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女友腹痛 12小时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女方父母认为男友延误了抢救时间 将其诉至法院索赔近14万元 （网络图片） 女儿身亡父母诉其男友 索赔近14万元 广东中山女子阿花（化名）与阿伟（化名）于2015年相识，随后建立恋人关系并同居，同住在阿伟所购房产内。 2016年7月19日晚上12点，阿花在家中开始出现腹痛，第二天早上，阿花还是感觉下腹痛，阿伟到药店买药给其服用，中午12点阿花病情加重随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大约20分钟左右失去知觉，救护人员到场抢救但无效死亡。 经鉴定，阿花因右侧输卵管异位妊娠并破裂出血，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阿花父母认为被告阿伟在阿花开始出现腹痛时，没有及时将其送入医院，延误了抢救时间，为此，阿花的父母诉至法院，主张被告阿伟应负20%责任，支付阿花的死亡赔偿金139028元。此外，原告补充事实理由称，阿伟乱买药给阿花服用是明显的过错，且两人2016年开始同居，阿花宫外孕是由阿伟导致的。 男友辩称： 我已经买药煮粥还打120了 对于事件，阿伟辩称： 1。阿花的死亡原因系因其右侧输卵管异位妊娠并破裂出血，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与自己无关。 2。自己曾多次要送阿花到医院治疗，但均被拒绝，自己对阿花未及时治疗没有过错。 3。在收到阿花肚子疼的信息后，自己随即前往陪护，于次日给其买药服用，并煮粥给阿花吃；后发现阿花十分痛苦即拨打120。 4。自己是按阿花的要求买药，且阿花的死亡与服药没有关系。 5。阿花本身就有疾病，并隐瞒自己，其未及时治疗致失血休克死亡，与自己无关，且没有法定的赔偿义务。 法院查明，2016年3月阿花曾在医院就医并被诊断为不孕症；庭审中，阿伟称阿花曾将这件事告诉了他。 另外，中山市东凤镇某药房负责人老李（化名）在接受派出所讯问时称：2016年7月20日8时30分许，一名男子到其处讯问肚子疼买什么药好点，于是向其推荐了腹可安片和肠康片，该男子每样买了一盒。 法院判决： 仅照看并未积极履行送医义务 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死者阿花与被告阿伟存在特定的关系，是恋爱同居关系。当女方生病时，男方负有合理的注意及救助义务。

在洗车公司洗车时，被二楼顶部外墙脱落的瓷片砸中头部，经鉴定，伤情为十级伤残，近日，家住佛山的颜先生不幸遭遇了这件事。为维护自身权益，颜先生向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洗车公司及其股东吴某、该建筑用地的所有权人村委会及经济社赔偿23万余元。最终，法院判处涉案物业的所有人、管理人经济社赔偿颜先生包括医疗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共计13万余元。 　　2017年8月1日中午，颜先生来到位于禅城区的一家洗车公司洗车，在等待车辆清洗的过程中被从二楼顶部外墙脱落的瓷片砸中头部。随后，颜先生被送往佛山市中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开放性颅骨骨折、头皮挫裂伤、右前臂皮肤挫裂伤”，因为这次事故，颜先生共支出了医疗费4万余元，其中被告村委会垫付了3.5万元，洗车公司股东吴某垫付了6547.1元。 　　颜先生诉称，被告洗车公司是该建筑物的使用人，被告吴某是洗车公司的一人股东，被告村委会和经济社是所有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以上四被告应就本次事故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其本人是上海市非农业户口，认为残疾赔偿金应按上海城镇标准计算，四名被告赔偿包括医疗费、伙食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在内的损失23万余元。 　　经济社表示，其已将涉案建筑物租赁给洗车公司使用，根据合同约定，物业的管理和维护由洗车公司负责，因此其没有任何责任。洗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应该提供安全的场所为顾客服务，因此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由于颜先生及其家人长期在佛山居住生活，因此赔偿应当按照佛山的标准进行计算。庭审中，该经济社承认颜先生是被二层顶部脱落的外墙瓷片砸伤，也表示在事发后为安全起见拆除了其余的外墙瓷片。 　　村委会辩称，其并不是涉案物业的所有人、使用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不应承担责任。 　　洗车公司及股东吴某辩称，颜先生的事故与其无关，脱落、砸伤原告的瓷片并非属于其租用的物业，洗车公司只租用了首层铺位，而脱落的瓷片来自二楼的外墙。此外，村委会及经济社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亦为涉案建筑物的所有人，因此应当承担本案的法律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属于物件脱落、坠落损害责任纠纷。该案中，颜先生是在首层铺位前的公共区域内等待洗车时被脱落的瓷片砸伤，其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有权向涉案物业的所有人、管理人以及使用人主张赔偿权利。 　　经济社是涉案物业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其没有举证证明其在本次事故中没有过错，故其应向颜先生承担赔偿责任。其辩解将涉案建筑物租赁给洗车公司和吴某使用，根据合同约定，物业的管理和维护由吴某负责，故其无须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明显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因吴某承租的涉案物业是首层铺位，而非二层物业的使用人，且砸伤原告的瓷片位于二楼顶部，是二楼的专属区域，并非首层与二层相连的公共部位。事发后，经济社及时拆除了其他有安全隐患的外墙瓷片，也说明其明知对涉案物业的二层负有管理、维护义务。 　　关于洗车公司、吴某和村委会，因均不是涉案物业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且村委会亦非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其与经济社均为独立法人，故均无须在本案中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由于颜先生经常居住地是佛山市，应当按照佛山市赔偿标准计算。 　　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

兄弟姐妹四人共同购买的房子，房子也登记在四人名下，但出租了近十四年的房子，弟弟却说自己从来没有拿过任何租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近日，广西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共有纠纷进行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张某姐姐支付原告张某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租金收益82350元。 2005年12月份，张某兄弟姐妹四人向自己母亲曾某购买上市房改房，现该房登记在兄弟姐妹四人名下。该房从2004年8月起还在曾某名下时就出租给巫某，巫某每四个月就将租金转到曾某存折内，但是张某主张自己从来没有分到过租金，并主张存折都是由张某姐姐保管，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姐姐分配该房屋的租金收益94375元。 庭审中，张某姐姐辩称，其与原告已经十几年未见过面，双方无经济往来。其母亲曾某的存折也不在其这里。涉案房屋的租金都是母亲曾某管理的，也是曾某名下的账户，涉案房屋的租金自己没有领取。 