级需要好老师带领，好班不是一天两天能建设好的。刚进校的学生一无所知，从进校的第一天我就认识到要从点点滴滴开始积累。从第一次清洁扫除手把手教学生拖地，到每一次班会、运动会、合唱比赛，我都和他们在一起拍下他们的热烈场面。到每一学年结束时制作成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班级视频。到高三毕业前再次放给同学们看，这让他们很感动。让他们有了一份美好的回忆。综上所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使班主任工作更加得心应手，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多思考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学生管理工作效果必将提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杨志高.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J］.甘肃教育，2015（16）. ［2］罗锋艳.新课改背景下的班主任队伍建设［D］.华东师范大学，2005. 作者：王兵 单位：重庆市巫山县官渡中学",哲学思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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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018-05-24 04:28:16",谈韩非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2018/1/18,378,[摘要]韩非在探讨治国理政时从天道自然观、社会历史观、矛盾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创新。韩非天道自然观是用“理”来阐释“道”，强调万物各异理、稽万物之理，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差异。所以，他要求认识差异、尊重差异，依据差异采取差异化的方法……,"[摘要]韩非在探讨治国理政时从天道自然观、社会历史观、矛盾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创新。韩非天道自然观是用“理”来阐释“道”，强调万物各异理、稽万物之理，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差异。所以，他要求认识差异、尊重差异，依据差异采取差异化的方法。韩非的社会历史观受其天道自然观的影响，是按不同历史阶段对应不同治国理政之理。韩非的矛盾观意在强调事物的非完美性，要求客观地看待事物的优缺点，充分发挥事物的长处弥补其短处。 [关键词]韩非；管理思想；哲学基础 韩非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关注国家社会如何组织、如何管理，其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一般哲学要概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也存在于管理领域中。”[1]韩非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管理”这一概念，也没有专门针对管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作哲学的探讨，但是韩非对治国理政从注重民心、效率、功绩、参验（监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创新，这些理论上的构建指引着韩非管理思想的构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管理哲学。“所谓经营管理哲学，即经营管理的指导思想和这种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2]深入分析和系统梳理韩非管理思想的理论依据，可以更好地理解韩非管理思想的理论逻辑，更清楚地了解韩非管理思想从何处来、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也可以为分析为什么解决得好或者解决得不好作更深层次的探讨。具体而言，韩非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包括天道自然观、历史观、矛盾观三个方面。 一、天道自然观 天人同构是先秦诸子共同的思维方式和一以贯之的总原则，先秦诸子都以“天”“天道”或者“道”作为各自学说的思想源泉。可以说，天道自然观是先秦诸子共同的宇宙观。韩非的天道自然观批判地吸取了先秦诸子各家的思想资源，尤其是老子的思想，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天道自然观。韩非天道自然观是用“理”来阐释“道”。“理”是具体事物的特点与规律，“道”是万物之理的汇合。“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韩非子•解老》）万物之理互不相倾，尊重、汇集万物之理，依万物之理行事，则是道。蒋重跃认为，韩非理解之道是“万物之总体，理则是个体，道是大一，理是小一”[3]。陈鼓应认为，在老子的哲学中，道有三层含义，即实存意义上的道、规律性的道、生活准则的道。在韩非的哲学中，道的含义相对简单，即汇合万物之理，于是，从道的角度看，自然万物是不断变化的，且永远处在变化流转当中。韩非将“道理”作为一个专门词汇使用，强调要因循事物之理。《韩非子》全书中共出现“道理”一词11次，其中《解老》篇出现9次，《喻老》篇出现1次，《难势》篇出现1次。“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无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势尊，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韩非子•解老》）可以说，韩非天道自然观的核心命题是“缘道理以从事”，这个道理不是具体某个事物的道理，而是万事万物的道理，是治国理政中各个要素的道理。韩非的天道自然观想要表达的是，要像尊重天地万物不同道理一样，尊重治国理政中各个要素的道理。韩非强调万物各异理、稽万物之理，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差异。所以，他要求认识差异、尊重差异，依据差异采取差异化的方法。既然一事一理、一物一理，就应该一事一法、一物一策，这显然与老子的天道自然观不同。比如，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在老子的逻辑中，不争是水之道，也是落实到人生层面的方法，做人、治国要学习水的“不争”精神，这就是援自然之道以入人道。而韩非则不然，他认为水与治国有异，水之理与治国之理有异；自然之道与人道的共同之处就是尊重差异，因物成法。“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韩非子•大体》）人道也是自然之道。一方面，人事与自然万物同等，治国理政与天地运行、江海涌动、云行雨施一样，都有其理；另一方面，有事之理都是自然生成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决定人荣辱成败的是能否认识并遵循自然生存之治国之道理。天地运行、江海涌动、云行雨施等是有形的，不间断地给人施加压力，在自然崇拜的蒙昧时代，人们对有形的自然怀着敬畏之心。治理国家体现在所有人的主观言行当中，虽然受客观规律的制约，但是治国理政的客观性往往被人行为的主观性所干扰：当取得成绩时，往往是归功于个人的丰功伟绩，而不是对客观规律的遵循；当遭受失败时，往往归罪于个人的无能与失职，而不是对客观规律的亵渎。韩非的天道自然观使人深刻意识到治国理政的自然规律，要求君主认识并遵守这一规律。这对于掌国者来说，无疑具有启蒙意义。“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韩非子•大体》）如果像尊重天地万物一样尊重治国理政，认识治国理政之理，那么就能实现国家富强。人的主观思维如果从认识万物之理的角度出发，从探寻治国之理的角度出发，那么人的思虑动静都是轻松的、有效的、有益的。“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韩非子•解老》）相反，人的主观思维，如果背离客观的治国理政之道，人的动静思虑就背离了天聪、天智，思虑越多祸害越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韩非的天道自然观是对老子天道自然观的超越。老子主张师法自然、引天道入人道，赋予了人道以天道之规律，使治国理政有章可循；但是老子以“水道”喻“治国之道”的思路被韩非所超越。从韩非的思路出发，水与治国分属不同之事物，具有不同之理，应遵循各自之理，如果以水之理来理解治国之理，有如以牛之理来理解马之理；就算水与治国有共同之处，那也是某个局部的共同之处，就其整体而言，各有其理。韩非提出探寻万物各自之理，汇集万物之理，遵循万物之理，这就是其所谓的道。这就是将治国理政当作一个独立事物对待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不是将其等同于另一个事物，以他物之理附着于其上。这是独立探寻治国理政内在之理的开端。治国理政的各个要素，君主、臣民、战争、霸王，都有各自之理，深刻认识各自之理，并使之从属于治国之道，于是自然和谐的强国之道就形成了。宋洪兵说：“先秦诸子之所以追求自然化的社会秩序，根本原因就在于天和谐有序的品格与社会治理的政治原则在基本精神气质上具有相似性。他们普遍相信，政治治理的根本依据和价值基础在于‘天’‘道’或‘天道’，‘政治法自然’正是社会信仰的思想结晶。”[4]虽然韩非与其他诸子的天道自然观的理路不同，但是，追求万物各处其宜、自然化的社会秩序，则是没有分别的。 二、社会历史观 韩非的社会历史观受其天道自然观的影响，是基于其天道自然观的阐发与应用。韩非的天道自然观强调万物各有其理，可是物并不是完整而不可细分的整体，而是可以再分、细分的，且细分之物伴随着细分之理，其社会历史观就是细分之物与细分之理的体现。以治国理政为例，治国理政是区别于天地万物的独立事物，可是治国理政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按照历史先后顺序，有不同时期的治国理政，分别遵循不同的治国理政之理。“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韩非根据历史先后顺序，将治国理政分为上古之世的治国理政、中古之世的治国理政、“当今之世”的治国理政，并指出三个不同时期的治国理政有不同之理，如果不加以区分而视为一体，就会成为守株待兔式的笑柄。社会历史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历史片断，不同的历史片断又有不同之理，所以不同历史片断的治国理政之法是不同的。这就是韩非社会历史观的基本出发点。韩非着眼于天下大治而著书立说，并不只停留在将治国理政细分为三个阶段，对“当今之世”之理作出判断，服务于治国理政才是其社会历史观的归宿。当然，“道理”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结果，一方面，理是对客观存在事物的客观情况的认识，要能反映客观事物本身；另一方面，理是认识主体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应，其结果受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影响。理能否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取决于对客观事物的了解程度以及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能力会直接影响到治国理政政策的质量和效果。“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韩非对其所处时代作出了以下几点判断：第一，争于气力。“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韩非认为在战国末期诸侯国之间霸王之争是力量之争。他关注了“争于气力”的社会现象并分析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韩非子•五蠹》）说明行仁政已经不能立足于天下了，必须施霸王之政以扩充实力。第二，财寡民争。“当今之世”的客观现实不仅仅只是由国家间竞争方式这一个方面决定，还包括了社会风气，民心民性等。“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韩非子从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增长的角度剖析造成财寡民争的根源。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人口增长与民争都是“当今之世”的社会现实，并且在财富数量既定的前提下人口增长会导致人均财富分配量的减少也是事实。但是，韩非的这个结论却存在自相矛盾之处。韩非在《五蠹》篇中提到了另一个事实：“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五蠹》）说明“当今之世”的县令在物质方面强于古之天子，这也说明“当今之世”的财富比上古之时要更为丰沛。因此，如果单纯只是从财寡的角度解释民争，显然有矛盾之处，难以解释得通。民众之争既有财富多寡的原因，也存在民心民性的原因。第三，民骄于爱而听于威。韩非在论及古今异俗、仁义不用于今时，特别强调了父母之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与功效，与上古之时德行天下不同，当今之世“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韩非子•五蠹》）正因为民众骄于爱、听于威，所以仁爱于治国齐家均无益。人固有欲利之心，但是程度有别，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欲利程度是不同的。到了战国末期，民众的欲利之心不断膨胀，以至于恃爱而骄，而丧失了《诗经》所述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感恩之情；面对如此民心民性，只有官吏的威严才能使民众整齐划一。“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韩非子•解老》）社会变迁、人事更替、个人传统道德修养退化，人们交相争利，争于力，这便是韩非对其所处时代的总体判断。 三、矛盾观 韩非的矛盾观主要是通过一则寓言故事展开而来，这则寓言故事在韩非的著作中出现过2次。两次的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只是述事方式稍有不同，运用的场合与需要说明的问题也不同。两次的内容分别如下：“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韩非子•难一》）“客曰：‘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韩非子•难势》）两次出现的寓言故事强调“不可两立”“不可同世而立”的矛盾表现形式。林存光认为：“韩非通过这则寓言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事物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性……韩非将对立双方‘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绝对化，而期望君主在势不两立的政治矛盾和斗争中以强权取胜。”[5]韩非并没有将君臣关系对立，他看到了君臣关系存在冲突的一方面，如“臣利立，主利灭”，但此处的“臣利”并不是指正当利益，而是臣子违法获得的不当得利；韩非也强调君臣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强调霸王之业需要君臣俱力。韩非的矛盾观意在强调事物的不完美性，要求客观地看待事物的优缺点，并充分发挥事物的长处而弥补短处，也是为构建其“法术势”并用的法治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四、结语 韩非的哲学思想是其富国强兵思想和法治思想的基础。韩非从其天道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出发，对当时的时代特征作出的判断是大争之世、争于气力，所以，各诸侯国应务于富国强兵；他从其矛盾论出发，认为权势、大臣、民众都各有其优势和劣势，需要用法治的方式，发挥各种治国资源的优势，避免其劣势。韩非的哲学思想是韩非学说的基础，对于提高当时的管理效率非常有指导意义。当然，韩非哲学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也不仅仅限于这些内容，还可以进行更深入、更全面地梳理。 [参考文献] [1]杨伍栓．管理哲学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2]熊礼汇，茅穗穗．韩非子与现代管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 [3]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0：162． [4]宋洪兵．韩非子政治思想再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20． [5]林存光．韩非的政治学说述评[J]．政治学研究，2004（1）． 作者：周四丁 刘于雅",哲学基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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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018-05-24 04:28:17",哲学教学中的案例选择与运用,2018/1/18,375,"摘要：案例分析法是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方法，是哲学教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案例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哲学教学的成败，因此，要精心选择与运用哲学教学案例。 关键词：哲学；教学；案例 案例分析法是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方法。由于哲学具有抽象性、概括性、逻……","摘要：案例分析法是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方法，是哲学教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案例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哲学教学的成败，因此，要精心选择与运用哲学教学案例。 关键词：哲学；教学；案例 案例分析法是以案例为核心的教学方法。由于哲学具有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的特点，使其适宜运用案例分析法开展教学。在哲学教学中通过案例可以让学生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增强课堂的教学效果。在案例分析法中，案例的选择与运用关系到哲学教学的成败，因此，要精心选择与运用哲学教学案例。 一、案例的选择 教师要搜集、整理和加工案例，使之切合哲学的某一主题，达到教学目的。选择什么样的案例关系到哲学课堂教学的效果，教师要广泛搜集案例，即使是同一主题也会有许多案例，因此对诸多案例要进行筛选、去粗取精，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选择的案例要以真实性、典型性、启发性、导向性和可推广性为标准。1.案例要具有真实性案例真实才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特别是身边的人和事更能引起学生的好奇心，提出的问题也能引起共鸣。真实的案例可以把现实生活带入课堂，让我们的哲学学习不再是空中楼阁，不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案例要选择真实的、本地的、身边的好人和好事，通过案例分析满足学生关注生活、了解社会的现实需要，使学生学会理论联系实际。2.案例要具有典型性案例的选择要典型，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案例可以是具有独特个性同时又能反映社会本质的典型人物或事件。这些典型人物或事件可以超越时代的局限而具有某种永恒的性质，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长效性。选择案例时要求内容要严谨，要有针对性，要符合所讲的教学主题，要紧扣教学内容。3.案例要具有启发性案例的选择要能启发人的思维，要能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引导他们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生动活泼地学习，自觉地掌握科学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选择的案例要有吸引力，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能鼓励学生主动地探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积极地参与问题的解决，形成师生交流与对话的启发式教与学。4.案例要具有导向性由于哲学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通过哲学学习，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因此，哲学案例的选择既要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又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哲学的引领作用，也唯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才能对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因此，案例的选择要具有导向性。5.案例要有可推广性案例的选择要有可推广性。案例要能丰富和拓展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学习与研究案例能起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作用。哲学的学习是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的过程，因此，选择的案例要有延伸性、可推广性，让学生可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 二、案例的运用 案例的运用体现在通过呈现的案例让学生在哲学课堂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以达到启发学生思维、使学生学会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目标。案例的运用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提出问题首先，教师要将精心选择和准备的案例提供给学生阅读，给学生一定的时间做好充足的准备，让学生了解案例发生的背景、发生的过程及结果。课堂上教师还可通过分组讨论、合作探究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深入阅读，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导学生多角度、多层次对案例进行思考与探索。其次，教师也要拟出一些有价值的、有意义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的方向，并让学生根据相关资料准备好发言提纲。2.分析问题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围绕案例开展分析和讨论，鼓励学生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观点。案例分析法成功的关键在于激发学生主动思考，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交流与讨论。实施时，教师可通过组织分组讨论或自主发言与轮流发言相结合的方式，激发更多的学生参与讨论，尽可能多地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通过精心设计的一个或几个有层次的问题，引导学生依据一定的理论知识，或做出判断与分析，或作出评价，或提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意见等，引导学生从个性到共性、从具体的案例到概括总结出抽象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提升自己的自主学习与思考的能力。