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人物等名称均为化名)1902年，清廷命沈家本、伍廷芳修法，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法治现代化的进程(芮沐，1948年，《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总序)。在百年中国社会变革中，最有文字标识性的时代变革，当属法治“显学”;然而，近代的法治屡变屡败，更成为跌宕反转、令人失望慨叹的时代音符。2015年初，清华大学法学院陈新宇老师出版了《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一书，精彩地考证、阐释了董康、汪荣宝、章宗祥、燕树堂等十位近代“法律人”的法学传记，揭开了中国近代法治演进的百年帷幕。一、刑律的文明1911年1月10日晚10点半，清末修法过程中的新派人物董康、汪荣宝、章宗祥、等人通过事先的密议，利用资政院议事最后一天的紧迫时间，先是“巧为拖延”，后是利用旧派人物“需要政绩成果的心理”，促使未能议完《大清新刑律》分则，竟达成了“非婚通奸入罪”(无夫奸入罪)列入刑律《暂行章程》(但未能体现在法典正文中)的目的，自诩为棋胜一筹、毕功一役。清朝的刑法，有许多现在看起来并不文明的规定，例如采用酷刑(“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缘坐等”)、无夫奸入罪、长辈责打晚辈而晚辈不能正当防卫等等。当时的中国更多采用“礼教秩序”来维持社会稳定。在农村，乡绅的“维稳作用” 成本低廉、立竿见影(费孝通，《乡土中国》);在城市，国家财政并没有能力配备大量的警察、监狱来支撑法治。在民智未开、历史条件不允许的时代，晚清新派“法律人”在刑法改革中推进了男女自由、民权平等、刑罚文明等法治进步，率先接轨了中国法治在这些具体条文上的现代化进程。二、时代的迷失晚清新派“法律人”在民国时期，纷纷就任了内阁的司法总长、大理院院长，有伍廷芳、梁启超、章宗祥、董康等人。按理说民国时期的宪政体制在法律上要比满清的皇帝集权体制先进，但是，经历了移植新法、会通中西了的新派“法律人”们经历了岁月的历练、法治的实践，鲜明地呈现出了自身法律信仰的时代迷失。章宗祥之迷失，在于“借款卖国”，成为五四运动三汉奸之一(其他两人为陆宗舆、曹汝霖);董康之迷失在于最终参加了汪精卫政府，也“失足”沦为汉奸并“被国民政府通缉”。如果抛开他们个人的政治抉择不谈，他们还在学术上迷失于“中西之惑”，即陈新宇老师定义的“董康问题”--第一，法律难以救国;第二，西法削趾就履;第三，仍需礼教重塑。本质而言，当时尽管已有六法全书，但其法律体系仍然难以具足“中国特色”。此为时代的迷失。三、教育的传承《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一书发掘的其他六位近代“法律人”，均生于20世纪30年代之前。该六位大家的历史贡献，在于拓宽法史视野、传承教育经验。其中，旅美学者何炳棣给陈新宇教授的亲笔信令人印象深刻，笔力雄拔，与其《读史阅世六十年》著作上的书名笔体相一致;燕树棠教授担任过北大、武大、清华、西南联大四校的法律系主任亦令人印象深深，孜孜传授中西合璧的法治观念。这一辈“法律人”，投身教育是时代使然、亦属无奈之举。1949年建国前后的两个30年，实非能容法治之时代。之前是内忧外患的战乱，之后是学习苏联的法治虚无主义时期。教育传承什么呢?是良知。燕树棠教授感慨了民初“法律人”从政的贪奸乱象;书中脚注中也援引了戴逸教授直言建国后的“法学幼稚”病。难得的是在这两个法治荒芜时期，近代“法律人”依然在坚持着社会导向的实证教育。四、法治的归依生于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近代“法律学人”还应当补足两位时代推动者：其一是吾师芮沐教授(1908-2011)，他创立了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学科，主持了用于改革开放之对外引进外资的外资企业立法，此举世界各国罕有匹敌;其二是前辈江平教授(1930-)，他与厉以宁、董辅仍主持了用于改革开放之对内改革的公司法立法及市场信用立法，彻底补足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法律科学是时代之中“活的东西”。诚如芮沐先生之最初弟子沈四宝教授所言：法律的真理是实践。此书映射出：“时代机遇+法学实践”，是法治得以百年竟成的中国特色与历史规律。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来参加这个讲习班。我觉得这是中国法学的一个重要进步。