张某母亲曾某述称，涉案房屋的房租自己没有拿到，租金是由张某姐姐拿的，张某姐姐与租户之间怎么支付租金其不清楚，租户是谁曾某也不知道。 为查明案件情况，法院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行调取了原告主张的存折支取凭证，该凭证显示2005年12月16日、2006年6月4日、8月26日、2008年4月16日、2009年4月16日、2010年4月18日取款人为“张某姐姐代”。再经兴宁区法院向张某姐姐询问，张某姐姐又主张签有张某姐姐名字的是其帮领取的，但签有曾某名字的是其与曾某一起领取的。曾某不认可张某姐姐的主张，并主张张某姐姐并未带其去银行领取款项，张某姐姐也没有给过房屋租金。 兴宁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在张某兄弟姐妹四人名下，各方并未约定共有性质，且四人系兄弟姐妹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涉案房屋所有人张某四人虽系兄弟姐妹关系，但四人并未共同生活，且各自财产独立，有其自己的家庭，四人并非系家庭关系，认定2005年12月份四人购买涉案房屋后，由四人按份共有。四人亦未明确其各自的出租额，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涉案房屋由张某四人等额享有。张某对涉案房屋的租金收益，亦享有1/4的收益权利。 结合巫某出具的房租证明以及该存折存款状况，法院认定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该存折存款为巫某所支付的房租。经法院调取取款底单，均显示该期间租金收益由张某姐姐进行领取，张某姐姐亦认可底单上“曾某”由其代签，故兴宁区法院认定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存入该存折的租金收益共计329400元由张某姐姐领取。张某姐姐主张其领取款项后转交给母亲曾某，曾某对此不认可，张某姐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存款交付给曾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法院对张某姐姐该主张不予采信。涉案房屋自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经查实共有租金收益329400元，故张某作为等额享有的按份共有人之一，可获得82350元的收益。现该款均有张某姐姐领取，故其应支付原告张某82350元的租金收益。 法理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三条“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的规定，涉案房屋所有人张某四人虽系兄弟姐妹关系，但四人并未共同生活，且各自财产独立，有其自己的家庭，四人并非系家庭关系，故认定2005年12月份四人购买涉案房屋后，由四人按份共有。四人亦未明确其各自的出租额，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四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的规定，涉案房屋由张某四人等额享有。张某对涉案房屋的租金收益，亦享有1/4的收益权利。 本案中涉案房屋张某作为共有人之一，依法享有该房屋收益的权利，涉案房屋处于出租状态，有收益租金，租金一直由张某姐姐持有，故张某亦应该按照其份额分得该租金收益。

杨某委托操盘手朱某代为管理、操作其在香港海通证券专设的期货账户，并承诺若赢利，朱某可提取利润额的40%作为酬金。但三个月后，账户亏损就达到360万港元，朱某为此承诺单方承担全部亏损，然而亏损还是继续扩大，至该账户停止交易后，账面亏损额达港币577万余元。为索赔，杨某一纸诉状将操盘手朱某告上了法庭。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解除双方委托理财合同，被告朱某赔偿原告杨某577万余港元或等值人民币。 杨某与期货操盘手朱某系朋友关系。2015年12月，杨某与朱某经协商后，在微信上达成了委托操作协议：由朱某管理、操作杨某在香港海通证券专设期货账户；若赢利，朱某提取利润额的40%作为酬金；双方确认按港币结算盈亏。 2015年12月9日起，杨某依约向该期货账户陆续汇款，转入初始资金折合港币合计684万余元，朱某亦按约操作期货账户。 然而，期货市场风云突变，风险难料。2016年1月27日，杨某惊讶地发现自己账户出现了100多万港元的亏损，赶紧在微信上询问朱某。朱某回答，“你不要担心，没几天就会回来的。” 2016年3月26日，杨某发现账户上已经亏损到360万港元，又在微信上询问朱某。朱回复说，“如不能拉回，我愿意赔偿你的全部损失。”2016年7月21日，杨某发现账户上资金回来了一点，但还亏损300万港元，当他再次询问朱某时，朱某在微信上说亏了都算他的。 在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朱某做足功课，拼尽全力。可惜天不遂人愿，杨某账户上的资金还是一再缩水。截至2017年6月底，该账户停止交易后，账面亏损额高达港币577万余元。 多次索赔无果，杨某遂一纸诉状将朱某告上了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的委托理财合同，被告赔偿损失本金577万余港元或者等值人民币。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被告承诺保证原告财产本金无损失风险，实为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因这项约定忽视众所周知的期货市场高度风险，也明显有悖合同公平原则，故相关约定应认定无效，但无效保底条款并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法律效力。双方未约定具体合同有效期，被告亦早已实际停止该账户的期货交易，故应支持原告解除理财合同的诉请。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全部损失的主张，按照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对于已然产生的亏损，宜参照双方关于盈利分享的比例予以分担，由被告赔偿损失总额港币577万余元中的40%，即港币计231万余元或者等值人民币。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法庭上，原告辩称，一审判决保底条款无效是错误的，被告应赔偿全部损失；被告则辩称，本案中出现的亏损由市场风险产生，其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且一审认定保底条款无效，那么就该条款约定的风险承担及利润分成条款也无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委托理财合同，但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关系。从双方的聊天记录中可推断双方曾约定如获利，原告应当给付被告利润的40%作为报酬，未有证据证明双方曾有过对出现亏损如何处理的约定。本案中双方争议的所谓“保底条款”是在出现大额亏损后，被告单方面作出的赔偿全部损失的承诺。本案中，被告作出承诺时，香港账户已发生巨额亏损。被告作出承诺的目的在于维持原告的信任，以继续操作香港账户，获得期待中的利润分成。 被告明知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在已发生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以承诺的方式换取合同的继续履行，该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遂作出上述终审判决。 ■法官说法■ 只要合同不违反禁止性条款就不应简单认定无效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其中的“保底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对此，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季建波介绍说，个人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指合同中约定确保委托人收回本金，或者在收回本金的基础上获取一定收益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本案中，保底条款未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非利用受托人的经验缺乏，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反而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受托人承诺委托人可收回本金，如有盈利，受托人可在无资金投入的情况下获取高额的利润。况且，本案与一般保底条款的约定存在区别，被告作出保底承诺是在已发生重大亏损之后，与事先签订保底条款相比，更能体现出被告自愿承担损失的意思表示及对自身操作水平的充分自信，对其而言，该承诺不存在所谓的失去公平，而本案正是基于被告的承诺，原告仍继续委托被告操作，以致发生了更大的损失，如认定该承诺无效，显然对原告有失公正，故本案被告主张保底条款无效的请求，法院难以支持。