以菲律宾马克坦岛纪念碑为例，让学生分析航海家麦哲伦被菲律宾人视为侵略者，拉普拉普会成为菲律宾的民族英雄的原因及理由。学生发言会有许多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无论观点对与错，教师都要积极鼓励学生去表达、去参与、去主动思考。3.解决问题最后，教师要及时进行点评与总结，以增强教学效果，达到教学目标。一方面，通过教师的点评可以加深学生对案例的理解与巩固知识要点，保证教学质量，提高共识。此时，要求教师要有高度的驾驭材料和分析材料的能力，能高屋建瓴地指引学生认识事物的立场、角度，学会多角度、多方面认识事物，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以菲律宾马克坦岛纪念碑为例，教师在收集学生的观点之后，引导学生认识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往往因人而异。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需要不同，认识事物的角度不同，所站的立场不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就不同。另一方面，教师要及时进行总结，使学生的学习得到升华。可以进一步挖掘材料提出我们应如何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分析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麦哲伦是一位著名的航海家。这说明只有符合客观规律、自觉站在人类利益立场上才能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教师要运用精心选择和准备的案例与教学内容，将二者紧密结合，让学生了解事实，学会思考和客观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使案例既能服务于教学内容与教学对象，又能反映出一定的共性或规律。通过案例教学把晦涩难懂的哲学道理用简单具体的案例呈现出来，使哲学课堂更富有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汪小云.案例教学法，使哲学课堂焕发活力［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 ［2］路小波.探究案例分析法在唯物辩证教学中的应用［J］.科教文汇，2016（9）. 作者：雷芳 单位：广东省湛江市第四中学",哲学内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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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18-05-24 04:28:20",哲学思想对经济发展的启示,2018/1/18,258,【摘要】儒家经典之作《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体现。《论语》内容包罗较广，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阐述《论语》中蕴含的人生观、价值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及“仁”……,"【摘要】儒家经典之作《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体现。《论语》内容包罗较广，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阐述《论语》中蕴含的人生观、价值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以及“仁”的哲学思想，浅析这些哲学思想对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以供参考。 【关键词】《论语》哲学思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一、《论语》简介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其儒家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是一部极为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主要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全书二十篇，内容广泛，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仁”、“礼”、“中庸”等思想。文中语言简要精练，或循循善诱，或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或侃侃而谈。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论语》一直是中国人的必读之书。 二、《论语》中的哲学思想 （一）人生观、价值观思想 人生观是对人生荣辱、生死、苦乐的看法，价值观则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原则与标准。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孔子在《论语》中对“君子”与“小人”的明确界定。在市场经济的新时代，一些优秀的企业家践行孔子“君子之义”的思想，确立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经济建设起到了支撑作用。如飞鹤乳业董事长冷友斌先生，他领导的飞鹤乳业始终将婴幼儿成长的食品安全责任放在第一位，从而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成为少数能独善其身的乳企之一，彰显了飞鹤及其领导者坚持以诚信为本的经营价值观念，始终不忘履行企业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以责任、道义为导向的价值观为保障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的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只有企业及其经营者坚守“君子之义”，才不至于沦为以牺牲大众和社会利益来获取资本的逐利狂和守财奴，而是将其生产活动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社会整体进步结合起来，积极投身如改善社会就业问题，引领教育、科技发展等公益事业中去，达到企业成长和社会价值创造的互惠。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实践、真理、认识的思想与《论语》中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子曰：“君子不器。”孔子以为，君子应当博学多识，主动思考，不局限于某一方面，如此方可通观全局，担起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其中蕴含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一思想，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思想。企业在经营发展中也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如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所说“君子终日乾乾”，就是要不断颠覆自己，以创新推动企业发展，引领经济社会的建设。新时期经济活动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改革的尝试和探索有很多，如共享经济、“互联网+”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科技与经济模式的创新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带来巨大便利，也推动着中国核心竞争力的显著提升。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知识的迭代会越来越快，只有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面调动创新创造能力，中国经济才能更稳固地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仁”的哲学思想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观念。因此，“仁”的思想在《论语》一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论语》中“仁”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如下：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克己复礼为仁”这与当今时代倡导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提高人民生活幸福值的理念是相吻合的。而在孔子和谐仁爱思想的指导下，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基于和谐仁爱思想的指导，经济建设活动中能够呈现出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在“仁”的这一理念指引下，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更加凸显，如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先生，33年累计回馈社会捐赠70亿，其慈善事业推动了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仁爱思想不仅体现于社会中的人，还体现在社会环境，孔子提出“万物仁爱、万物和合”“不时、不食”，反对破坏自然繁衍，竭泽而渔等生态思想，提示我们在建设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与自然和谐相处，避免环境的过度破坏。 三、《论语》中哲学思想对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树立远大的理想与目标，以大局为重，将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是《论语》中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代相融合而产生的重要思想之一。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梦想凝聚了每一个人的力量和每一份梦想，也使中国人的努力和奋斗有了方向，为了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懈奋斗。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持续稳步增长，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较大幅度地领先了全球主要经济体。《论语》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在鼓舞人民凝聚力量，积极主动创造财富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社会建设活动，把握经济新常态中的新矛盾和新关系，进而对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建设的新趋势和新动力加以明确，深刻认识到在当前常规资源的有限稀缺性愈加明显的社会背景下，面对煤炭和石油等传统能源开采受到限制的情况，只有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改革发展，才能够形成推动和谐经济建设的持久动力，成为我国低碳经济新的增长点。《论语》中的哲学思想有着一个丰富的思想系统，人生观、价值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仁”等哲学思想在《论语》和孔子思想中占据着及其重要的地位，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理论源头。千百年来，《论语》中的哲学思想历久弥新，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发展大形势下，促进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要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思想，在时代发展中赋予中华传统哲学思想新的内涵与意义。 参考文献： [1]樊浩.《论语》伦理道德思想的精神哲学诠释[J].中国社会科学，2013（3）：125-140. [2]谢应琴.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哲学思想[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6，15（1）：108-110. [3]李红梅.再论《论语》中的教育哲学思想[J].语文学刊，2009（24）：96. 作者：王雨晨 单位：天津市南开中学",思想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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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18-05-24 04:28:24",儿童哲学理论的思考与实践,2018/1/18,338,"摘要：儿童哲学是有关儿童对于自身思考的一门科学。本文拟从规则意识、问题意识、评价意识的培养等方面阐述儿童哲学理论在小学科学中的有效应用。 关键词：儿童哲学；小学科学；思维；问题；评价 儿童哲学是有关儿童对于自身思考的一门科学，最初是由美国……","摘要：儿童哲学是有关儿童对于自身思考的一门科学。本文拟从规则意识、问题意识、评价意识的培养等方面阐述儿童哲学理论在小学科学中的有效应用。 关键词：儿童哲学；小学科学；思维；问题；评价 儿童哲学是有关儿童对于自身思考的一门科学，最初是由美国的马修•李普曼创立，英国的卡琳•莫里斯等专家予以完善。该理论提出：哲学可以帮助儿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和观点负责，教给他们有用的技巧，就能够帮助他们像哲学家一样成长和进步。实践表明，将儿童哲学的理论应用于小学科学课的教学，不仅能够比较有效地提升其思维能力，而且有助于学生良好的科学学习习惯的养成。 一、规则意识：学习活动的重要基础 一次成功的探究活动需要全体学生的共同努力。科学课的学习活动中，主要有倾听的规则、发言的规则及技巧等。学生只有学会倾听，才会在倾听中学会思考，思考才会产生疑问，而疑问是探究的重要动力。如教学《声音是怎样产生的》一课，有学生提出声音是由敲打发出来的，也有学生认为声音是由弹奏或拨动产生的，其他学生在倾听后就会提出“用手按住鼓面，敲打也不会发出声音、用手按住吉他的弦弹奏也不会发出声音”等有价值的问题，把讨论引向深入，指向“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的探究活动。发言的规则和技巧。学生在科学探究活动中，需要通过发言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如何发言？谁先谁后？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轮流发言？还是以抢答的形式发言？或是以小组为单位的主题式补充发言？教师可以在征求学生意见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总之，要让学生养成发言的规则意识，而不是每一课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二、问题意识：思维发展的有效途径 问题意识就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遇到问题时所产生的一种主动质疑、积极探究的心理状态。儿童和成人一样，天生具有探究的愿望，渴望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们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因此他们会提出许多的问题，在提出的问题中，有些问题有毋庸置疑的答案，也就是封闭式问题，如“你吃过了吗”，这类问题并不是错误的问题，而是无法引发更多的思考，因此我们更需要培养学生多提开放性的、真实性的、更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提升儿童对概念的进一步认识，发展学生的思维，将探究引向深入。以下是两位老师在进行《认识声音》一课的教学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大音叉和小音叉敲击的声音相同的吗？（2）大音叉和小音叉敲击的声音有什么不同？不难看出，第一个问题学生只要简单地回答“相同”或“不相同”就可以了，而第二个问题需要学生回答的不仅是“相同”或“不相同”，而是有什么不同，因此对学生的要求也就不一样了，很明显，第二个问题需要学生更仔细地观察实验现象，并根据实验现象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这样的问题才更有价值。学生能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与教师的引导有很大关系。教师要把握学生问题产生的最好时机，如：引导学生对生活现象进行观察提问。教学六年级环境单元，指导学生考察穿城而过的运河水，学生发现水中有垃圾，部分水域变浑浊了，从而产生问题“运河水被污染了吗”？污染的原因是什么？能够采取哪些措施应对？由现象产生问题，能够积极调动学生探究的兴趣。这一探究过程中，学生关注的不仅仅是水的污染问题，还会上升到对环境的思考，对健康的认识等，这样的认识才是基于“儿童哲学”的认识，才更有思考和探究的价值。 三、评价意识：客观审视自我与他人 在日常的科学课堂教学中，经常出现注重实践，缺少评价的现象。《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强调评价是课程实施的重要环节。传统的教学中，我们更多的关注终结性评价和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这给我们的教育也造成了许多误区，如只关注期末考核，只重视教师的评价，教学活动中，处处以自我为中心，表现意识强，而忽略了团队、集体。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探究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他们的探究活动过程，只有注重了探究过程的评价，才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因此，教学中更应关注过程性的评价和学生的互评。过程性的评价是在学生学习科学的过程中进行的，包括课前、课中、课后针对学生的学情及学习表现所进行的评价活动。这样的评价，可以让教师对教材进行加工处理或对教学内容方法策略等进行修改，努力使教学效果最优化。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进一步明晰和矫正学习目标，将目标与出发点进行对比，明确学习方向，这是学生进行自我行为反思的重要途径，也是学生的成长所必须的。学生的自评和互评是指以学生为主体的针对学习过程的反思。对于学习活动而言，要想客观合理地进行自评和互评，学生必须清楚地了解学习的目标和任务，达成度有多少，如何更好地完成目标和任务，因此学生的自评和互评能力是衡量学生思维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学生的自评和互评内容包括对自己的行为、认识的反思，对他人在小组或团队合作中的表现，如：是否积极主动和他人协作、学习方法是否更合理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更利于学会客观审视自我、关注他人，更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养成。学生的自评和互评能力，需要教师的精心指导，教师要培养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究精神，使学生主动、自主的参与各项探究活动，更好的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如教师要经常和学生一起讨论评价的标准，引导学生不要将评价简单地定位为“好”或者“差”，要采用描述性的语言进行评价，让自己和同伴知道自己的问题具体存在哪方面，客观对待得失，从而找到努力的方向，促进共同进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是小学科学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但不是唯一的目标，教会学生学会反思、客观审视和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言行，并对自己和团队负责，提升科学素养，为学生的继续学习和发展打好基础，才是我们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1］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2］马修斯著．《童年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10月出版 ［3］萨拉斯坦利著，范玮译．《让学生学会质疑》，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印刷 作者：王云 单位：宿迁市宿豫张家港实验小学",世界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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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18-05-24 04:28:26",语言资源开发利用研究,2018/1/11,204,【提要】在城镇化的社会大背景下，由于人口迁徙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乡村空心化，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出现断层。而广西的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众多，是语言资源富矿区。但是丰富的语言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甚至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语言观念，对语言资源的保护发……,"【提要】在城镇化的社会大背景下，由于人口迁徙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乡村空心化，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出现断层。而广西的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众多，是语言资源富矿区。但是丰富的语言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甚至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语言观念，对语言资源的保护发展产生了潜在的威胁。因此需要在尊重语言事实，遵循语言演化原则，遵守国家语言文字法规原则基础上，挖掘广西的语言资源，以语言聚人，文化搭台，重塑乡村风貌，扶持乡村发展，展现语言生活在广西的影响力，唤起人们的语言保护意识。 【关键词】城镇化；广西语言资源；开发利用 广西地处中国南疆，是一个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全区共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世居民族，还有满、蒙古、朝鲜、白、藏、黎、土家等40多个其他民族成分，拥有壮语、瑶语、苗语、侗语、仫佬语、毛南语、京语、彝语、水语、仡佬语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壮语、瑶语、苗语、彝语还各有自己的方言土语，是一个语言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近年来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各地从事非农业生产工作，广西的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2015年广西的城镇化率47.10%，而全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6.10%。