因认为自己银行卡被盗刷，某银行存在过错，李某将银行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某银行支行返还自己银行卡上的9994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北京二中院二审经审理后判决驳回李某上诉，维持原判。 　　2010年11月24日，李某在某银行开具了尾号为2661的账户，并签署了《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双方协议约定，即李某需妥善保管银行卡号、银行电子口令、密码等，并对通过以上信息完成的金融交易负责。银行执行通过安全程序的电子支付指令后，李某不得要求变更或撤销电子支付指令；银行根据李某的电子银行业务指令办理业务，对所有使用李某账户账号、客户编号、密码及客户证书进行的操作均视为李某所为，该操作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银行处理电子银行业务的有效凭据。2014年3月24日，李某开通了e支付，该支付产品提供网上便捷支付服务，在开通e支付功能后，通过手机接收到的短信验证码进行身份认证，可进行小额网上支付、转账、缴费。 　　2017年2月3日22时32分26秒至2017年2月4日00时35分04秒期间，李某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收到95588发送的短信若干，短信内容分别为：“短信验证码：202484，您正在通过手机客户端登陆我行融e联，请勿向他人泄露动态密码（短信编号：621731）”；“您在付款，为防诈骗千万不要告诉他人验证码023030，商户为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金额1979.60元。如有疑问请停止操作（短信编号：426815）”，通过此种方式李某借记卡账户发生6笔消费共计9994元。 　　2017年2月，李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有人利用快捷支付方式，获取李某的短信验证码，并修改其网银密码，从其账户转走9994元。交易记录显示，李某的手机收到银行发送的载有短信校验码的短信若干。李某以某银行支行存在过错为由诉至法院，要求银行返还自己银行卡上的9994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驳回李某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银行卡通过e支付方式消费的9994元是否应当由银行返还。依据李某与银行签订协议的约定，e支付的交易方式为：银行卡通过e支付方式交易时，银行首先向预留手机号发送验证码，待反馈的验证码正确后，银行完成付款；李某对通过e支付交易方式完成的金融交易负责。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银行在e支付交易付款时，向涉案银行卡的预留手机号发送了验证码，且收到了正确的验证码，据此完成付款。银行该种做法符合双方关于e支付交易方式的安排，并不存在过错，且双方约定该种方式的交易视为李某所为，由李某负责，故李某要求银行返还涉案银行卡通过e支付方式消费的9994元，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北京二中院作出上述判决。

近日，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赛岐法庭通过跨域立案受理了一起特殊的不当得利纠纷，标的物为网络虚拟货币“瑞波币”。 　　原告诉称被告属于其所属网站的注册用户，在原告依照国家要求关闭其网站后，被告在原告的网站上提取瑞波币，但被告未能收到提取的瑞波币，为了保证被告的利益，原告多次人工提交申请，直到被告收到所提取的瑞波币为止。但随后原告发现该现象属于瑞波币网络问题，双方当事人多次提交的申请均有效且无法撤销，被告多提取不为其所属的瑞波币计63608个，原告遂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上述瑞波币。 　　本案瑞波币是网络数字加密货币的一种，数字加密货币一般是指通过计算机破解加密难题，从而获得一定的奖励的货币，这些货币一般都是开源的，信息是公开透明的，“比特币”就是典型的例子。据原告律师介绍，去年市场高峰时价值每个瑞波币值人民币25元。 　　据悉，本案系宁德市第一例涉网络虚拟货币案件，目前该案正在审理当中。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民间借贷纠纷，针对案件当事人在诉讼期间虚假陈述的行为，法院对其开出了5万元“罚单”。这也是该院针对虚假陈述开出的首张罚单。 　　趁被告缺席时虚假陈述 　　2017年6月中旬，阿伟一纸诉状将阿兵告上法院，称其在2016年8月向他借款3.4万元，说好借期1个月，逾期按总额20%承担违约金。随后阿兵不仅分文未还，还失去联系。故阿伟请求法院判令阿兵立即归还借款本金3.4万元及违约金6800元。 　　“立案后，被告一直联系不上，无法送达；而原告本人也不愿露面，几番都是律师到庭参与诉讼。” 　　据承办法官介绍，在2017年7月20日第一次谈话的过程中，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到庭。他按照阿伟所述向法庭陈述：“被告向原告借款3.4万元，借款合同是原告在网上下载的，并未约定利息，但双方口头约定一个月1分利。被告借款后，迄今一分钱都没有还过。” 　　后经法院调查发现，在诉讼期间，被告阿兵被关押于戒毒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法院遂依法向其进行了送达。与此同时，承办法官还调查发现，原、被告在法院系统内存在关联案件。 　　“几乎在同一时间，与阿伟均处姑苏区住所的谢某，也将阿兵告上法院，同样由律师王某代理，只不过谢某是向姑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随后，承办法官调阅谢某作为原告的案件庭审笔录发现，谢某与阿兵均确认：二人是通过阿伟介绍认识，因阿兵还不上阿伟的钱，阿伟遂介绍其向谢某借款3.8万元，拿到钱当天，阿兵就直接归还了阿伟3万元。 　　庭审公放电话终露马脚 　　根据上述掌握的情况，法院于2017年10月25日再次进行谈话，原告阿伟到庭，并签署了诚信诉讼承诺书。他一再表明：“谢某是我介绍给阿兵的，但他们借钱的过程我不在，阿兵向谢某借款后也一分钱都没有还给我。” 　　在承办法官反复向其释明虚假陈述需承担不利后果的情况下，阿伟仍坚决否认阿兵曾经归还过3万元欠款。 　　对于法官的问题，阿伟还感到不理解。他说：“阿兵是吸毒的，外面欠了很多钱，为什么你们要向着他。” 　　而当法官再次向他释明，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均需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如实陈述事实。阿伟还是一口咬定：“一分钱都没有还过。” 　　2018年1月15日，虎丘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被告阿兵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阿伟并未露面，由王某到庭。 　　