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广西各地乡村人口还将持续迁移，广西传统乡村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更显突出。据《当代生活报》报道，南宁五塘镇公马坡大白天居然空无一人，许多居民的院子里杂草丛生，家具落满灰尘，明显已很久无人居住，整个村庄如同一座“鬼村”，仅有几位老人留守在村里。①人口渐少的村庄，乡村文化的传承，乡村的发展都成为我们必须重视的紧迫现实问题。我们认为，传统乡村的保护发展有必要挖掘乡村的现有资源，审视乡村人文资源，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本文拟探讨在城镇化背景下如何利用广西的语言资源。 一、语言资源利用的原则 （一）尊重语言事实，正视语言差异 语言是人们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因为交际的需要语言得以产生，但也因交际的需要，语言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不同的民族，不同区域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往往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造成差异的原因有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地理的等，但是语言无优劣之分，都是人们用于沟通的工具，我们需要尊重语言事实，正视语言差异。如在南宁市内通行的语言有白话、普通话、壮话、桂柳话，还有各种地方土语，这些语言是南宁市民交流的重要工具，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碰到双方所持语言不同，难以交谈的情况。如：在菜市买菜，卖菜的只会讲壮话，但是买菜的不会壮话，这时就出现了交流障碍。可如果双方能借助手势、计算器等，这个障碍就很容易破解了。又如：普通话的“舌头”用白话说是“利前”，“母亲”用白话说是“老乸”，“衣服”用白话说是“衫”，这些词都是普通话和白话对同一事物进行描述时的不同说法，它们的作用是相同的。我们必须尊重这些语言事实，知道语言存在差异，采用各种办法减少因语言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 （二）遵循语言演化原则 生态语言学将语言视为资源，把语言看作物种，认为语言的演化是无目标的，是持续发生的。语言的演化是政治、地理、生态环境、使用者个体、技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与人的交流愈加频繁和便捷，新语言现象的发生比以往更为频繁。例如“凡客体”“淘宝体”“甄嬛体”的爆红，“房姐、凤姐、犀利哥、淡定哥、大衣哥、春哥”等“X姐/哥”类称谓的流行都是语言的模因规律在起作用。我们使用语言，创造语言，遵循语言的演化规则，推动语言的演化发展。 （三）遵守语言文字法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从法律上对我国的语言文字使用进行了规范。《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提出：“到2020年，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汉字社会应用的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汉语拼音更好地发挥作用。”“依法妥善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汉语方言、繁体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及学习使用问题，努力营造守法、健康、和谐的社会语言文字环境。”“加强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和资源开发利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办法》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需用“壮文、汉字”标注。我国的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及发展规划都明确的对我国语言文字的使用等进行了规范，明确了语言文字在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为语言文字使用的个体，我们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有效提高了我们语言文字交流的效益，降低了因语言差异造成的障碍。 二、广西语言资源利用的可行性 （一）广西有着异常丰富的语言资源，在广西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各地还有自己的方言土语，是语言的富矿区 根据《广西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报告》“广西语言种类共69种，除普通话外，汉语方言有48种，民族语言18种，英、日及其他外语3种。其中汉语方言主要有西南桂柳、粤语、平话、客家话、湘语；民族语言主要是壮语、瑶语、仫佬语、毛南语、侗语、苗语、京语。”而从分布区域看，普通话的分布涉及90个市县，西南桂柳话有71个市县，粤语有63个市县，平话有39个市县，客家话有43个市县，壮语有71个市县，瑶语有36个市县等。数量多，分布区域广，这为我们利用语言资源提供了最可靠的来源。② （二）语言资源与地方文化密切相关 在民族识别中，语言是区分民族的第一要素，而且语言还是文化的载体。在广西各地流传的传说和传统戏剧均是采用民族语言或方言代代相传，如：壮族的《布洛陀》《莫一大王》《白鸽姑娘》，瑶族的《密洛陀》《马和牛》《千家垌》《七月七祭祖》，还有彩调、桂剧、壮剧，以及各地的山歌等。作为文学艺术作品载体的语言对于理解这些文化传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通过创作这些文学艺术作品，民族语言、方言的表达手段也变得丰富多彩。另外，广西各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以及地名等大都是使用当地语言进行表述，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例如：“那”在壮语里意思是“田”，指用于种植水稻的水田。而从地名分布看，包含有“那”的地名主要分布于北回归线以南，气候温暖湿润、河网密布的低平河谷地带。③在长期的水稻种植生产活动中，这些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那”文化圈，即稻作文化圈。 （三）广西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不能摒弃当地的语言资源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传统村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乡村空心化严重，年轻一代对乡村文化的认识不足，甚至产生了鄙视乡村文化的不正确态度。如何保护传统村落，发扬传统村落的优秀文化传统，已成为当前广西传统村落建设必须正视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发掘利用当地的语言资源。首先，语言是凝聚人群的重要指标。如：客家人祖祖辈辈都讲客家话，一首《月光光》客家童谣随着客家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客家人有“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说法，凡讲客家话的人都会得到客家群体的帮助和认同。其次，要理解、接受、发展当地文化必须通过语言媒介。在长期的语言生活中，各地乡村早已产生了大量的独具地方色彩的语言表述方式，这是语言适应当地生产生活需要发生的演变。而要理解、接受这些语言表述方式，人们必须先理解这些语言表述方式的真正含义。如果要将乡村文化推广到其他地域，那么就需要我们进行准确的翻译，而翻译的难点恰巧就是这些独具地方色彩的语言表述方式。 三、利用广西语言资源的实践与思考 （一）语言聚人，文化搭台，重塑乡村风貌 当前我国农村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留守乡村的大都只有老人与幼儿，而随着幼儿达到入学年龄，如果有条件能够在城市入学，家长们都会毫不犹豫的将子女带到城市就读。以南宁市为例，2011年至2015年，南宁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新增43.79万人，南宁市仅2015年接受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人数就达到12.8万人。④这些进城务工人员长期在城市工作，返乡时间有限。这样一来，很多依赖口耳相传的乡村文化在传承上不可避免的开始出现断层。要保护发展广西的传统村落，我们当前就要行动起来，做好进城务工人员的乡村传统文化意识塑造工作，抓住当前进城务工人员尚对乡村文化还有一定了解的时机，以乡村文化为切入点，重塑乡村风貌。如：南宁市西乡塘区石埠街道忠良村、武鸣区宁武镇伏唐村和葛阳村、横县平朗乡笔山村、隆安县那桐镇定典屯、邕宁区百济镇坛里坡等都建设了村史馆。其中，笔者参与了邕宁区百济镇坛里坡的村史馆建设。在进行村史整理时，笔者根据搜集得到的族谱、匾额、口头传说等，考察了该村的地理情况，利用语言知识解释了该村的地名由来及族群演变情况。并且我们在搜集材料时看到，该村保留下来的文字材料是虽然是用汉语撰写的，但是必须要用当地的土语进行解读。由此可见，语言资源在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好的村史馆可作为团聚村民的重要场所，还可作为乡村传统文化教育的场所，更能成为今后乡村旅游的景点。 （二）进行语言旅游资源开发，扶持乡村发展，展现语言生活在广西的影响力，唤起人们的语言保护意识 当前我国的旅游目的地主要以风景、古迹为主，没有专门的语言旅游，丰富的语言资源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我们认为，可以按照语言区域设计旅游路线，设计语言体验游，建设语言博物馆等。近两年，广西出现了以语言为核心的旅游项目，如：南宁江南区的平话旅游节。该旅游节通过整合南宁平话区的生活习俗、文化活动等，以平话人的生活展示为旅游目标，打造了独具特色的旅游项目。贺州学院成功建设了语言博物馆，展示了与语言生活密切相关的器物，语言音像资料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建设更多的语言旅游项目，例如：构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展示游，即将大部分游客不熟悉的少数民族文字用于各个旅游景点，营造异域感，并组织少数民族歌舞表演或方言歌舞表演，学说有代表性的歌谣、祝福语等。语言旅游项目的实施需要大量语言人才，而自小掌握了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土语的当地人就成为项目建设需要的人才，从而有效扶持乡村发展，唤起人们的语言保护意识。如武鸣县在2010年成立了山歌协会，会员从最初的57个发展到200多个，并组建了仙湖镇中桥小学等小学生山歌队，举办每月一次的县城歌圩，举办“三月三”歌圩活动，推进了当地山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四、结语 广西众多的语言是无比丰富的资源，是广西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起的财富。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树立语言生态观，将广西众多的语言作为资源开发，让广大民众认识自己的母语，培养正确的语言观念，传承语言文化，让众多的民族语言、方言焕发出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萨利科科•S•穆木温2012《语言演化生态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章太2009《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薄守生、董照辉2007《有关语言生态危机的研究对当前语言政策的影响》，《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陈章太2008《论语言资源》，《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2009《广西概况》，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农朗诗",语言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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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18-05-24 04:28:30",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创新的重要性,2017/12/27,182,【摘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哲学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发展哲学，必须要进行哲学的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充分发掘中国哲学资源、批判吸收……,"【摘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哲学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发展哲学，必须要进行哲学的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充分发掘中国哲学资源、批判吸收西方哲学思想，实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合，是实现哲学创新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哲学创新；重要途径 哲学作为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必备内容。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哲学在我国的研究发展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是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寥寥无几。因此，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推进哲学的创新。 一、挖掘中国哲学精髓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并称世界三大哲学形态。其孕育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曾长期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的文明，自先秦以来一直延绵不绝，从未中断。可是，自近代以来，古老的东方古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打击下屡屡受挫，不少有识之士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打击，其文化自信心逐渐丧失。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境况，一批批志士仁人开始寻求救忘图存的道路，他们后来都把目光转向西方，而把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结为古老的传统文化，于是就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传统遭到激进的否定和批判。以陈独秀、鲁迅和胡适等人为代表的反传统主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让中国人接受现代文明就必须扫除传统文化这个障碍。但历史总是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证明，这种简单化的历史思路是有问题的。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人们发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兼容，甚至还可以推动现代化的进程。时至今日，人们发现，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仅有利于推进儒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繁荣，而且对于构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以及实现哲学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哲学里有不少丰富的思想可以为哲学的创新提供原材料。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形而上学，可以用来构建伦理学；以老子推出的宇宙生存论的“道”，可以为形而上学在现代的复兴提供帮助；以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观点，可以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提供参考；以法家强调的“法不阿贵”的主张，可以为现代法哲学的建设提供养料。 二、继续引进西方哲学 文化要实现持久繁荣，哲学思想要继续发展，离不开外来异质文化和思想的启发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从未中断，与其兼容并包、汲取外来文化的养料是分不开的。在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曾受到来自印度佛教的巨大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儒释道三教相互影响和激荡，造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自近代以来，一批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救亡图存的初衷，自觉地引进西方文化，对开阔国人的视野、对文化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哲学领域，一些著名的学者要么用西方比较先进的研究哲学的方法来重释古典，要么自觉地用西方的一些哲学思想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以实现中西融合。受实用主义影响的胡适先生，用西方盛行的科学方法来重写中国哲学史，其《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誉为第一部科学的哲学史著作；受新实在主义影响的冯友兰先生，用新实在主义写成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言简意赅、炉火纯青，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是经典的哲学史著作，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民国时期，以罗素为代表的逻辑分析哲学，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尼采、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等思潮，在社会上和学界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不少哲学家，像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和梁漱溟等人在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时，都积极地利用西方思想来“六经注我”，从而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干预，西方很多哲学思想、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都被斥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西方哲学的引进一度中断。在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后，西方哲学的译介和研究又迎来了春天。时至今日，要实现哲学的创新发展，必须要充分地批判吸收丰富多彩的西方哲学思想。这既需要不忽略西方传统哲学，更需要学习现代西方哲学。众所周知，哲学和形而上学两个词最先就是由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希腊人创立的。学习西方古典哲学，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习其源远流长的科学理性传统，以及其不为功利只为求真理的求知精神。现代西方哲学由于离我们的时代很近，其思想新颖、时代感强、思潮杂多，只有在充分借鉴这些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我国的哲学才能实现创新。 三、实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合 如今，中国哲学学界存在着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哲学。要实现哲学的创新，实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合是一条重要途径。具体说来，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之下，充分挖掘中国传统哲学，批判吸收西方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为用，把三种思想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哲学。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等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2]唐世富.试析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J].社会观察,2009(1). [3]吴红杏.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该采取的策略[J].消费导刊-文化研究,2009(11). 作者：唐好林",逻辑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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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018-05-24 04:28:31",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优势分析,2017/12/27,146,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不是凭空创造，而是经历了一个既继承又创新的扬弃过程。以往的哲学思维方式在自身发展中暴露出一些不可克服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回避这些棘手的问题，在吸取以往精华的同时，着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不断克服，彰显了自己思维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不是凭空创造，而是经历了一个既继承又创新的扬弃过程。以往的哲学思维方式在自身发展中暴露出一些不可克服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回避这些棘手的问题，在吸取以往精华的同时，着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不断克服，彰显了自己思维方式的特有优势。 一、以往哲学思维方式的缺陷 人们最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本体论，认为世间万物及其发展过程均产生于某一本原，最后又复归于这一本原。以古希腊哲学为例，最早的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就是以本体论思维方式呈现的朴素唯物主义。当时的先哲们以有形体的感性质料作为世界的本原，如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活火”，等等。逐渐本体论思维方式向着进一步抽象的方向发展，演变出一些以无形体的质料作为世界本原的哲学流派。如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自然”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自然之物依旧是人们论证的主要依据和追求的终极目标，巴门尼德就借助“从中心到周边全等的球体来设想存在”。后来柏拉图创造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所用的理念———“ｉｄｅａ”一词也是表达直观表象之意，用以实现对“灵魂”真切、无误的观察。不过古希腊所指的灵魂在本性上与自然一致，只不过灵魂是更精细、更微观的自然。即使在逻辑思维方面，亚里士多德也大量采用了举例、比喻、类比等形象、直白的论证方法。简言之，古希腊人对自己思维的认识和应用还没有独立于自然的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古希腊人并未把思维明确区分为与客观存在、与自然并存的两大现象之一。虽有诸多不足，但本体论作为人们最初反应世界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人类特有能动性的体现。当然，本体论思维方式受限于它产生的时代，缺乏相应的实证基础，具有很大的直观性和猜测性，给神秘主义留存了滋长的土壤，中世纪神学的兴起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基督教神学思维从本质上说是本体论思维的一种演变，但在其变为意识形态后，僵化、封闭和盲目的信仰大大束缚人了的能动性。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发展，宗教垄断意识形态的局面必将被打破，这也意味着本体论思维方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的结束。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区分标准，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唯物主义承认物质第一性，唯心主义承认意识第一性；第二个层次是指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区分标准，可知论主张思维能够认识存在，不可知论主张思维不能认识或不能完全认识存在。恩格斯在论述哲学基本问题时特别强调了“近代哲学”。因为与古希腊时期的本体论相比，近代欧洲哲学特别突出了人的认识能力，即思维的能动性。这个时期，“思维”本身作为一种现象，体现出一种“独立性”，而且可以较为明显地作为一种现象与“存在”并列出现、并列讨论。“思维”的独立性，体现的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反映在哲学上就是认识论这种思维方式的兴起。近代欧洲认识论主要有两个分支，一是经验主义，二是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主要起源于英国，该派观点认为感性世界是人们认识的源泉，通过经验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真实的、确定的。当时英国实验风气兴盛，科学进步日新月异，但很多结论在不断的实验中失去了真理的光辉。知识不能保证绝对正确，那感性世界作为我们认识的对象、作为知识的来源是否是可靠的？面对这些问题，经验主义发展为两个倾向。一是贝克莱的主观主义感觉论，二是休谟的不可知论。贝克莱否认了感性世界的客观真实性，认为不管具体事物还是观念认知，它们存在的原因是“被感知”，即只有通过我们心灵的感知它们才能存在。贝克莱把非直接的、第二性的感性观念作为认识的客体，意在摆脱客观世界的束缚，但这一做法过分突出了人的认识能动性，大大增加了认识的主观随意性。休谟则直接指出了经验归纳所得的知识只具有概然性的论断。他把人类认识的对象分为两类，即两类科学：一类是“观念的关系”，一类是“事实”。“观念的关系”指观念可以作为认识对象，亦可作为认识结论，这类科学主要是指包含代数、几何等学科在内的数学。“事实”是指包含物理、化学、政治学等学科在内的科学。“对于前者，我们由直观或推证而发现其确然性，对于后者，我们只能通过感觉经验而得到概然性的判断”。作为“事实”的科学所得的知识只有概然性而非确然性，经验主义走向了不可知论。休谟口中的作为“观念的关系”科学———数学所用的方法，就是理性主义所提倡的演绎法。理性主义兴盛于法国，巴黎也是当时欧洲的数学研究中心。理性主义否认客观世界作为知识来源的可靠性，与经验归纳法相比，理性演绎法所得的知识具有确然性，是准确的。不过理性主义并非没有局限。理性认识的结论虽然准确，但受限于它的演绎前提，无法得出这一前提之外的可靠知识。为解决这一矛盾，理性主义一般坚持知识先验论，反对知识经验论，即认为知识是先验的，知识先于经验而存在，只等人们去认识它。这就等同于说知识的先验性决定了人类无法增加知识的总量，理性主义认识论有了“宿命论”的味道。经验主义的缺陷表现为获得知识的概然性，最终走向主观主义感觉论和不可知论，表现为对人的能动性的过分强调和过分贬低。理性主义的缺陷表现为不能增加知识的总量。理性标准也因其“确然”成为具有上帝地位的独断标准，对上帝的迷信变成了对理性标准的迷信。动辄谈理性，用理性标准去设定框框，同样会限制我们的认识能力。通过以上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认识论上本身体现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对待认识对象，感性世界和观念谁是认识对象，谁更为可靠；二是如何确保获得知识的正确性以及增加知识的总量。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优势就在于很好地解决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二、主体与认识对象矛盾的解决 把实践确立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体现的第一个优势。经验主义走向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过程中一直体现着对象与认识主体之间关系的变化，理性主义也不例外。通过实体即主体的原则，黑格尔消解了客观对象的实在性，但人们的认识对象还以个体性、特殊性的形式存在于“绝对精神”的统摄之下，是“绝对精神”逐步实现自我的某些环节。到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逐步实现自我的这些环节没有了，也就是自我意识纯粹以自身为对象，自身成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我们知道，没有参照物，意识并不能在自身中认识自己，正如人是通过对他人的反映才能认识自己一样。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就成为实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那什么才能成为我们的对象？纯粹的自然界是否可以？费尔巴哈把感性客体作为认识的起点没有错，但人们面对客体，只能进行单向受动的感性直观，在人与直观对象的关系中，没有体现出人的能动性。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及了劳动概念。他认为，通过劳动，人们之间形成的类存在状态是一种社会状态。劳动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产品之间的能动关系。劳动产品是一种社会产品，只有当对象是社会的对象，它对人来说才有意义。劳动作为对象化的活动，其过程涉及人、自然和社会三大领域，具有普遍性。对对象的理解，马克思实现了重大飞跃，那就是对象必须具备社会性，而且连接主体与对象的是对象化的活动，人的活动。人类一开始就是在感性的生产活动中，在这种对象化活动中逐步完善自己、确证自己的本质。由此可见，感性不仅只是直观，而且也是活动，是主体的活动，是具有能动性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含义，即实践是人的感性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创立的唯物主义称为“新唯物主义”，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之所以“新”，是相对于旧唯物主义而言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无一例外都是唯心的，没有对社会历史领域实现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理解，是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一开始经验主义虽不够重视但却并不排斥理性，随着将感性和理性原则的绝对对立，导致能动性成为唯心主义专属的思维活动并被抽象地发展了。从根本上说，经验归纳也体现了人的思维能动性，经验主义经由不可知论，到费尔巴哈这里就只剩下直观的功能了，面对对象，面对客体只能进行直观这一受动行为，而非人的创造性活动、具有现实性的主体客体化的活动。马克思所提出的实践概念，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彻底解决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实践概念把哲学基本问题第一层次的矛盾解决了，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了社会历史领域。正因为如此，近代认识论的矛盾、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即哲学基本问题第二层次的矛盾也解决了。实践是感性的活动，人们最主要的实践就是物质生产活动。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而且这种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们为满足生存需要而主动进行的。唯心主义是不可能理解“活动”的感性特征的。马克思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第一原则，解决了唯物与唯心、主体与对象的对立。从此，哲学任务也转变了，那就是必须从认识世界转为为现实生活服务，为改变世界服务。 三、知识确然性和知识总量矛盾的解决 如果把知识确然性和知识总量的矛盾用真理问题来表述，就变为对能否获得绝对真理的追问。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已经作了精辟的阐述：“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真理首先是与客观性相联系的，我们不能脱离客观对象来得出真理，真理就是我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不管一个真理内容如何繁简，程度如何深浅，层次如何高低，它的客观性，即与客观对象相符合的属性是无条件的。用辩证的观点来看，真理还具有条件性。任何一个真理，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一定领域、一定层次和一定阶段上与客观对象相符合，而无法完全穷尽客观对象及其发展过程。这是因为探求真理的主体是具体的历史的人，是受个体和历史条件限制的人。所以现实的历史的人只能把握相对真理，绝对真理的把握只能通过人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我们把握绝对真理的过程，就是知识可靠性和知识总量逐步增加的过程。坚持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一方面可以克服不可知论，坚定物质世界可以认识的信心，另一方面可以克服主观主义的独断论和认识上的宿命论，因为不论一个真理的绝对性，还是其他真理的绝对性，通过人类的无限延续就能完全把握。这样既能保证知识的确定性，又能保证知识总量的增加。那么人类无限延续把握真理的过程是怎样的？具体来说，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作为起点的实践之为这一过程的充分性 在这里实践起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实践赋予了这一过程现实性和能动性的优点。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原则，作为人类特有的感性的活动，首先解决的是人类对自身生命延续的感性需求，即对肉体生存的满足，所以人类把握真理的过程起源于感性需求，依赖于客观世界，具有实实在在的现实性。同时，由于满足的是人类对生命延续的渴望，也就触发了我们满足这方面的能动性。 （二）认识之为这一过程的必要性 如果没有认识的正确指导，我们的实践行为就会有很大的盲目性。为了使我们的实践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不能离开认识的正确指导。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性过程中，我们认识的真理性逐步增加。感性认识作为认识过程的初始阶段，是对认识对象表面的、直接的、具体的反映。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扬弃过程，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增强了认识的真理性，达到了对事物内部的本质的联系的认识。相对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具有抽象性和间接性，是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但它不能游离于感性认识之外，反而要以感性认识为基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作为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互有优势，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但到了理性认识阶段，那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认识的成果也要为现实服务，否则认识形成了，束之高阁，认识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认识指导实践和接受实践检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前面提到过，认识在自身范围内无法证实自身的正确性，需要对象，有一个对象化的过程才能检验其成色。它只有向实践转化，在实践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三）实践———认识循环往复之为这一过程的充分必要性 人们掌握真理，从相对真理不断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就是人类的实践———认识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对此，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做了这样的总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关于人类的实践———认识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做了这样的总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可以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所具有的优势的最精辟的概括。哲学作为爱智之学，在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自身。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因为它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遗产中的精华并解决了近代认识论本身固有的两个顽疾，开创了哲学思维的新境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维高度。所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一个中国梦”“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要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滋养。 ［参考文献］ ①苗力田，李毓章．西方哲学史新编［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③陈修斋．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⑦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作者：王辉",哲学基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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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018-05-24 04:28:34",哲学思维在文化诊断评估的运用,2017/12/27,225,"一、坚持“求实”思维 “求实”就是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企业文化诊断必须立足于企业实际，尊重企业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成长规律，从企业的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企业文化管理的问题。神东煤炭集团公司20……","一、坚持“求实”思维 “求实”就是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企业文化诊断必须立足于企业实际，尊重企业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成长规律，从企业的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企业文化管理的问题。神东煤炭集团公司2016年第4次诊断就是针对公司战略的调整、煤炭市场的变化及员工队伍结构的特点，从企业发展基础要素、企业文化现状特征和驱动要素3个维度进行的全方位、立体化、多手段的调研诊断。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通过文化基因分析、现状类型及优劣分析、组织氛围和管理问题剖析、员工期望与形象类型、发展战略对文化诉求、行业关键价值驱动要素以及民族、国家、社会文化影响定位文化导向等分析，描绘出神东自身的基因图谱，以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为根本出发点，回答“有什么——缺什么——要什么”，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种根据企业实际实施的文化诊断，诊断结果有效性得到了提高。 二、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坚持“问题”导向，就是坚持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的发展。文化诊断决不能就文化问文化，就文化看文化，必须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分析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探究问题背后的文化归因。当前企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管理的变革与提升、核心竞争能力的打造、干部队伍的素养和作风等等，都绕不开文化。神东在文化诊断过程中，通过对历史积淀、关键成功要素、现状类型、亚文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员工满意度和敬业度指数分析查摆企业当前存在问题，针对企业外向型不足、流程繁琐、成本管控、员工价值创造及职业发展、授权不足及责任担当意识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整改措施，通过持续的融入与对接，使之成为推动管理问题解决和企业创新发展的出发点与着力点。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直面问题而不是绕开问题。只有直面问题，准确把握问题本质，针对性整改，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管理的转变。 三、坚持“辩证”思维 坚持辩证思维，就是充分运用辩证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坚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克服极端化和片面化。在内容分析上强调一分为二看事物，从个别中发现普遍性的共识和问题，从普遍中抓典型，透过现象看本质，获得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要在方法运用上注重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剖析产生问题的根源，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神东应用奎因模型图分析企业文化类型，表明公司以注重内部管理与整合、追求稳定与控制为主，体现了显著的等级森严式和部落式的特点。从外部适应性和竞争性来看，企业外向型思维不足，适应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绩效意识仍较为薄弱，效益压力有效性不够，传导逐级衰弱。从内部管理的有效性来看，具有鲜明的特点，但有授权不足，存在责任担当意识不强现象。辩证分析企业文化类型，提出管理者管理能力的建设上，高层行为落实的重点为领导能力的提升，管理层行为落实的重点是组织能力，执行层行为落实的重点则是执行能力。用辩证思维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大大提高了文化诊断评估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坚持“系统”思维 作为文化诊断的重要环节——调研分析中，既要注重战略驱动要素对文化需求分析，还要考虑企业期望类型及形象分析，描绘文化管理路线图；在成果运用中，要厘清各级文化管理机构的职能定位与职责分工，科学界定文化建设顶层设计、服务协调和运行实施的三级管理重点。上一级重顶层设计，重在布局，重在搭建平台。下一级重在实践，响应公司文化，深化特色文化，进行管理实践。另外，文化诊断本身并非静态，企业始终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及时进行文化变革。每一次文化诊断都是一次提升，文化诊断的过程就是企业价值理念认知认同的过程，就是全体员工自我提升、革新的过程，是企业自身机体自我修复、完善的过程。坚持和运用系统思维，研究文化建设与业务流程、经营管理、人力资源、过程管控、制度建设、组织结构等各方面的关联性和各项整改举措的耦合性，多种方法综合运用，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五、坚持“实践”思维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坚持“实践”思维就是坚持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传承中提升，在创新中发展。文化诊断评估是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向文化管理转变的重要环节，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每一次文化理念体系的升级都要基于文化来源与对企业历史的认识，是企业文化实践的提炼和升华。