庭审过程中，被告阿兵辩称，“2016年8月24日，原告借款当天转账给我3.4万元，但是几分钟后，我就通过手机转账将利息支付给了跟原告一起来的人，一共9000元。2016年12月12日，为了还他的借款本金，原告介绍谢某给我认识，谢某借给我3.8万元现金，我直接给了原告3万元。我向谢某借钱的时候，原告从始至终一直在边上。” 　　听取被告答辩期间，王某当庭拨通阿伟的电话，并全程进行公放，经与阿伟核实后，王某最终向法庭确认：被告向原告借款3.4万元，借款当天，原告转账给被告3.4万元，但随即被告转账回原告的朋友，共支付了9000元，实际出借的本金是2.5万元；且向谢某借款后，被告又随即支付了原告3万元。 　　法院：签署承诺书仍作虚假陈述，罚！ 　　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诉讼当事人及参加人应当如实陈述事实、提供真实证据，否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和法律责任。 　　本案中，原告阿伟实际出借给被告阿兵的借款本金是2.5万元。原、被告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中并未书面约定利息，但原、被告陈述口头约定有高额利息已超过法定年息24%的标准，应当依法调整以法定年息24%标准计算利息、逾期利息及违约金，截至2016年12月12日被告阿兵归还原告阿伟3万元时，被告已清偿完毕借款本金2.5万元及相应法定利息。故判决驳回原告阿伟的诉讼请求。 　　与此同时，针对审理过程中，原告阿伟签署承诺书后，在庭审中多次向法庭虚假陈述、不诚信诉讼的行为，虎丘法院依法作出罚款5万元的处罚。罚款决定书送达后，阿伟申请复议，后经苏州中院审查认为，虎丘法院罚款决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并无不当，决定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决定。 　　■连线法官■ 　　以往在诉讼中虚假诉讼、虚假陈述的较少，但近年来该类情形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尤其在民间借贷、离婚析产、劳动争议案件中，为获得不当利益，虚假诉讼、虚假陈述高发、频发。针对上述情况，法院采取当事人签署承诺书的形式，对诚信诉讼、如实陈述等内容进行告知，让当事人作出书面承诺。一旦发现虚假陈述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承办法官表示，诚实守信是社会普遍崇尚的基本价值，在诉讼活动中，当事人尤其应当遵守诚信。案件审理中故意作虚假陈述，不仅浪费司法资源，更有损司法权威。 　　此外，法官还提醒，诉讼中双方当事人都应该积极参与，及时全面提供证据，这对于查明案件事实、防范虚假诉讼、虚假陈述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拒不提供证据，可能会导致合法权益受损。

超市员工将未拔除钥匙的电动三轮车停在人行道上卸货，未料一3岁幼童玩耍时意外将车启动，致车侧翻，将5岁哥哥压于车下，致其头部严重受伤、左侧身体偏瘫。近日，贵州六盘水盘州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调解：由超市及其员工周某共同赔偿伤者各项损失共计58万元。 据介绍，2017年5月31日，盘州市某超市员工周某将未拔除车钥匙的无牌电动三轮车停放在超市门口的人行道路上卸货，不满5岁的陈某甲和三周岁的弟弟陈某乙在旁玩耍，后陈某乙将周某停放的电动三轮车启动行驶，导致三轮车向右侧翻，将陈某甲压倒于车下，造成陈某甲头部严重受伤。此次交通事故致使陈某甲左侧身体偏瘫，生活无法自理，需终身大部分护理依赖。2018年2月9日，陈某甲父母诉至法院，要求该超市按交强险承保限额赔偿12万元，并与周某共同赔偿50%的经济损失53万余元。 盘州市人民法院承办法官调查后，结合案件情况及双方实际状况对该案进行了调解，经多次思想工作，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某超市及周某赔偿陈某甲各项损失共计58万元。 来源：贵州都市报

人民法院报讯 杨某委托操盘手朱某代为管理、操作其在香港海通证券专设的期货账户，并承诺若赢利，朱某可提取利润额的40%作为酬金。但三个月后，账户亏损就达到360万港元，朱某为此承诺单方承担全部亏损，然而亏损还是继续扩大，至该账户停止交易后，账面亏损额达港币577万余元。为索赔，杨某一纸诉状将操盘手朱某告上了法庭。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解除双方委托理财合同，被告朱某赔偿原告杨某577万余港元或等值人民币。 杨某与期货操盘手朱某系朋友关系。2015年12月，杨某与朱某经协商后，在微信上达成了委托操作协议：由朱某管理、操作杨某在香港海通证券专设期货账户；若赢利，朱某提取利润额的40%作为酬金；双方确认按港币结算盈亏。 2015年12月9日起，杨某依约向该期货账户陆续汇款，转入初始资金折合港币合计684万余元，朱某亦按约操作期货账户。 然而，期货市场风云突变，风险难料。2016年1月27日，杨某惊讶地发现自己账户出现了100多万港元的亏损，赶紧在微信上询问朱某。朱某回答，“你不要担心，没几天就会回来的。” 2016年3月26日，杨某发现账户上已经亏损到360万港元，又在微信上询问朱某。朱回复说，“如不能拉回，我愿意赔偿你的全部损失。”2016年7月21日，杨某发现账户上资金回来了一点，但还亏损300万港元，当他再次询问朱某时，朱某在微信上说亏了都算他的。 在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朱某做足功课，拼尽全力。可惜天不遂人愿，杨某账户上的资金还是一再缩水。截至2017年6月底，该账户停止交易后，账面亏损额高达港币577万余元。 多次索赔无果，杨某遂一纸诉状将朱某告上了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双方的委托理财合同，被告赔偿损失本金577万余港元或者等值人民币。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被告承诺保证原告财产本金无损失风险，实为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因这项约定忽视众所周知的期货市场高度风险，也明显有悖合同公平原则，故相关约定应认定无效，但无效保底条款并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法律效力。双方未约定具体合同有效期，被告亦早已实际停止该账户的期货交易，故应支持原告解除理财合同的诉请。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全部损失的主张，按照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对于已然产生的亏损，宜参照双方关于盈利分享的比例予以分担，由被告赔偿损失总额港币577万余元中的40%，即港币计231万余元或者等值人民币。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法庭上，原告辩称，一审判决保底条款无效是错误的，被告应赔偿全部损失；被告则辩称，本案中出现的亏损由市场风险产生，其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且一审认定保底条款无效，那么就该条款约定的风险承担及利润分成条款也无效，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委托理财合同，但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理财关系。从双方的聊天记录中可推断双方曾约定如获利，原告应当给付被告利润的40%作为报酬，未有证据证明双方曾有过对出现亏损如何处理的约定。本案中双方争议的所谓“保底条款”是在出现大额亏损后，被告单方面作出的赔偿全部损失的承诺。本案中，被告作出承诺时，香港账户已发生巨额亏损。被告作出承诺的目的在于维持原告的信任，以继续操作香港账户，获得期待中的利润分成。 被告明知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在已发生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以承诺的方式换取合同的继续履行，该承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遂作出上述终审判决。 （郭文宗 古 林） ■法官说法■ 只要合同不违反禁止性条款就不应简单认定无效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其中的“保底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对此，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季建波介绍说，个人委托理财合同中的保底条款指合同中约定确保委托人收回本金，或者在收回本金的基础上获取一定收益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本案中，保底条款未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非利用受托人的经验缺乏，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反而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受托人承诺委托人可收回本金，如有盈利，受托人可在无资金投入的情况下获取高额的利润。况且，本案与一般保底条款的约定存在区别，被告作出保底承诺是在已发生重大亏损之后，与事先签订保底条款相比，更能体现出被告自愿承担损失的意思表示及对自身操作水平的充分自信，对其而言，该承诺不存在所谓的失去公平，而本案正是基于被告的承诺，原告仍继续委托被告操作，以致发生了更大的损失，如认定该承诺无效，显然对原告有失公正，故本案被告主张保底条款无效的请求，法院难以支持。

因认为自己银行卡被盗刷，某银行存在过错，李某将银行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某银行支行返还自己银行卡上的9994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2010年11月24日，李某在某银行开具了尾号为2661的账户，并签署了《电子银行个人客户服务协议》。双方协议约定，即李某需妥善保管银行卡号、银行电子口令、密码等，并对通过以上信息完成的金融交易负责。银行执行通过安全程序的电子支付指令后，李某不得要求变更或撤销电子支付指令；银行根据李某的电子银行业务指令办理业务，对所有使用李某账户账号、客户编号、密码及客户证书进行的操作均视为李某所为，该操作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银行处理电子银行业务的有效凭据。2014年3月24日，李某开通了e支付，该支付产品提供网上便捷支付服务，在开通e支付功能后，通过手机接收到的短信验证码进行身份认证，可进行小额网上支付、转账、缴费。 2017年2月3日22时32分26秒至2017年2月4日00时35分04秒期间，李某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收到95588发送的短信若干，短信内容分别为：“短信验证码：202484，您正在通过手机客户端登录我行融e联，请勿向他人泄露动态密码（短信编号：621731）”；“您在付款，为防诈骗千万不要告诉他人验证码023030，商户为网银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金额1979.60元。如有疑问请停止操作（短信编号：426815）”，通过此种方式李某借记卡账户发生6笔消费共计9994元。 2017年2月，李某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有人利用快捷支付方式，获取李某的短信验证码，并修改其网银密码，从其账户转走9994元。交易记录显示，李某的手机收到银行发送的载有短信校验码的短信若干。李某以某银行支行存在过错为由诉至法院，要求银行返还自己银行卡上的9994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驳回李某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银行卡通过e支付方式消费的9994元是否应当由银行返还。依据李某与银行签订协议的约定，e支付的交易方式为：银行卡通过e支付方式交易时，银行首先向预留手机号发送验证码，待反馈的验证码正确后，银行完成付款；李某对通过e支付交易方式完成的金融交易负责。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银行在e支付交易付款时，向涉案银行卡的预留手机号发送了验证码，且收到了正确的验证码，据此完成付款。银行该种做法符合双方关于e支付交易方式的安排，并不存在过错，且双方约定该种方式的交易视为李某所为，由李某负责，故李某要求银行返还涉案银行卡通过e支付方式消费的9994元，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北京二中院作出上述判决。

裁判要旨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发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变更设计，造成承包人停工、缓建、返工、改建，或者因发包人的要求而增加工程量，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 案情 原告电力公司作为发包人，将其公司的复合绝缘子项目扩建工程——机械配件生产厂房、套管生产厂房（高压试验大厅）钢结构分部工程发包给被告钢结构公司进行施工，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计划开工日期2009年5月18日，竣工时间2009年10月25日。合同签订后被告钢结构公司即于2009年5月20日开始施工，施工完毕后，双方于2009年12月15日对案涉工程进行竣工验收，超过合同约定工期49天。原告电力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钢结构公司承担工期延长的违约责任。审理中，被告钢结构公司提供：1.《工作联系单》，证明发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变更设计，造成承包人返工、改建；2.《付款对比表》，证明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付款；3.市气象局出具的2009年6月至12月的气象资料，证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施工的事实。 裁判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应当综合各种实际因素来确定工期延误的原因。一是原告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的情形。双方在合同中对具体的付款时间节点进行了约定，但根据被告提供的《付款对比表》，原告方在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付款过程中存在延期付款之违约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故原告方在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付款过程中存在延期付款的违约情形，属于工期实际顺延考虑的因素之一。二是根据案件查明事实，被告方工期延期客观存在以下因素：1.根据如皋市气象局的证明，如皋市2009年6至12月降水日数为58天。钢结构施工工程大部分情况下是露天作业，晴天施工，下雨天停止作业。下雨天停止作业属于不可抗力的天气因素造成，工期按理也应顺延。2.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发包人变更设计，造成承包人返工、改建，也属于承包人顺延工期的情形。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程延误违约金59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案件判决后，双方均息诉服判，未有上诉。 评析 工期是指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的承包人完成工程所需的期限，包括按照合同约定所作的期限变更。工期延误可分为可原谅的工期延误与不可原谅的工期延误。 