文化因为源于实践具有持续循环的内生性，因融合行业特点、地域及民族文化、企业管理实际，且在伴随企业的发展，不断实现理念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化理念也只有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全方面、全过程，通过绩效考评、组织活动、舆论引导、宣传教育、制度建设等，最终影响企业决策与员工行为的转变，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智力支持和保证。科学、合理的文化诊断评估是企业文化建设取得成效，实现向文化管理转变的重要环节。应用哲学思维开展文化诊断评估，推动诊断成果的转化是一项极富创造性的工作，必须长期坚持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革。 作者：韩浩波 单位：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哲学思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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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18-05-24 04:28:36",谈现代哲学观的缘起,2017/12/27,122,［摘要］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探讨的是中国哲学观发生现代转化时所依的背景、根据、契机、条件等情况。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发端，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学术背景;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之初，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之时。严复的西学译介是中国现代哲学观……,"［摘要］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探讨的是中国哲学观发生现代转化时所依的背景、根据、契机、条件等情况。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发端，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学术背景;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之初，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之时。严复的西学译介是中国现代哲学观荫生的一大学术渊薮。“义理之学”及其与西方哲学的交流，是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历史根芽。“哲学”一词在中国的通行助推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轫，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开始兴起的一个标志。哲学学科在中国的设置是促成中国现代哲学观扎根生长的一个重要契机。 ［关键词］中国现代哲学观；哲学学科 所谓哲学观，即关于哲学的性质(特征)、对象、范围、方法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探讨的是中国哲学观发生现代转化时所依的背景、根据、契机、条件等情况。通过深入考察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可窥中国学术现代化和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发展之一端。 一、中国哲学观发生现代转化的学术文化背景 中国哲学观的现代转化是伴随中国学术现代化启蒙、哲学学科在中国诞生而发生的。因此，对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应放在这个背景中加以讨论。首先，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现代”是中国学术现代化意义上的现代。它指中国学术中已经包含有不同于传统的、新的学术文化精神，主要指“科学理性”和“民主理念”的价值内蕴(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又体现为学术独立、学科学类、科学方法等学术主张与实践。其次，中国学术现代化又是在西学东渐的学术文化思潮中展开的，除了有“古今”之争，还有“东西”之争。因此，中国学术现代化既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创造，也包含对西方现代学术的吸收借鉴。依上述意义，中国学术的现代时期事实上开始于清末民初。清民之际，严复《论治学治治事宜分二途》(1898)倡“专门之学”，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倡“学术为目的”，陈独秀《学术独立》(1918)倡“学术独立之神圣”，现代学术意识渐成气候。而一批现代学术著作也已产生，如梁启超《新史学》(1902)、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严复《政治讲义》(1906)，蔡元培《哲学与科学》(1915)，等等。这些论著的治学内涵，包括价值取向、思想观点、著述形式等，都非传统学术范围所能包容。据此判断，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当在清末民初，它大致可追溯到严复对西学的翻译。［1］无庸置疑，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发端，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学术背景;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之初，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的缘起之时。清末民初，严复(1854－1921)借着翻译西书，介绍西洋哲学;“哲学”一词已开始在中国出现与通行;朝廷废科举，兴学堂，大学议立哲学门。这些都助推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轫。特别是严复，他不仅介绍了大量西方哲学，而且自身对逻辑学有十分深入的认识，能对理学(在严复观念中渐渐偏于形而上学)与物理学、逻辑学等学科进行合理区分。他翻译和界说了大量哲学术语，推动了哲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并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在中国的诞生做了较多准备。可以说，严复的西学译介是中国现代学术、中国现代哲学发端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荫生的一大学术渊薮。当然，学术现代化也意味着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发展，因此，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学术文化背景，也内含学术文化传统的根据。这个根据显著地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中国学人对于哲学概念的认知。一般认为，哲学的概念最初是“爱智慧”，用“Philosophy”表示，起源于古希腊［2］。第一位提出“爱智之学”的是毕达哥拉斯(前580－前500)。随后，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宣称智慧属于神，人只能称为爱智者。［3］人得不到智慧，但热爱并追求智慧，哲学就其本性来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柏拉图(前427－前347)认为“哲学家是最完善的护卫”［4］，哲学家作统治者理想国才能实现。最初的哲学对象是整个的人与自然，是人类的一切知识，但到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那里已显示出分化和仄化的趋向。例如，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加以区分，只有形而上学智慧是关于“最普遍知识”、“最初本原和原因”的科学［5］，是第一哲学。而中国较早接触到希腊文哲学术语Philos-ophia，并对其进行恰当解说的是李之藻(1565－1630)与耶稣会士傅泛际(1582－1653)合译的《名理探》(1630)。《名理探》将Philosophia一词直译为“斐禄琐费亚”，意译为“爱知学”［6］。以“爱知学”译Philosophia，很是贴合哲学的古典含义。这说明译者对希腊哲学概念的理解已达相当程度。只不过《名理探》对Philosophia的翻译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到了现代时期，“爱智学”被中国现代学术开山严复所采纳，并过渡到“哲学”术语的使用。严复一开始认为“哲学”一词使用不妥，他更愿用“爱智学”，也称之为“理学”。这说明，严复哲学观的重要一脉是承续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中，艾儒略、毕方济、徐光启、傅泛际、李之藻等人对于哲学的理解。其以“理学”为哲学“西文本名”，就主要本于艾儒略的用法。艾儒略《西学凡》(1623):“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人以义理超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格物穷理，则于人全而于天近。然物之理……须陶之剖之以斐禄所费亚之学。”［7］在这里，艾儒略就将“Philosophia”直译为“斐禄所费亚”，意译为“理学”。事实上，近代以前“爱知学”通常被用来指称“理学”，西方哲学也往往用来比况中国“义理之学”。因此可以说，“义理之学”及其与西方哲学的交流，是中国现代哲学观缘起的历史根芽。 二、“哲学”术语的通行与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轫 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轫伴随着“哲学”一词在中国的通行;“哲学”一词在中国的通行助推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的发生，也是中国现代哲学观开始兴起的一个标志。细究起来，“哲学”一词是经日本人之手对译西语“Philosophy”所创，并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如前所述，中国较早对Philosophia进行恰当解说的是李之藻，只不过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直到19世纪西学东渐，Philosophia(Philoso-phy)在中、日、西三方的交互影响中，借助于“哲学”一词加以翻译，其含义才在日本、中国被广泛地理解。幕末至明治初年，日本对于西洋哲学“Philos-ophia”(Philosophy)的称谓纷纭杂陈，莫衷一是，大致有穷理科、物理学、格智、学师、理学、性理论、天道之学、玄学、知识学、考察学、性理学等等。［8］这些术语主要经西周、津田真道对其作了梳理和总结，并最终被确定为“哲学”一语在日本通行。津田真道于1861年撰写《性理论》一文讨论哲学问题，“性理”即借自宋明理学的术语。同年，西周为《理性论》作跋，使用“希哲学”一词表达西学中与格致相对的“论理”之学(哲学)，而“希哲学”是套用周敦颐《太极图说》中“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一语。西周于明治三年(1870)在东京讲学时，开始使用“哲学”一词表达Philosophy的意思。而在其公开的书籍中首见“哲学”一词的是《百一新论》(1974)。它十分明确地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该书说:“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之方法，谓之Philosophy，译为哲学。”［9］“哲学”在西周那里就是讲性与天道的学问，是诸学“一致之统辖”。明治十年(1877)东京大学成立，包括法、理、文、医四学部，文学部设“哲学科”。“哲学”在日本获得了正式的现代学科地位。“哲学”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大约开端于傅云龙(1840－1901)的《游历日本图经》(1889年刊于东京)、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志》(1887年撰毕，1895年初刻)。傅著有文句“哲学者，西学中之性学”，黄著列举东京大学设“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与傅、黄同期及稍后，又有黄庆澄、康有为、梁启超提到、使用了“哲学”一词。特别是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1902)、《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1903)，已较多地、熟练地使用了“哲学”、“哲学家”、“哲学思想”等词汇，对哲学内涵已有较具体的把握。这一时期王国维(1877－1927)在译著《哲学概论》(1902)中，对哲学概念作了十分周全的解说:“哲学”之语，本译字而非本来之成语，人人知之。其原语谓之“斐洛苏非”或“斐洛苏非亚”，即于英语:Phoilosophy，德法语:Phoilosophie，腊丁语:Phoilosophia……此等诸语皆出希腊语之斐洛苏非亚Phoilosophia。……可称为“爱智”。……然而考其译语“哲学”之“哲”字……所谓“知之曰明哲”，皆与原语之“苏非亚”有所似者。……宋儒所谓“理学”，与其真义相近。然理学之语，今日用为自然科学之总纲……故不关其意义之远，而袭用哲学之名称，或反有避误解之益欤?［10］王国维对哲学概念的梳理，可以看作中国哲学概念在20世初的一个总结。同一时期，严复(1854－1921)借着翻译西书，开始较多地介绍西洋哲学。但严复直到译《穆勒名学》(1901－1902)，仍倾向以理学比况西方哲学，也更愿译之为神学、智学、爱智学，而认为“哲学之名似尚未安”［11］。严复不取“哲学”一词，也恰恰说明其对哲学的理解更加深入、透切。因为以“爱智学”译“Philosophia”，实际较“哲学”更为贴切。前者能将“philo”(爱)的意思译出;后者虽近典据“知人则哲”一语，但少了“爱”之义。不过流风所及，严复后来还是接受了“哲学”一词的使用，如他在《老子点评》(1905)中就大量使用了“西国哲学”、“哲学”、“西哲”、“哲家”、“老子哲学”、“近世哲学”等词汇。因此，严复所为无疑也助推了“哲学”一词在中国的通行。20世纪初，以哲学命名的论著开始大量出现。有译自日本的《哲学要领》(罗伯雅，1902)、《哲学原理》(王学来，1903)、《哲学泛论》(范迪吉，1903)、《哲学微言》(游学社，1903)、《哲学要领》(蔡元培，1903)。中国人自编《哲学概论》(侯生)，自著《哲学源流考识》(冯葆瑛，1906)。综上所述，清民之际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哲学”一词，逐渐取代中国本土产生的“理学”、“爱智学”、“斐禄所费亚”等传统词汇，这也意味着中国现代哲学观已经发轫。只不过其进一步扎根生长还有赖于哲学学科在中国的设立。 三、学科设置:中国现代哲学观扎根生长的一个重要契机 促成中国现代哲学观扎根生长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大学哲学学科的设置。清末，中国朝野尚不接受哲学学科，张之洞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反对，撰《奏定学堂章程》(1903)主张大学不设哲学门。鉴于此种情形，王国维撰《哲学辨惑》(1903)一文，从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12］等五个方面，陈述利病，以排解国人对于哲学的疑虑。他最后总结说:“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而欲培养成教育家，则此科尤为要。”［13］《奏定学堂章程》颁行(1904)后，王国维又撰《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继续对张之洞等人废哲学一科的主张予以批评。提出“不但尚书废哲学一科为无理由，而哲学之不可不特立一科”。［14］并对经学、文学与哲学诸科之关系做了分析，主张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之中，而定文学科大学为五科: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而各科皆应开设哲学课程。这些课程包括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印度哲学史、历史哲学，以及美学、伦理学等。可以看出，到王国维这里，关于现代学科意义的哲学观基本形成了。不过，由于张百熙、张之洞等管学大员的抵制与阻挠，“哲学”科目(课程)在中国并不能马上通行，哲学学科(专业)还不能马上设立。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哲学观在当时还没有足够兴起。直到宣统三年(1911)，京师大学堂方设哲学专业，而且是设在经学科下，称之为“理学门”。再到民国三年(1914)，北京大学方将其更名为“哲学门”。北京大学哲学门设立后，1918年关于哲学门的学科归属又发生一次论争。论争见于傅斯年与蔡元培之间。傅斯年认为哲学不宜入文科，而应归于理科，但蔡元培不认同。傅斯年在致函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1918)中说:“以哲学、文学、史学统为一科，而号曰文科，在于西洋恐无此学制”，“哲学主知，文学主情”，“哲学所取资于文学者，较之所取资于科学者，固不及什一”［15］。总而言之，哲学与科学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多有联络，而与文学少有联络，且据历史沿革与西方经验，其应并入理科。而蔡元培复函说，现代治学“不特文学、史学近皆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如哲学可并入理科，则文、史亦然。”［16］故据研究方法，不该为出哲学门于文科之据。总而言之，上述论争反映中国现代哲学观在当时还很模糊。但以哲学学科设置为契机，各种论争促进了中国现代哲学观的扎根生长。此后又在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博学鸿儒的积极倡导和学术推动下，中国现代哲学观才真正开始兴起。 作者：黄前程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众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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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018-05-24 04:28:38",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2017/12/15,261,摘要：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复兴之历史节点，中国梦宣示了美好的理想。作为“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内在地是一种开放性的哲学，即肯定人类历史的未来是非封闭性的、非终结性的。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现实性的哲学，即可以依照理想来现实地改变世……,"摘要：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复兴之历史节点，中国梦宣示了美好的理想。作为“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内在地是一种开放性的哲学，即肯定人类历史的未来是非封闭性的、非终结性的。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现实性的哲学，即可以依照理想来现实地改变世界。 关键词：布洛赫；希望；现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 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即将走向振兴之际，无不对未来怀有美好的希望或理想。然而，希望或理想只有在深刻的哲学思想支撑下才可避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缺乏正确的哲学指引，再美好的希望或理想也可能沦为一种空洞和盲目的“幻相”。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其梦想也必然与世界各民族的梦想“相通”，具有一定范围的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际即致力于人类解放及其自由发展，代表了古今中外人类之普遍希望与理想。因此，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中华民族若要真正成就民族之梦乃至世界之梦，其理论就必须生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之中。而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有益的线索或思路。 一、作为“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具有理想性或超越性要求。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理想性并非一直突显。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纳粹的残酷镇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想性的维度随即被完全遮蔽起来。其时，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885—977）无疑是最为重要，也是最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是，与同时代大多数消沉低迷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布洛赫转而开始积极地思考“未来的哲学”或“希望的哲学”。这种哲学实际上是以“希望”概念为基础，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精神。同时，借用“尚未”这一范畴将世界描述为一个开放的过程，由此力图唤醒时代的乌托邦精神，并期望在此基础上构思或预先“推定”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布洛赫认为，时代之所以处于颓废和消沉的境遇，根源恰恰在于乌托邦式的理想性精神之枯萎，人们由此失去了面向希望并为之行动的可能。布洛赫从康德哲学中得到启发，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性维度。可以说，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同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致思路径，开始积极地谈论梦想和希望。在布洛赫看来，世界是一个未完成的、不完满的世界，人却总是在渴望着更美好的世界和生活，而这种渴望的意识恰好蕴藏于造梦者的白日梦之中。布洛赫肯定的白日梦可以称之为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它能够激起一种行动和变革的力量。这种梦并不仅仅观望或接受既定的事物，而是超越现有的生存条件，在事物可以变得更美好的意义上去改造世界。“首先，革命旨趣需要这样一种知识，即需要一种改造世界的白日梦：‘这个世界多么丑恶，怎样才能改天换地，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是，这一点完全不取决于死守科学的启发式方法，而仅仅取决于坚持恰当的白日梦，即在理论和实践领域中里，坚持改造世界的白日梦。”[]可见，布洛赫所真正关心的是这种白日梦在其形式上所展现出的“乌托邦”功能，指向一个尚未形成的希望世界。布洛赫所谓的乌托邦是一种积极的、具体的乌托邦，它立足于主观的愿景并指示出一种超越现实存在的理想维度。由此看来，相较于黑格尔对待梦想或理想的态度，布洛赫无疑首先回到了康德的立场。