1.可原谅的工期延误。可原谅的工期延误指非因承包人原因引起的工期延误，有以下几点：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隐蔽工程在隐蔽以前，承包人应当通知发包人检查，发包人没有及时检查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中，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有关基础资料、文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因自然灾害、恶劣气候、流行性疾病以及非承包人引起的纠纷等原因，致使承包人无法在短期内恢复履行合同；发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变更设计，造成承包人停工、缓建、返工、改建，或者因发包人的要求而增加工程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建设工程竣工前，当事人对工程质量发生争议，工程质量经鉴定合格的，鉴定期间为顺延工期期间。通常来说，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一般会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建设工程的工期，但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期限长，不可预见的主客观因素多，顺延工期、延误工期在工程建设实践中屡见不鲜，建设工期也成了鉴定单位、施工单位争议的高发点。 2.不可原谅的工期延误。不可原谅的工期延误，指承包人自身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如承包人组织管理不善或承包人一方违约而导致的工期延误，对于此类工期延误，承包人不仅不能顺延工期，还应当承担延期竣工的违约责任。一般来说，承包人工期延误后，虽然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原材料和设计图纸，但与承包人工期延误没有因果关系，承包人不能因此主张顺延工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承包人应当在约定的工期内完成工程施工，但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影响承包人正常施工的情形，造成工期延误，承包人是否因此承担延期竣工的违约责任，取决于工期延误是否符合顺延工期的事由。 本案案号：（2016）苏0682民初9757号 案例编写人：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孔德莱

【案情】 2004年，铁路法院依法接受指定，执行长安公司申请执行汤某、曹某及鸿达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在向三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时发现，汤某、曹某均查无下落，其住所地南省北市公安机关为此出具了相关证明。3月4日铁路法院向汤某、曹某公告送达执行通知。3月5日，鸿达公司签收了执行通知及财产申报表。 根据长安公司提供的财产线索，铁路法院于2004年3月3日裁定查封了预售登记在汤某、曹某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两套房产，同时依法向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送达了查封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3月9日，铁路法院向汤某、曹某公告送达查封裁定。同日，向管理该两套房产的物业公司送达了查封裁定。 经法院调查，该两套房产曾于1998年1月21日被南省检察院扣押，当时在该两套房产上加贴过封条。南省北市财政局国库券交易部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于1998年6月2日按照南省检察院指令，已将该两套房产及同位于北京市的另一套房产（共三套房产）的购房尾款合计642万元支付给鸿达公司。2001年10月31日，此三套房产已由南省北市检察院（系南省检察院的下级检察院）发还交易部，南省检察院并代交易部委托鸿达公司将涉案两套房产对外出租，收取租金。现该两套房产已经出租，每月租金共计3450美元，鸿达公司按约定每季度将该笔租金在扣除管理费用后全部返还南省财政。 另查明，南省检察院对涉案两套房产的扣押，当时并未向北京市房产管理机关进行备案登记，亦未送达扣押决定和协助执行通知。 2004年3月11日，铁路法院接到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电话，称该局于2004年3月10日收到南省北市公安局扣押该两套房产的决定。 经查证，该两套房产于1996年6月13日即在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前身）办理了预售商品房抵押登记，抵押期限自1995年10月26日至2000年10月25日。抵押人系本案被执行人汤某、曹某，抵押权人为某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业务部。抵押合同合法有效。根据北京市某法院的已生效民事判决，1996年5月23日，由被执行人鸿达公司作担保人，被执行人汤某、曹某与某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业务部签订的两份《楼宇按揭贷款合同》合法有效。本案申请执行人长安公司合法继受抵押权人某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业务部的权利。 【分歧意见】 （一）检察机关的意见和理由 南省检察院认为，其作为国家司法机关，为追查刑事犯罪需要，代表国家依照我国刑事法律相关规定，扣押涉案犯罪嫌疑人汤某、曹某的违法所得财物，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第二，其扣押该两套房产的时间远早于铁路法院的查封行为，其扣押时间为1998年1月21日，而铁路法院查封时间为2004年3月3日。 第三，检察机关扣押行为是基于刑事诉讼工作需要，而法院查封行为是基于民事案件执行工作需要，按照“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刑事扣押的效力高于民事查封的效力。 第四，铁路法院在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明知该两套房产已被刑事扣押，而仍然予以查封的行为，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禁止重复查封、扣押和冻结的规定，因而是违法和无效的。 第五，铁路法院的违法查封行为，不仅干扰了检察机关刑事扣押活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扰乱了检察机关正常的司法活动，而且还会进一步直接导致刑事案件被害人——交易部的合法权益失去法律保障。 基于上述理由，铁路法院应当立即撤销违法查封行为，解除错误查封，以维护检察机关刑事扣押行为的法律严肃性，进而保障刑事案件被害人——交易部的合法权益不因国家公权力的违法干预而受到侵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二）法院的意见和理由 法院认为，法院在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对该两套房产的查封合法有效。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本法所称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本法第三十四条所列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第三十四条“下列财产可以抵押:(一)抵押人所有的房屋和其他地上定着物”、第五十三条“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200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五条“已经设定抵押的财产被采取查封、扣押等财产保全或者执行措施的，不影响抵押权的效力”的规定，抵押权人某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业务部的优先受偿权应当受到依法保护。 