他认为康德的理想作为希望显现，而作为“无条件的总体”的范导性理念正体现了乌托邦本质，标示着不断超越现实的可能性。这在实践理性的运用中表现得尤为清晰。实际上，康德的“至善”理念作为引导历史前行的范导性理念，所最终导向的正是一个道德的“自由王国”。就此而言，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从康德的道路出发，实现人的解放并进入以人的天性发展为目的的“自由王国”，而那种被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封闭的、理想缺席的世界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长基地。布洛赫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与康德哲学相似的理想性诉求。正如他所言:“马克思的持久的洞见在于，真理不是自为的真理，而是暗示着解放的真理，解释世界是以改变世界为它的目的和意义的。”[2]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自于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希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希望的哲学中包含着面向“尚未存在的事物”的人的积极行动。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含未来走向的科学，它既是理论的钥匙，也是实践的杠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未来的哲学，也是在过去中蕴含着未来的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在这种集合的前线意识中，从而它是信任历史事件的、献身新东西的、已知趋势的理论-实践。”[3]换句话说，在布洛赫眼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希望哲学。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标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理想性维度。实际上，无论早期还是成熟时期，虽然马克思的思想路径和问题主导有了很大的转变和迁移。但他的理论工作中却始终贯穿着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性思考与期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包含希望的哲学。但是，如果一种作为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立，它必然首先在逻辑上要求自身是一种开放性的哲学，这种哲学要肯定人类历史的未来是非封闭性的、非终结性的，否则人类向往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希望也就无从谈起了。其次，作为一种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要求自身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哲学，即要求按照梦想现实地改变世界，否则它就只能沦为一种空想或幻想。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与黑格尔哲学立场的基础上，确立了自身对“开放性”和“现实性”的内在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要求 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关注历史过程中的具体事件，因此他们的研究往往仅限于过去而排除了对未来的研究。而部分哲学家考察历史时则通常要构想历史的未来，以确认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格鲁内尔所言，“历史学家只关心过去的历史，……相反，哲学家则把未来包括在内，并把立足点选在历史之外。”[4]事实上，自奥古斯丁以降，历史哲学大都包含着对未来的考量，即认为历史应当始终保持着指向未来的维度。但这一维度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则被完全封闭了起来。康德非常重视对未来的思考，对他而言,历史哲学的“本质作用在于，在解释过去的同时要展示未来的希望，从而以某种不可缺少的鼓励来支持道德行为。”[5]事实上，康德哲学正是产生于人对未来的希望以及对现实的不满，因此它标示着不断超越现实的可能。这在实践理性的运用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即理念以“应当”的形式出现，而“应当”则是尚未显现的东西。而在历史哲学中，理念则意味着处在无限遥远未来但却应当朝向它前行的历史目标，“当其已经涉足于这些最初直接为人所感到的需要之后，理性的第三步便是深思熟虑地期待未来。不是单纯享受目前这一瞬间的生活而是要使自己面向将来的、往往是异常遥远的时代的这种能力，乃是人类的优越性之最有决定性的标志，它使人类根据自己的天职在准备着遥远的目的……”[6]但是，在康德看来我们只能预想历史的未来，却无法对其进行客观的规定。这样，未来对他而言就是动态的、开放的、也是希望蕴藏于其中有待于实现的时间维度。布洛赫强调了自己倾向于康德哲学对于未来的开放性立场，“人们在黑格尔那里徒劳地寻找指引我们向上的感性，并意识到了危险。它在康德处显现，也在费希特的话语中显现：必须有一种作为行动基础的知识，或者有一种对世界还不是什么但应该是什么的愿景来驱动我们去行动，超越那些仅仅对什么是或什么曾经是的重复。”[7]也就是说，他认为康德哲学对未来的开放性立场内在地包含了改变世界的可能性。马克思在对未来的态度上，更加贴近康德的立场,同时包含着“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两个维度。布洛赫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理性与希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暖流”与“寒流”交汇的产物。前者是对现实中虚假意识形态以及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而后者则包含着对未来的希望，包含着朝向解放的意向以及对现实的乌托邦的希望等要素，“这时全部历史境况领域的条件分析才以两种方式出现：一方面，揭露各种意识形态的真相；另一方面，去掉形而上学假象的魔力。”[8]实际上，马克思本人更加强调改变世界这一维度，而改变世界就意味着世界具有某种程度的可改变性或者开放性。马克思从来没有将历史看作将要完成或终结，而是将其理解为在未来的维度可以继续被创造的，“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不是从破晓的黎明开始，也不是以远古的灰暗来描述历史的形象，而是把它看作是要塑造的现在和要出现的未来，并把二者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把历史看作是人按照人道主义的愿望‘实现人类权利’的地方。”[9]马克思通过对过去的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现状的考察和批判来寻找未来，由此，历史与未来只能是包含开放性与可变性的。正如他本人曾明确地表述过的，他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这个全新的世界，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自由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0]正是在这种对未来的开放性理解中，梦想的概念才能得以栖身。也就是说，梦想作为潜能和趋向存在于未来之中。中国梦从信念的维度出发，引导我们当下改变世界的实践行动，展现在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民族复兴、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之可能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革命性内涵在于：相对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单纯解释世界的传统，马克思认为理论地解释世界最终要指向实践地改变世界，即在批判旧世界中坚持新世界的理想。正如布洛赫所言:“马克思的持久的洞见在于，真理不是自为的真理，而是暗示着解放的真理，解释世界是以改变世界为它的目的和意义的。”[]然而，在实践上改变世界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任何空想的哲学，它要内在地要求自身的理想具有“现实性”的维度。而哲学的现实性要求，即理想如何在现实经验中实现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黑格尔极其重视“社会现实”，他认为现实本身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即可以通过包含历史性原则的辩证法将这种统一性开显出来。黑格尔不满于康德将社会现实遮蔽起来，反对其“主观性思想”，主张通过“客观精神”赋予主观思想以内容。因此，就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关切而言，马克思的确与黑格尔更为切近。正如布洛赫所意识到的：黑格尔留给马克思的一大遗产正是进入现实的强烈诉求。这种诉求使得马克思绝不会停留在纯粹的主观“空想”，也不会满足于单纯理论地解释世界，而是要求现实地改变世界。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马克思反对的正是那种抽象的与现实历史毫无关系的理想，他将现实的本质建筑于人的实践活动当中。马克思将历史主体确认为“现实的个人”，即由社会和物质生活条件所规定着的现实存在的、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而现实的个人作为现实生活的生产者与创造者，能够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能够现实地改变世界。在这种意义上，理想引导着现实的个人追求现实目的，人的活动则将存在于思维中的理想现实化。实际上，早在《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就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精神。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明确地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人总是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只能是历史的存在，而不是纯粹思想的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人正是在物质生活条件制约下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并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3]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能够在具体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下由其创造历史，而不是任何精神或理念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承认人朝向未来，改变现存世界的行动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人类任何的理想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其本质上都源自现实生活，是对不完满的、匮乏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性的希望。这种理想必然要求现实的人通过劳动和创造来实际地克服这种不完满和匮乏。作为希望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出了对人类历史发展更美好未来的向往，同时也包含了现实的人的积极行动因素。由此，生长于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基上的理想，也必然要求其自身与客观的可能性相关联，朝着现实的希望进行拓展。而这种客观的可能性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生成的，它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相关，并由此获得现实的力量。 四、结论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希望的哲学，一方面标示出了自身理想性的希望维度，它在积极意义上指向未来，同时又能不断地引导我们当下的行动，赋予我们超越现实的动力进而趋向于理想性目标。而另一方面，也标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区别开来，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将希望现实化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理想必须通过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实现自身。因此，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梦是关于中华民族更美好生活的愿景，是民族发展的历史诉求和现实需要双重驱动下形成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民族希望的一种展现，也必然具有现实性要求，是依赖现实的人的实践必然趋向的民族复兴之期望。 参考文献： [1][3][8]恩斯特•布洛赫(梦海译).希望的原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94.10.23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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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018-05-24 04:28:41",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的关系,2017/12/15,155,摘要：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法理学”“法哲学”和“法律思想史”的运用处，有许多不同意见。搞清楚“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之间的关系，对法学本科教育有很好的指引作用。通过理论分析引导理论法学，可以使课程设置更加规范、科学，便于明确……,"摘要：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法理学”“法哲学”和“法律思想史”的运用处，有许多不同意见。搞清楚“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之间的关系，对法学本科教育有很好的指引作用。通过理论分析引导理论法学，可以使课程设置更加规范、科学，便于明确教学内容，有助于教学目的实现，也有助于学科本身的发展。文章对“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的概念予以阐述，指出“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并探讨了对教学改革的思考。 关键词：“西方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哲学”；法学本科教育 不管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还是“西方法哲学”，先不考虑它们有着怎样的关系，仅从它们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知晓，它们作为理论法学，其研究的对象范围、研究的方法等都是非常广泛的，其实要完全界定清楚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是不容易的。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有些学校的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不科学，所以，要从根本上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必须从其概念入手，虽然并不是很明了。 一、“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的概念 作为理论法学学科，其内涵、外延都较宽泛，基于这点，理论界在使用“西方法律思想史”与“西方法哲学”这两个表述不同的名称时，也无定论。所以，本文只能从几本权威专著中引用作者对这两个名称的理解，再分析它们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西方法律思想史”，严存生教授的定义是：“西方法律思想史是以研究西方的法律观念的演化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所谓西方，即一般所指的西欧和北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史，指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约3000年的历史，包括近现代史。”接着他提到：“法律思想史作为一种观念史，它所研究的法律观念不是具体的部门法观念，而是一般的法观念，即在部门法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来的法观念，它面对的是法律的全体。”同时他又补充道：“法理学研究的是当代的法观念，而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是过去。”从这一界定中我们得出，“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观念。接着，我们来思考对“西方法哲学”的界定。对此，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称：“法哲学是介于法学和哲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把哲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法学，研究法律的一般原理方法。”另有学者认为：“西方法学一般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社会、西欧中世纪社会以及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法律学说和思想。”严存生教授认为：“法哲学居于最高的理论层次，所研究的是所有的法，包括历史上的法、现实中的法和将来的法；实在法和理想法；本国法和外国法。”同时，他认为：“法哲学所研究的不是充满情感和成见的实定法，而是通过理性才能把握的人的本性和规律，即法和法的理念。”即“西方法哲学”也研究西方过去的全部法律理念及其规律。 二、“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 从上述对这两者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研究“对象”的空间和时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学说根据一是“法哲学是对不断变化的法的哲学思考，并通过一定的、具有原创性与相对系统性的文字形式（主要是论著）予以表现，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后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些著作，并将其中涉及法的哲学思考成为‘法律思想’或‘政治法律思想（学说）’等都是可以理解的，本书题为‘西方法哲学史’，并不意味着它与已有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有本质的区别”。而严存生教授也提到：“作为一门课程，有些学校把西方当代的法律思想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称之为‘现代西方法理学（法哲学）’。”学说根据二是“西方法哲学史或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问题就是在这一学科的研究中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而我们知道，西方法律思想史所研究的是西方的法观念变迁的历史，这一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人物、学派（或思潮）和观念”。人物是观念的创造者和发展者，学派是观念的载体。人物和学派的研究侧重事实的研究，而观念中含有真理，真理是事物深层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因而人物史和学派史“在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观念史即问题史，却是核心问题。这是严存生教授将书名确定为“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的原因，如果将三者一并研究，则可称为“西方法哲学”或“西方法律思想史”。从仅有的几本被命名为“西方法哲学”的著作中，笔者并未发现其与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更多的时候作者也将他们等同起来，所以，“西方法哲学”就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这也是学界对两者的对比研究几乎没有，并在著书立说时将两者转换使用的原因。 三、对教学改革的思考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与塔里木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有相同情形的院校，应当只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无需再开设“西方法哲学”。原因如下：从教学目的上，我们法学本科教育中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对法的演进的学习认识现代法的精神，开阔法学视野，树立思辨思维，避免形成狭隘的法学观念。而这样的目的，通过深入学习一门即可达到，相反，以短学时的方式开设两门，不仅不能让学生深入系统地了解法的一般理念，也有可能会让学生因教授者不同在内容上进行简单重复易产生厌烦心理，这样不仅达不到教学效果，而且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另外，从本科学生的接受程度来讲，“西方法律思想史”先从人物再到观点的思路，更能引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而若再开设“西方法哲学”，无疑会引入一些抽象难以理解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不仅造成教学上的困难，而艰涩的内容对法学本科生而言吸引力也不够。再从课程发展的规范程度上讲，全国大多数法学院校在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而在本科教学中开设“西方法哲学”者寥寥，“西方法律思想史”从学科建设到教材编写都更加系统和规范，而以“西方法哲学”命名的教材很少且都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著。 四、结语 通过理论分析引导理论法学课程设置更加规范、科学，便于明确教学内容，确定“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教学目的实现，也有助于学科本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张宏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7. [3]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第四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4]严存生.法理学、法哲学关系辨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5）：10-18. [5]严存生.西方法哲学问题史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作者：赵红菊 杨震",生存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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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018-05-24 04:28:43",道德哲学下负责任道德的主体哲学,2017/12/15,131,摘要：在19世纪到20世纪间，诞生了无数璀璨的哲学意识。其中，巴赫金批判了当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唯物理性主义哲学，把负责任道德主体哲学当作第一哲学看待，其研究对象主要为统一而唯一存在的事件，将事物的实际行动、行为作为道德哲学的主要研究目标。提……,"摘要：在19世纪到20世纪间，诞生了无数璀璨的哲学意识。其中，巴赫金批判了当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唯物理性主义哲学，把负责任道德主体哲学当作第一哲学看待，其研究对象主要为统一而唯一存在的事件，将事物的实际行动、行为作为道德哲学的主要研究目标。提倡个体通过负责任道德主体哲学的行为规范参与到生活中，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方方面面里积极体现自己的“位置”，重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并主张积极对话和沟通，要求在多元化、多形式的话语交流和丰富的主体精神世界当中，做到道德哲学色彩体现。 关键词：道德哲学；负责任；巴赫金；哲学解读；哲学 一、巴赫金个人的哲学历史和内涵 巴赫金（1895—1975），是俄国文学的哲学家、符号学家和思想家，有着“超越了当代所有人思想”的美誉。巴赫金是出生在俄罗斯奥廖尔州，旧时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个银行经理，曾工作在几个城市。他的著作在伦理哲学和语言学方面引起了各种学科学者的工作启发，如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但在20世纪20年代，他没有成为众所周知的哲学家，直到他由俄罗斯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到巴赫金的学术论文后，他才结束了长期的穷困潦倒和社会边缘化的生活，人类这才得以获得一个科学家、思想学家巴赫金，之后甚至为其颁发了“20世纪最重要哲学家”的称号。之后巴赫金有3次被学术界发现。第1次是1960年前苏联世界文学所的青年研究员在研读书籍中，无意中发现了巴赫金的学术论文。第2次是1970年代，人们发现了巴赫金关于语言美学和语言说的著作。然而在之后不久，巴赫金就由于年龄的缘故离开了人世。而第3次发现则是在1980年代，人们把关于巴赫金伦理哲学方面的文稿整理出版，瞬间引发了学术界的轰动。然而直到今天，有关巴赫金的宝藏仍然没有被挖掘完全。在国内，曾经也盛兴过一段时期的巴赫金美学和巴赫金文学热。关于巴赫金的道德哲学方面，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被系统、成文地整理出来。这让我们不禁感叹，巴赫金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的庞大，创造性思维是如此的超前绝后。我们还需要对巴赫金的多数著作认真钻研、予以解读，这对于我们如今的科研工作、改革教育现象十分有好处。而关于巴赫金的《负责任主体道德哲学》，是我们这篇文章主要探讨的对象。 二、巴赫金的第一哲学解读 什么是第一哲学？巴赫金所给出的答案是：第一哲学可以揭示存在即事件，但巴赫金的第一哲学指的并不是统一的文化创造，而是有关于文化统一和唯一存在的即事件哲学。根据巴赫金的第一哲学论述，我们可以明白其中“统一”指的是涵盖了世界观和现实生活、人文风貌、理性感性之间的综合统一。而巴赫金的第一哲学中“唯一”的含义指的是事物当中所带有的具体性、历史感和独特性。当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以自己对存在感受的唯一性参与条件和基础，借此来实现来到那个世界时，正是巴赫金的第一哲学的体现。但同时，我们不应改变把巴赫金的第一哲学认识局限在那之内，巴赫金的第一哲学只能是以实际的现实行为作为主体目标，如果不从实际的现实行动中为起点，就无法体会到实际的存在。我们所采取的行为并非是通过臆想和自己的内容中了解到的，而是在自己实施行为的具体过程当中理解。在接触了统一和唯一的事实概念后，从整个存在当中理解，并且去试图把握到整个的自己。切记不可以将自己具体采取的行为看作一个外部观察、具有距离感或者进行思考的行为。而是要通过内在的联系，从行为内部通过他的责任来观察理会。虽然第一哲学最初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概念，然而其主要完善都在巴赫金的第一哲学中得以体现。巴赫金将道德哲学当作首位研究，批评了19世纪至20世纪中其他社会主流的理性主义哲学。巴赫金的第一哲学明确指出：当下情况中的现代哲学都脱离于理性主义，然而却从根本上浸透了理性主义的意识倾向，即便有的哲学思想出于有意的摆脱这种意识倾向，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理性主义的影响。在巴赫金的第一哲学的理论当中认为当下的理性主义有这两个大的成见：（一）理性主义都认为只有合乎逻辑的东西才是合理清晰。（二）理性主义将客观因素当作理性因素对待，把主观性、个体差异以及个人因素视作非利息的和偶然的因素，甚至将这些因素和主观的理性主义对立起来。而巴赫金的第一哲学则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和感受意识价值都是属于人的，这一切的课程和存在意义都是围绕人所诞生出现的，这是一个可以思考、可以观察、可以爱惜的过程。从中我们理解到巴赫金的第一哲学不仅超出了当代的哲学思想，并且从中吸取了存在主义哲学、以人本为中心哲学等现象哲学的哲学成果，同时根据自己的思辨建立了新的道德哲学。于是在之后巴赫金的第一哲学研究方向上，巴赫金的第一哲学认为我们是不可能对抽象因素进行完整有序地解读的，这个世界的原理、规律和概念都只能作为对自己行为世界的现象描写，所发生的事件也不过是从价值角度对世界的体验感受罢了，而那些正是由我们的现实行为所构建。这种具体、个人、无规律的世界当中存在着一些普遍因素，就是他们在构建过程当中会具有的共同点。而巴赫金的第一哲学之所以能引起学术界的轰动，正是因为巴赫金的第一哲学从根本上改变了道德哲学的研究方向、研究对象、构建模式和研究目标。这也是巴赫金的第一哲学区别于历史中其他也被称作第一哲学的不同之处。 三、巴赫金的道德哲学中道德主体责任感在整 体性生活中的参与在巴赫金的道德哲学中，他根据不同的特点将人类生活分成了艺术、生活和科学领域。这三种文化是内在有机联系的，这里不讨论科学，主要讨论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在巴赫金的道德哲学当中，巴赫金的道德哲学指出艺术往往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的逃避，若想真正的参与艺术，就必须将生活原理化。其中关于生活和艺术的内在统一性表现在人们应该能相互的承担起相互责任以及相互过失。例如田园生活中的人民要明白生活的富足是他精神世界、艺术的缺失，而诗人也应该承认潦倒、困苦的生活是他的诗歌的缺失。巴赫金的道德哲学中认为，现实生活和艺术生活往往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一方面则是抽象难以界定的世界。如同面向不同方向的雕像，是无法对唯一和统一的世界作出一致化。巴赫金的道德哲学认为人是存在于现实生活和艺术理想生活的范围间隙当中，然而如何具体化这种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中的区域呢？巴赫金的道德哲学认为只有那些现实中存在的唯一性事件才能让这块区域唯一、统一。这也就是巴赫金所提出的参与性思维。他指的是一种过程思维，我们在自己为主观感受的全部生活中采取着行为，所采取的每个行为都是自己生活中行为过程的一个单方面。也就是说，在我们看待的世界当中，我们所采用的思维模式是对待自身的行为仅仅负责唯一行动的思维。巴赫金曾经说过：“我与我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在我个人的情感意识语调当中进行的。”不过这种强调主题的道德哲学参与性思维，并非是指一切都要以自我为中心，一切都应该只为自己考虑。其实恰恰是相反的意思，参与性思维的更深层含义就是指只有站在了自己的角度，唯有从自身的唯一地位出发，人才能做得出牺牲，才可以成为负责任的道德主体。巴赫金的道德哲学强调，只有通过实际自身承认的行为参与，才能将自身的思考和统一、唯一的存在事件融合，只有在这种行为的基础上，才有产生以我自身情感为主导的负责任行为。让自己的每一个行为、感情表达、语言表达、愿望、思想、境界、灵魂都成为负责任的行为。在巴赫金的道德哲学当中，他把这种负责任道德主体哲学思想认为是一种可以充实自身、他人存在的唯一性行为，是绝对的出自本我意识的行为。虽然在现实的实际生活当中，人并不是思想精神水平时刻保持平衡的，但人的理性也并非如同想象中那么严格，对于现实的参与并非是能够时刻充满理性的。因此，巴赫金才在这种基础上提出了负责任道德主体哲学，提倡让生活变得像艺术那么美好，让生活和艺术相互承担责任，让艺术存在于生活之间，这其中就寄托了巴赫金对于艺术世界的渴望和热情。 四、巴赫金的负责任道德主体哲学在教育中的启示 道德哲学中的负责任道德主体对人的精神世界影响是繁杂、难以界定的。根据过去的资料记载，巴赫金曾经在1930年专门研究了以教育为主体的哲学思辨，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为研究对象，观察哲学教育对于人的精神成长的关联。而记载表明，虽然说道德感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明文的规范和责任要求，但每个人的道德、精神面貌都是个性化和多层次的。这些个性化也是影响个人精神世界的主要力量。而教育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要组织成分，我们必须清楚育人就是教育的核心灵魂，把人培养成负责任道德主体，其过程是十分困难的。需要创造足够多面向生活、高度关注个人特点、独特性的感官世界，让主体可以在创造的环境当中进行有益的思考，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分享、交流、体现和负担起道德责任。因此，好的学校德育教育必须从现实的生活中抓起，以往的知识德育传授、重复性宣传教育已经不适应当下发展。只有充分发挥以自我负责任道德主体为目的的教育，才能让德育获得更多成功。在近些年，已经有一些学校从巴赫金的道德哲学当中获得了启示，开始培养有个人道德美感的德育教育，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前进。而巴赫金的道德哲学中反应出的道德美感和哲学思想也正映衬了我们如今要倡导的积极参与生活、加大个性化教育发展等教育方向。也正是因为如此，巴赫金的道德哲学直指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道德品质。 五、总结 通过前苏联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巴赫金的道德哲学讨论，我们认识到巴赫金的道德哲学主要是致力于建立一个艺术思想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相互统一、唯一的整体性世界。在整体世界当中，我们才可以更好地关注世界中人的存在，关心自身所担负的责任，成为负责任的道德主体。这些哲学思想对当下的社会方方面面都有着重要启示意义，也正因为这些思想璀璨的价值，也更值得我们去努力探索和学习。希望可以通过本篇文章，对社会现状、品德教育产业做出一点帮助。 ［参考文献］ ［1］祝克懿.互文性理论的多声构成：《武士》、张东荪、巴赫金与本维尼斯特、弗洛伊德［J］.当代修辞学，2013（05）. ［2］朱小蔓，杨桂青.关于负责任的道德主体如何成长的一种哲学阐释——基于对巴赫金道德哲学的解读［J］.全球教育展望，2011（02）. ［3］岳文侠.“后理论”转向时代诗学问题——论里德的《巴赫金视域下的浪漫主义文学》［J］.外国文学，2017（01）. 作者：郭绍影 单位：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哲学理论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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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018-05-24 04:28:46",塞涅卡哲学文本治疗范式分析,2017/12/15,121,内容提要这里分析斯多亚治疗哲学中有关理性与激情的伦理思考，指出希腊化时期哲学的实践理性特征；并初步阐释治疗哲学在塞涅卡哲学文集中的解读。塞涅卡是斯多亚学派中晚期代表人物，他通过哲学式书写分析激情症候之表象，通过哲学思辨操练与沉思治愈灵魂本……,"内容提要这里分析斯多亚治疗哲学中有关理性与激情的伦理思考，指出希腊化时期哲学的实践理性特征；并初步阐释治疗哲学在塞涅卡哲学文集中的解读。塞涅卡是斯多亚学派中晚期代表人物，他通过哲学式书写分析激情症候之表象，通过哲学思辨操练与沉思治愈灵魂本体疾病，使之回归理性本真，达到宁静无欲与幸福恒常的自然状态。塞涅卡哲学文本研究将丰富对斯多亚治疗哲学思想的挖掘。治疗哲学已为受虚无感困扰的现代人提供了古典智慧良方，赋予人们对自我意义的不断思索。 关键词塞涅卡研究；激情；哲学治疗；斯多亚伦理学 谈到希腊哲学，先入为主的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哲学，而忽视希腊化时期逐渐走向主流的斯多亚哲学流派。古典希腊时期强理性保证真理的思潮逐渐落幕，推崇的智性生活已很难为希腊化时期人们的灵魂提供充分的慰籍。后随着古希腊城邦时代结束，由国家代之，人们政治生活方式因之断裂；加之帝国不断的扩张、地中海区域频发的战乱、风云诡谲的政治、时代裹挟着的无常人生———这一切使当时的哲学家们陷入哲学与个体生存关系的思考之中，幸福的内涵也随之从古典希腊时期至希腊化时期悄然发生变化：至善由城邦的正义蜕化为个体的幸福。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Windelband）认为，希腊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原始的伦理意识分崩离析，这使有关正当的生活行为的教导成为首要目标，最终成为哲学的主要内容。[1]希腊化时期哲学进入个人伦理学时期，哲学不再表现为为思辨而思辨的空洞玄学，而生发为一种关注切己问题的实践性智慧。希腊化时期哲学的本质乃在于治疗人的疾病，作为希腊化时期的主要哲学流派的斯多亚派，正是治疗哲学的代表，它视治疗灵魂顽疾为哲学的使命。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斯多亚哲人都十分关注当下所出现的因外在生活而映射到个体心灵的疾病症候谱系；他们认为，哲学论证如果不能帮助治疗人的灵魂疾苦，正如医学不能解除人的身体疾病，都是一无是处、空洞无益的。[2]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哲学的教导与训练就不只是指向语言思维与逻辑学的规范，而是更新存在方式的伦理学问。 一、理性与激情：斯多亚治疗哲学对象的分析 斯多亚主义把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以及伦理学三个部分，伦理学是斯多亚哲学关注的焦点，到了晚期，斯多亚哲学家们甚至只视伦理学为哲学探讨的对象。他们认为，无论逻辑学、物理学还是伦理学都本着对生活的理论性训练，从而更新个体生活方式，形成生活的逻辑学、生活的物理学以及生活的伦理学。对于斯多亚而言，从事哲学便是指实践如何“生活”，如何自由并自觉地生活。自觉地生活，是指我们超越个体性的局限，将自己视为理性生命的宇宙（reason-animatedcosmos）的一部分。自由地生活，就是指我们放弃去欲求自身无法控制的事物，让身心归属于那依赖于我们的只是出于理性且与理性一致的行为。[3]斯多亚学派极具代表性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塞涅卡、奥勒留等———都通过灵性操练，规范判断与欲望，展现了灵魂理性本身的一致性与和谐性。 （一）灵魂疾病的产生根源 希腊化时期，部分哲学家一度将哲学视为空洞的思辨，远离生活内涵本身，也从而失去了古典时期哲学关注生活的本质。古典希腊时期，公民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探索个体的人生价值。后随着马其顿南下入侵希腊本土，希腊诸城邦开始瓦解，国家代以形成，城邦自由的公民也变成了国家的臣民，也不再如个人与城邦的关系那么密切。社会变革的动荡，政权交替缺乏稳定；人们常感到朝不保夕，就开始放纵自己，尽情享乐人生。社会风气腐化、公共道德逐渐堕落。现实的社会历史背景，促使哲学家们转换了前人开创的希腊哲学的主题，即不再把思辨的生活看成是最高的生活，也不再关心城邦的生活，而是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由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疏远，便从政治生活退守到个人生活，也即合乎自然和灵魂宁静的幸福的个体生活。斯多亚哲学家意识到希腊化时期的人们因内心心灵生活与外在实际生活分离而产生的焦虑，观察到需要治疗的失范世界，分析了在失范世界中人们因贪婪、愤怒、悲伤、恐惧，以及自私所起的不感恩等无节制的理性（灵魂）疾病症候群。 （二）斯多亚伦理学中的激情 斯多亚治疗哲学明确治疗对象上述心灵疾病症候群，斯多亚主义称之为激情（pathos）。斯多亚哲学家将一切事物区分为善（good）、恶（badorevil）与非善非恶之物（indifferents）三类。非善非恶之物指生命的健康、富足、贫穷、疾病、死亡等这些无谓善恶且不受自己控制的自在之物，其得失取决于命运安排，不受人之左右；非善非恶之物又可阐释为身外之物，外物。善、恶并非物的属性，而是灵魂特有的属性，由人的灵魂对待与处理身外之物（indifferents）时彰显。换一种方式表述：幸福与不幸，或善与恶只是灵魂对外物的认识与判断。智者或圣人能够对外物有正确的认识与判断，便能获得灵魂的宁静与幸福。平常人要获得自身幸福，必须超然于外物。一旦受外物所累，灵魂内部将产生一种非理性与非自然（或非本真）的运动，也即过度的冲动，芝诺定义为激情。[4]罗马人加图（Cato）将希腊语pathos（激情）翻译为拉丁文morbi（疾病），正好契合了斯多亚学者认为激情是理性（灵魂）患疾这一观点，人正因为受激情支配而导致灵魂的疾病。斯多亚学派把激情看成是疾病，一方面继承了苏格拉底精神，另一方面，这一理性一元论观点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德性论存在根本性分歧。后者认为激情是中性的，即非善非恶，或可善可恶；理性本身不会出现错误。譬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如果激情能受理性指导，就能做出良善之举，如果激情受欲望控制，则可能做出违背德性之事。从传统德性论来看，激情与理性乃二元对立的两极；柏拉图及其追随者认为非道德行为源于激情、理性和欲望之间关系的错位，也就是原本由理性主导的生活，现在由欲望主导，且因激情助燃以至出现非理性而造成的过度冲动。在斯多亚学派看来，理性是一元的，理性本身会出现错误，而激情就是一种错误的理性判断状态。理性的误判与误用是灵魂顽疾的根源所在。激情源于判断的结果，起自于印象被赞同这个环节。人首先对物体或事件形成印象，并对这一印象形成赞同；当人们赞同的印象本质上是错误的时候，就形成了诸如痛苦、害怕、高兴和伤心等传统德性论所指的灵魂非理性部分的激情。斯多亚认为激情错误地运用了印象，产生于错误的判断中，从而使理性失去了正确的定位。[5]治疗激情就必须“正确地运用印象”，将理性由错误判断所造成的“激情”中疏解出来，通过治疗激情状态下的理性回到理性的正常状态，也就是回到理性正确的判断状态。在斯多亚学派看来，灵魂中没有非理性的力量，人只是在婴幼儿时期才有非理性的东西，到了成人时，非理性消失，灵魂中只有理性。激情也是理性的，激情不是人面对外界刺激而产生的本能反应，而是对本能反应做出的判断，即理性参与之后形成的激情。[6]斯多亚学派认为人的灵魂并不存在与理性对立的状态，从而将传统德性论的理性二元论修正为理性一元论；斯多亚学派认为所有的激情和欲望也是理性的判断，或者理性判断的产物，是由于人们对于非善非恶之物的错误认识。对斯多亚学派而言,各种激情均因为高估了外物的价值。举例说明，人们可以平静接受“有人获得诺贝尔奖”，而对“某人是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文学家”这样的判断欢欣鼓舞；或者人们可以平静接受“有人离世”，而“我的父母突然离世”的判断令我们茫然无措与伤恸不已。 （三）哲学治疗的目的 治疗哲学就是要把这些激情与非理性判断从灵魂中连根拔除。《治疗欲望：希腊化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提出，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各派哲学为了治疗人类的心灵疾患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治疗方案。治疗哲学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幸福（eudaemonia）。希腊化时代的“幸福”，基本含义是“心灵宁静”。这个词有两个来源：一是希腊语中的“ataraxia”，字面意义是免于烦扰或焦虑。二是拉丁文“tranquillitas”，意思是灵魂强大而平静的状态，不为任何恐惧、迷信或其他感情纷扰。[7]在此基础上，斯多亚学派提出，作为正确判断的德性可以修正乃至消除作为错误判断的激情，从而获得百分百的心灵宁静和幸福。 二、塞涅卡的创作处境与自我治疗 斯多亚学派中晚期代表人物塞涅卡（LuciusAnnaeusSeneca，公元前3年-公元65年）对斯多亚激情的各种表现分析得细致而彻底，读他的作品如读一部人类本体疾病大全。各种本体性的精神疾病，在塞涅卡看来，必须从哲学根本上进行治疗。塞涅卡一生经历罗马帝国四位皇帝的统治，刚好跨越帝国初期建立的劳狄乌斯王朝（公元前27年-公元68年）。塞涅卡鼎盛时期为著名暴君尼禄在位的初年，作为尼禄的治国之师与曾经的太子太傅，为这位著名的暴君提出过诸多道德训诫，如《论仁慈》；塞涅卡作为斯多亚学派哲学家的身份也正因此得以彰显。塞涅卡一生作品丰富，共创作哲学文集十卷，分别包括《天命论》《论智者的恒常》《论愤怒》《致玛西亚的劝慰书》《论幸福生活》《论闲暇》《论心灵的宁静》《论生命的短促》《致波里比乌斯的劝慰书》《致母亲赫尔维娅的劝慰书》；长篇论说文《论仁慈》《论恩惠》两部；晚年完成伦理学力作《道德书简》与自然哲学力作《自然问题》；以及《美狄亚》等悲剧作品若干。[8]塞涅卡很少在作品中谈及个人生活，所以很难梳理出作品集的时间线性。不过，他宦海沉浮的一生有几桩标志性事件，便于我们基于此修补塞涅卡作品谱表。塞涅卡公元41年遭克劳迪乌斯流放八年，公元49年被王后阿格里皮娜召回任太子尼禄的太傅，公元59年淡出仕途，62年完全隐退转而专注于哲学思考与写作；公元65年被暴君尼禄下令赐其自尽。[9]在漩涡般令人无法喘息的政治激流中，塞涅卡还写出了大量文学与哲学作品；创作盛期恰好在惨遭流放的八年以及自杀前被软禁的三年。塞涅卡体会到人们生活的危机与奴役，也许，正是通过这些密集的哲学书写与治疗，帮助他度过险恶的政治生活与人生激情的重创。塞涅卡从斯多亚哲学的治疗性出发，区分出那些不属于我们的非善非恶之物，操练灵魂的坚韧、内心的宁静。先对这些密集创作的政治隐喻与政治目的避而不谈，值得肯定的一点，塞涅卡宦海沉浮的一生经历给予他对人性激情与欲望切肤之痛的体会。通过这些哲学书写式治疗———特别是通过分析斯多亚伦理学对心灵激情与欲望的哲学认识与治疗———帮助哲学家本人从容度过了政治生涯的重创。 三、塞涅卡的治疗哲学范式 塞涅卡著述中，频繁出现“愤怒”“劝慰”“智慧”“宁静”“幸福”等斯多亚治疗哲学关键词汇。同斯多亚哲学如出一辙，塞涅卡认为理性不再是以观念为对象的凝思活动，哲学也不是把玩观念的沉思活动，而是实践意义上的治疗灵魂激情的哲学；理性即实践理性，从而区别于古典哲学提倡的理论理性。 （一）塞涅卡的治疗对象 塞涅卡在哲学文集中对欲望、恐惧、快乐和痛苦四类斯多亚激情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愤怒、贪欲、失去的痛苦、死亡的恐惧等激情（常在文集中以怒气、不安、恐惧、忧伤、贪婪、嫉恨等方式体现），通过书写给出哲学治疗良方，让灵魂回归本真与自然，回归理性，最终达到“德性、宁静”的幸福恒常状态。以《论生命的短促》为例，这是一篇针对恐惧生命短暂的文章。塞涅卡分析，并非生命短暂，而是常人处于一种忽略过去、无法把握当下并奢求未来的“非自然状态”或“非本真状态”；只有选择顺乎灵魂理性的本真生活，才可延长生命使之不朽。《论心灵的宁静》指出自然宁静的最大敌人莫非求之外物而累及心灵的贪欲，以及因求之不得相伴的痛苦。灵魂必须从外部利益抽离，回到心灵自身，方能得以宁静，过朗观从容的闲暇生活。在《论愤怒》中，塞涅卡认为愤怒是重要的精神疾病，是迫不及待产生惩罚或伤害他人的激情。