第二，法律明确规定，对于房产的查封、扣押，应当到房产所在地的房产管理机关办理查封、扣押备案登记，但南省检察院当时却并未履行这一必要手续。因此，法院在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先于检察机关到房产管理机关办理了必要的查封备案手续后对该两套房产的查封，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复查封。 第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未履行法定手续的查封、扣押不得对抗履行了法定手续的查封、扣押。故南省检察院对该两套房产的扣押不得对抗铁路法院对涉案房产实施的有效查封。 第四，检察机关已将涉案房产发还给了刑事案件被害人——交易部。在刑事案件尚未结案的情况下，对涉案财产进行实体处理，不仅办理了发还手续，并且对外出租，收取租金。这种错误处理方式严重违背了刑事案件办理程序的相关法律规定，属于违法办案。 第五，该两套房产合法设定抵押权是1996年，而南省检察院扣押时间是1998年，在明知房产已合法设定抵押权的情况下，仍继续办理房产发还刑事被害人手续，且将房产对外出租，租金返还南省财政，这直接导致抵押权人即本案申请执行人的抵押权无法实现，其优先受偿权不能得到法律有效保护，违背有关抵押担保的法律规定。 第六，南省检察院指令交易部将涉案两套房产的购房尾款付给鸿达公司是错误的。该笔款项应当向抵押权人某银行北京市分行国际业务部或长安公司支付。这样才能保护抵押权人合法的优先受偿权，也才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其对涉案两套房产的查封合法有效，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应当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依法对被查封的两套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变价，以拍卖所得款项清偿被执行人的债务。同时，注意保护该两套房产实际承租人的权利，允许其继续租用房产至合同期满，但租金应由法院管控。 【评析】 当前，因人民法院民事强制执行与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进行追赃而产生的重复查封、扣押、冻结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由于这种司法冲突和矛盾尚无规范解决机制，造成人民法院在民事强制执行中根据调查或当事人举证，经审查认为属于被执行财产的，即采取查封、扣押或者冻结措施，进行强制变价或将财产给付申请执行人。但与此同时，公安或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认为同一财产非为被执行人所有而是属于刑事案件被害人财产，依法应当追缴，从而也实施了查封、扣押或者冻结措施进而追缴该财产退还给刑事案件被害人。这就引发了对同一项财产不同执法机关作出不同认定的问题，从而产生了民事强制执行与刑事诉讼追赃的司法冲突和矛盾。 刑事追赃是国家授权的特定机关在人民法院对行为人作出有罪判决后，依据生效判决中对罪犯通过犯罪行为所获取财物的确认，运用国家强制力，采取强制手段，对涉案的赃款赃物予以追缴并依法处理的诉讼行为。其作用在于惩罚犯罪，并在最大程度上挽回因犯罪行为而给社会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三十八条规定，财产刑和附带民事裁判由第一审人民法院负责裁判执行的机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司法解释明确了赃款赃物的执行权属于第一审人民法院。刑事追赃本质上是刑事诉讼法中的执行行为，因而，刑事案件裁判中关于财产部分（包括财产刑和涉案财物）的执行事项理应由行使国家执行权的机构来负责执行，而当前国家执行机构归属于人民法院，因此，刑事追赃的执行主体应当是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在案的房产属于依法不宜移送的实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涉案财物未随案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判决书、裁定书送达查封、扣押机关，并告知其在一个月内将执行回单送回。 据此，检察机关若为赃款赃物的查封、扣押机关，可以依据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裁定处理其查封、扣押在案的财物。没有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不能直接处理其查封、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另外，在刑事裁判生效后，人民法院在执行依法不移送的被查封、扣押财物时，应当及时通知查封、扣押机关上缴国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中法院对涉案的两套房产采取查封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且程序合法，法律手续完备。因此，应当依法对被查封的两套房产继续予以执行。 （作者单位：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

乘客周某在开门下车时不慎摔倒，此后又被所乘车辆拖拽，致其颅脑损伤死亡。事后，死者亲属姜女士将车辆驾驶人戴某与保险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共计赔偿原告17万余元。 2017年5月27日，戴某驾驶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载着周某从海安县高新区钟涵村工地回家。当车辆沿胡青线由北向南行驶至光华小区南侧时，周某从后面叫戴某不要送了，并请他靠边停车。于是，戴某就让汽车先慢了下来。但是就在车辆慢慢向路边靠近时，周某突然打开了右侧的车门并摔倒，随后被车辆继续拖拽了约五六米远。 戴某听到周某的呼救声后，赶紧刹车并送其到附近医院检查治疗，后周某经抢救无效于同年5月29日死亡。后经海安公安交巡警部门认定，周某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戴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法院另查明，戴某所驾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50万元商业三责险（含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处理完周某的后事后，周某的亲属姜女士一纸诉状将戴某与保险公司一起告上了海安县人民法院，请求两被告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等合计18万余元。 法庭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发生时，周某实际为车上乘客，而非“第三人”，所以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姜女士对公司的诉讼请求。 海安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乘客周某在开门下车时不慎摔倒，此后又被所乘车辆拖拽，致其颅脑损伤死亡。这个拖拽行为发生时，周某已经实际脱离所乘车辆，已经从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人”。