愤怒与人的理性本质不相符，它表现了人内心的脆弱和不宁静，并最终会以伤害他人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执政者的愤怒，由于可以被权力放大而带来更大的危害。塞涅卡以亲人或挚友为倾诉对象，其治疗良方注重哲学思辨，增长智慧与德性，成长为洞明宇宙真理且兼具主体性的自由人（autonomousbeing）。智者的“无欲”与“免于激情”（apatheia）的状态常人难以企及，但灵魂可以通过自省臻于完善。斯多亚学派认为每个人理论上都能达到无欲状态，因为无欲源于人类自然本性———理性。值得嘉许的是，塞涅卡作为一个深陷政治旋涡中的斯多亚哲学家，在书中公开承认自己同样患有各种“疾病”。例如在《致母亲赫尔维娅的劝慰书》中，塞涅卡描述自己既是“医生”，又是“患者”，与写作对象母亲同样需要诊断、治疗与自我提升。塞涅卡的哲学治疗不是针对智者或圣人，而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平常人；这一道德目标成为统一塞涅卡作品整体性的核心体现。 （二）塞涅卡的治疗手段 塞涅卡作品中呈现的对灵魂本体疾病的治疗手段有二：之一，语言修辞，之二，哲学思辨。塞涅卡是一位称职的哲学“医师”，他的哲学治疗采取与亲人或友朋一对一促膝谈心的方式展开。劝慰三连篇以亲人或挚友为倾诉对象，或娓娓而谈斯多亚伦理，或耐心疏解写作对象灵魂之困顿，对“悲伤、愤怒、贪欲”等激情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斯多亚学派认为，激情源于错误认知，属于灵魂失去理智的状态。塞涅卡通过分析激情在不同阶段的体现提出治疗的阶段性。第一阶段灵魂被激情困扰，无法诉诸理性；所以，灵魂的医生需要采取劝诫（admonitio）与沉思（meditatio）的治疗方法。劝诫针对所有激情，沉思则主要针对恐惧———恐惧是斯多亚主要的激情之一，主要指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不幸的恐惧。《致波里比乌斯的劝慰书》中，塞涅卡劝诫，悲痛无任何益处，一切有始之物必有终结，宇宙亦如此。因此一个人并没有过多的理由沉浸在悲伤的情感中。[10]可见，斯多亚学派继承了柏拉图拒斥“诗人”通过幻象或幻想蛊惑人心的传统，作为一个致力于“治疗”的哲学学派，斯多亚哲学家不创作任何虚幻的补偿意象（compen-satoryimage），而是分析可以避免的愚蠢，进而开出治疗的良方。塞涅卡在与卢西里乌斯通信中提到，我们必须期待将要发生的所有可能的不幸，这样真正发生之时，我们才能准备好。比如对死亡的沉思，塞涅卡认为是所有沉思冥想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死亡是人生必须面临的不幸，无法预先演练。[11]劝诫与沉思这两种治疗手段运用修辞诉诸感性而非理性。沉思、冥想与自我暗示能够治愈灵魂的激情与欲望，但却不能达到“幸福生活”。沉思有别于劝慰的重要性在于，前者不仅是为了暂时抚慰，而是为获得智慧，使灵魂成为具有德性的自主个体。劝慰是一种语言行为，沉思既是一种语言行为，也是一种实践行为。沉思实践包括自我觉察以及有益德性增长的想像力。[12]自我觉察是一种“精神操练”，塞涅卡日省吾身，也敦促他人过一种自我觉察的精神生活。自我觉察审视过去，而非展望将来，一个人自知便能自制。塞涅卡大部分作品写作思路都在上述早期治疗阶段的框架之内，不乏系统的理论因素。塞涅卡从未忽略矫治激情之后哲学智慧（sapien-tia）的学习。他的作品中不乏将伦理学理论放入具体实践中的操练。由此可知，只有吸收并内化哲学原理，治愈的真正目标才能达到。当人激情的矫治还在最初阶段，是无法通达哲学智识的，只有内化为行为，才会得到美德。最后阶段实际上也是哲学智慧的习得阶段，也即从对哲学的认知（studyphilosophy）内化为哲学生活（dophilosophy）的阶段。一旦个体的哲学治疗完成，斯多亚学派的目标（telos）———个体获得智慧、德性、幸福的状态———也就达到了。 四、结语 塞涅卡的治疗哲学论述基于斯多亚理性一元论以及斯多亚激情的哲学论述框架。他的治疗良方坚信可由对自然本性的正确认识而告别疾病症候，通达善的、幸福的生活方式。基于对本真认识基础上的符合逻辑的行为，是最终由“非本性”返归“本真”的途径，才是疾病的真正“治愈”。概言之，塞涅卡的斯多亚哲学式的治疗与灵性操练是对生命智慧、生命幸福的追求。塞涅卡没有中规中矩地做学究式哲学论证，而是把斯多亚哲学解释给能同理共情的读者，告诉他们怎样把这些哲学之道融入自己的生活。重新审视那些能在各种困苦中保持坚强、自由、心灵宁静的治疗药方，我们就能获得独立于身外之物的自足，不惧任何命运的重创。 作者：余江陵",哲学理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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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018-05-24 04:28:51",古典哲学传播史的中国化形象,2017/12/15,134,摘要：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特殊的地位及典型意义，德国古典哲学传入中国之初的科学主义精神到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理性指导以及中国学者言之必谈的理论典型，说明德国古典哲学成为中国人热衷的哲学研究领域有其重要的内在原因和现实诉求……,"摘要：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特殊的地位及典型意义，德国古典哲学传入中国之初的科学主义精神到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理性指导以及中国学者言之必谈的理论典型，说明德国古典哲学成为中国人热衷的哲学研究领域有其重要的内在原因和现实诉求。从思想文化发展角度以及历史的纵深视角看，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及研究表明了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哲学之中国化的合理态度以及现实需求，是中国人在自觉、自信的探索多元思想文化融合，催生中国本土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潮流。 关键词：德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化；哲学发展 从7世纪开始的西学东渐，发生在中华民族内部的思想文化“启蒙”就在不断发酵。这种“启蒙”从历史时间的角度审视，主要经历了“五四运动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的“新启蒙”时期。这两个时期具有“启蒙”时期特征不仅是因其充满了为了启蒙而启蒙的现实运动，更重要的是融入并孕育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新课题：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而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活动中，德国古典哲学成为一个热点。德国古典哲学较早的通过展现西方科学主义精神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因此较早的成为了大学讲授的课程之一。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德国古典哲学也成为了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德国古典哲学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其在中国引进发展的历程曲折且代表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典型特点。通过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观察西方哲学在中国演进的启蒙及发展内蕴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具有具体的、现实的意义。 一、“启蒙”意义中的哲学追求 中国哲学引进与发展呈现的“启蒙”意义具有独特立场，从明末清初到建国之前，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思想文化现象徜徉在“救亡”畅想之中与哲学研究本意发生了微妙关系，于是发生了关于中国哲学之追求为何的根本性思考。汤一介曾指出：“从中国百多年来的文化发展史上，‘古今中西’之争也常常表现为把‘启蒙’、‘救亡’与‘学术’分割开来，或者认为由于‘救亡’压倒了‘启蒙’而妨碍了思想的启蒙；或者认为‘启蒙’、‘救亡’影响了‘学术’的自由发展；或者认为‘为学术而学术’对社会进步起着消极作用等等。”[]中国的“启蒙”不容置疑的发生于多样性的文化碰撞之中，它被“救亡”所需要，被“革命”所需要，但“启蒙”内含激烈的思想冲突，也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纠清启蒙真意，毋宁陷入非此即彼争论。启蒙真意实际上恰与中国哲学追求目标一致，从“全盘西化”到中西文化的争论，再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催生的中国本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盛行，启蒙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救亡的目标，特别是在救亡的启蒙日益成为了社会变革的重要思想依据，其产物成为了在救亡运动中茁壮成长的无产阶级的纲领性指导，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逐渐发展为具有自我话语方式与理论旨意的重要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在理论形态中承认西方哲学在观照中国社会现实的重大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背景之下，所谓常规认知的西方哲学也在以中国化的方式走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转型当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共同塑造着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形态。尤其是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自我诠释的方式着重关联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内涵，我国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成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典型内容，成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特别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重要理论支撑。启蒙的真意与我们所追求的哲学都能从一个“要点”方式开始寻求，或者说哲学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在我们的现实选择中得到了确实印证，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这种验证的典型代表。在德国古典哲学进入中国的同时，关于哲学的甄别就从未停止，并且在这种甄别的同时不断挖掘文化思想之启蒙意义就成为了哲学追求的现实意义，因此才能在现实条件与主观认知的促动下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地位的确立，以及在哲学意义上探索中国化的认同。 二、传播史中德国古典哲学的特殊历程 20世纪初，中国国人热衷邀请外国学者访华演讲，通过这种方式丰富当时的文化资源，这其中就包括德国近代著名生物学家兼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HansDriesch，867—94)。这位德国学者的思想在当时中国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张君劢曾指出：“吾深望以实验科学而兼哲学之杜里舒氏为我学术界辟一天地也。”德国哲学在很早时期已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转变的重要推动力。特别当康德、黑格尔哲学传入中国之后，德国古典哲学逐渐更深的纳入到了中国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当中。以康德哲学为例，886年康有为著《诸天讲》最早论述康德星云假说，深刻的理解了西方科学自然观、方法论的基础上，将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进化的过程，反对宗教对人们思想造成的障碍是最重要的意图，强调人对于自然的合理认识就是在超越宗教神教禁锢的努力中开启人与自然两者的慎重反思，成为了中国近代思想革新历程中的先锋人物。梁启超也曾指出：“前此学者皆以哲学与道学划然分为二途，不返诸吾人良知之自由，而惟藉推理之力，欲以求所谓庶物原理者，及康德出，乃以为此空衍之法，不足以建立真学术，舍良知自由之外，而欲求魂之有无，神之有无，世界之是否足乎已而无待于外，是皆不可断定，故必以道学为之本，然后哲学有所附丽。此实康氏卓绝千古之识，而其有功于人道者，亦莫此为矩也。”[2]此后，康德哲学在中国的研究为了一种共识性的哲学对象，一些直接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对康德著作和相关研究论文做出了基础性的翻译工作，并在大学中开始讲授康德哲学。如从德国归来的郑昕，933年他曾在北大开课教授康德哲学，946年撰写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康德哲学的专著《康德学述》，并以哲学学术的立场审视了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先验主体等理念。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初期试图寻找能够符合哲学本真的启蒙理性与自由，但理性、自由与救亡图存的激情的此消彼长的传统认识，乃至之后迎合中国社会变革的学术环境背景之下，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只表达了“我们怎样说？”的维度，直到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德国古典哲学才逐渐走出了困境，展现了德国古典哲学以中国方式、中国话语开始发展的重要阶段。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研究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建国之后，然而这种转变是艰辛的，表现为以两种不同的路线曲折发展的景象。新中国成立后，大批西方留学研究者归来，翻译国外文本，开辟了德国古典哲学多元化的研究发展路径。例如我国著名教育家和翻译家韦卓民于60年代翻译的加拿大学者华特生编著的《康德哲学著作选读》《康德哲学讲解》和英国学者斯密的著作《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此时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更多的关注哲学问题本身。虽然这一时期的哲学问题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即批判唯心主义、批判不可知论是哲学康德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哲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重要依据的集中体现。这一时期哲学发展政治化倾向的特征显著，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表现出了“另类理性”与“适度自由”，即适时的认清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发展形势必须在以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有效展开的事实。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却又是必须解决的崭新课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哲学界把解决这个问题的目光投向苏联哲学界的同行，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在那时看来，这不但是最为有效和最为便捷的途径，而且还认为，苏联哲学界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是最为正统的，而他们所撰写的有关西方哲学的作品，显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西方哲学的体现。”[3]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国古典哲学作为当时被认定的唯心主义理论成为了批判的主要对象。以批判的方式进行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一度陷入了理论启蒙的“不可知”阶段。如963年由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的苏联学者卡拉毕契扬的论著《康德哲学的批判分析》中全面的为中国学者设立了批判唯心主义的主要纲领性的内容中可见一斑。反思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所经历的曲折历程可以看到：一方面思想文化启蒙内蕴的转变发生在德国古典哲学以中国人的视角加以研究的实践当中；另一方面需要反思的是这种研究能否带来思想自由的结果。因此，改革开放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到本身”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哲学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理论要求，更加是中国人面对西方哲学审慎的把握自我立场、自觉推进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大批优秀学者们不断涌现，这些学者们自觉的为人类优秀思想资源不懈努力。在他们的研究中闪现着理性的精神，理性的精神也在中国学者的学术践行之中不断彰显为中国声音与中国力量，推动着中国哲学朝着实现自我价值、塑造自我形象、发展自我道路的方向不断前进。 三、哲学成熟形态探讨的典型意义 德国古典哲学以自身的演进逻辑展现了一种成熟哲学成为思想发展动力的基本方式。中国哲学，特别是随着一个又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发展而来的中国哲学，需要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哲学研究方式、哲学发展脉络中梳理规律，继而合理的规划中国思想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有效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合理依托的重要路径。而在这两方面德国古典哲学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线索，是我们着眼于哲学中国化来探究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发生的启蒙内蕴，进而在历史的原因、现实的需求、理论的催逼、逻辑的应然的合理路径。当我们这样理解之时，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一种西方哲学中国化之中的典型样态，贯穿于其中的启蒙内蕴的自身发展代表了西方哲学中国化走过的真实线索，在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真实诉说下，有理由相信西方哲学中国化实际上正是以不断的超越原有的哲学理性（救亡的、革命的传统）彰显新的哲学理性（自觉的、创新的、自由的发展）的现代理论范式，具有典型意义。西方哲学中国化理论范式所具有的真实启蒙意蕴一定是建立在以推进中国文化、立足于中国特有文化需求的前提下产生的。西方哲学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凸显了中国文化本身的文化气质。“如果我们能始终记住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一样，只是人类的一种特殊哲学,因而有它自己特殊的传统和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就不会轻易去比附它，而是用它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衬托出中国哲学的特质和特色；同时也能看到我们的不足，而不致什么都是我们古已有之。”[4]西方文化的独有形式也成为了反思中国文化，开创现代化中国文化的独特出发点。现代中国学者研究的西方哲学正是经历着中国化的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在认识现代性问题、把握现代性问题、解读现代性问题上做出的努力，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自身、超越自身、走向传统与现代通融的反思基点。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种更大的启蒙，跨越时间、空间，成为具有总体性的当代中国的文化范式之一。它包含了启蒙的发生学意义——现实需求与理论催逼；它蕴含着启蒙的主要机制——反思批判与动态革新。事实说明，当我们开始主动自觉的面对“实用”的启蒙带给中国文化的更多的空间之时，另一种启蒙内蕴——发展，成为了我们能够不断探索西方哲学之于中国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面对异质文化时，我们应主动的、自觉的承担起思想的责任，深刻思索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前景。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所示，一种先验哲学的曲折发展凸显人类理性与自由的现实张力，也使得西方哲学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拥有了不一样的声音。而这一定会带来中国哲学更深一层的反思，并不断在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多样性的融合中开出新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创新即是发展的体现。应该以创新的态度、视角、方法在中国找到合理的依据。在当代需要重新建构的“实用”与“发展”一脉相承，这是基于对中国思想文化特征正确定位之后做出的现代性判断。而这种判断在中国无疑就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基础的基础性工作。正如汪信砚指出：“西学东渐把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到中国，使中国思想界成为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的竞技场，也使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社会受到了鉴别和实践检验。在这一过程中，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各种西方学说都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最后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参考文献： [1][3]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总序40.153.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2)[M].中华书局，1983.57. [4]张汝伦.他者的镜像: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J].哲学研究，2005（2）：58. [5]汪信砚.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2（7）：8. 作者：杨赫姣 石勇春",中国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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