保险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损害发生时，周某仍未脱离案涉车辆，故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考虑，综合认定保险公司应该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关于事故责任的认定准确，法院予以采信，故损失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对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的损失，根据事故责任，由周某、戴某按6∶4的比例分担。对戴某应负担的部分，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 本案中，原告因其亲属周某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后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26万余元。根据计算，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11万余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5.7万余元，两项合计17万余元。 保险公司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该案二审承办法官曹璐介绍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根据这一规定，保险合同中的第三人不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上的人员。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受害人周某相对于戴某所驾车辆属于“本车人员”还是“第三人”。 曹璐介绍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虽未对“本车人员”内涵作明确界定，但结合交强险立法目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地置身于机动车辆之上，故“本车人员”与“第三人”系基于特定时空下的临时身份，其身份会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判断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的身份，应当根据受害人在损害发生的这一特定瞬间，是否身处保险车辆之上为主要依据，如在车内即为“本车人员”，如在车外即为“第三人”。 本案中，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故发生经过，受害人周某在打开车门下车过程中摔倒后被车辆拖拽。结合其送医救治的事实可知，周某下车摔倒后并未当即死亡，而是被案涉车辆拖拽，应当认定此时其身份已经从该车的“本车人员”转化为“第三人”，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责任。

郭女士餐厅用餐时，由于服务员操作不当将点燃的酒精块甩到郭女士身上，致其二度热烧伤，腹部、左上肢、双下肢烧伤，郭女士起诉至法院，要求餐馆店主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财产损失费和精神损失费等。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结此案，判决餐馆店主赔偿郭女士各项损失合计8030.35元。 　　郭女士诉称，2017年7月23日下午，其与两位好友前往餐馆就餐，就餐过程中餐馆的服务人员操作不当，将点燃的酒精块甩到郭女士身上，时值夏天，郭女士仅穿了一条裙子，掉落的酒精块的火焰迅速在郭女士的双腿及上身蔓延开来，此时郭女士的双腿以及手臂均被不同程度烫伤。情急之下郭女士及其两位好友迅速将郭女士的衣服撕扯下来，在众目睽睽之下，郭女士几近赤身裸体才避免被进一步烧伤，案发后，郭女士被送往医院治疗。经诊断，郭女士为二度热烧伤，腹部、左上肢、双下肢烧伤。此后郭女士多次去医院治疗，餐馆前期垫付过部分医药费用，但是后期双方对于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为了维护合法权益，故起诉至通州区人民法院。 　　餐馆当庭认可其操作过程中存在过失，确实给郭女士带来伤害，但是认为郭女士索要的赔偿数额太高，希望法院可以根据案情降低赔偿标准。 　　本院仅仅围绕着双方的陈述以及证据进行审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公民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伤害的需要承担相应的医药费、护理费和误工费等。侵害他人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餐馆对于郭女士的伤确实存在过错，理应对于郭女士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本院依法判决餐馆赔偿郭女士各项损失合计八千余元，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本案判决已经生效。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正是中小学组织学生春游踏青的好时间。然而，孩子天性顽皮，加上春游场所一般在户外，意外事故偶有发生。学生小明参加学校组织的春游时在游船上不慎摔断牙齿，其父母将学校、旅行社和游船公司起诉至法院。日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学校承担三成赔偿责任，旅行社承担七成赔偿责任。 2014年4月23日下午，某小学组织学生乘坐某游船公司的游船进行春游，学生小明在游船上玩耍期间不慎摔断一颗门牙。春游结束返回学校之后，小明的妈妈将儿子送到医院。看着受伤的孩子，小明父母觉得应该有人为此负责，于是一纸诉状将学校、旅行社和游船公司告上法庭。 法庭上，小明父母认为学校没有尽到安全教育义务和监管义务；旅行社和游船公司作为活动承办方，均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三方均存在过错，应共同赔偿损失。 学校认为已经对学生进行了必要的安全教育，在游览过程中也已尽到监管职责，小明摔倒是其不听老师的安全提醒所致，自己并不存在过错。校方提出旅行社导游没有上船陪同，旅行社、游船公司以及小明个人都需担责。 旅行社解释称当日由于游船承载人数到达上限，导游无法上船。事发后，也积极配合学校解决纠纷，并愿意依照法院判决赔偿损失。 游船公司辩称游船上有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并且在学生上船后广播了安全须知，游船公司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校方与旅行社针对该次春游签订了旅游合同，学校在活动前对学生进行了安全教育。春游当天，学校组织500余名学生乘坐游船公司两艘游船进行浦江游览，每40名左右的学生由三至四位老师带队。由于乘船人数限制，两位学校老师、旅行社跟团导均游未上船陪同游览。小明在游船上玩耍期间不慎摔倒，摔断一颗上排门牙。游船靠岸后，小明跟随团队返校，其母亲到校后将儿子送到某医院，经诊断：小明右上第1牙冠折露髓，左上第1牙震荡。 法院认为，虽然学校在事发前已履行过安全教育义务，但学校的教育、管理义务应贯穿整个游览活动，本案中并无证据反映带队老师对小明的“不当行为”及时发现并阻止，因此学校应承担相应责任。旅行社未按照约定由导游陪同上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安全隐患，因此在本案中承担主要责任。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游船公司有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之过错，因此游船公司不承担责任。小明作为未成年人，事发时并无证据显示其存在明显不合理行为。法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认定学校承担30%赔偿责任，旅行社承担70%赔偿责任，同时学校、旅行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游船公司和小明个人均不承担责任。（文中所涉当事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