大家尝试着去做实证研究，对于中国法学而言，这是把法条研究转化成法学研究的一个途径，很重要。我的文章(《藏区的一妻多夫制》)大家可能都已看过，但我不想谈论文章涉及的话题，今天主要集中讲解在实证研究当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过去批评中国的法条主义，实质是说他们只注重法条而不注重真实事件，因而我们需要关注真实事件，注重调查，注重研究发现。但更重要的一点，也即我写这个文章的主旨之一，在于强调仅仅调查同样也会出现问题。有许多时候你调查什么问题、发现什么问题、提出什么问题、关注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你调查就能去看到的。换言之就是需要改换环境。这实际上就是当年马林诺夫斯基对费孝通先生提出来一个问题，许多学者生活和工作都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他觉得自身生活的这个环境是完全正常的，根本没办法发现自己生活当中的问题。因此需要学者进人到“他者”的环境中去发现问题，这是实证研究中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概括地说，就是经验研究的时候除了要理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走多看多体会：只有到了城市以后你才能理解农村，到了农村以后，然后再进人城市，你才可能理解城市。坦白说，我之所以会对中国本土的情况比较关心，并不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个环境。对于这个环境中发生的事，很多时候我同样会觉得那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我到了美国以后，回过头才发现，原来中国和我以前所理解的并不太一样，甚至很多时候会感觉到并非如我原来所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这个时候我就会想，为什么不一样，里边有什么道理。就是说你要走过、经历过很多环境，才会有理解和发现，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说，要有理论，没有理论的话其实是观察不到任何问题的，因为你不知道哪些问题是有意思的。这也是我写一妻多夫制这个文章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今天展开论述的一个话题。我到了西藏去支教以后，读了不少文献，这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让我感觉最为好奇的：为什么一妻多夫制不大符合人类普遍性?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在参阅了很多文献后我总结如下：许多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强调文化，而文化就是描述这些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缺少理论，而使得文化的解释往往缺乏解释力。那为什么会缺少理论呢，他们也读过很多书，也记录了很多现象呀!问题就在于，当他们长期待在这个环境当中做研究的时候，没有关注到在我看来可能与一妻多夫可能有关的其他现象。我到西藏的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西藏太缺少资源了。过了米拉山口以后直到拉萨整个山上是没有一棵树的，比较好的话就是靠山脚下有一些灌木丛，这给我的震撼非常强烈：除了河谷地带我看到到处有树，贫瘠一点的山上连草都没有。在拉萨我看到拉萨城市建设修管道，挖出来的鹅卵石和沙子，这表明这儿可耕作的土地非常稀缺。这使我觉得一妻多夫制或许与这个自然环境有关系，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文化。我后来就提出了两个关于一妻多夫制发生的假说。一是耕地极端稀少。这个问题我在文章〔《读“一妻多夫制”文献》〕中提到过，比如昌都的某村人均土地还不到一亩地，村里五十户人家四十九户是一妻多夫。为什么?因为想分家过，盖房子的地都没有。到日喀则地区也有这种现象。土地供应极其有限，人均土地1980年时大概是2.5亩，现在只有1.6亩。如果一个村子没有可耕地，也没有荒地可开垦，为了活下去，活得还可以，他们就不敢分家。但这种解说，其实藏族同胞天天生活在那里，是很难察觉这一点，他们很难感觉这与他们的家庭制度结构有关。而如果外来者，保持对现象的敏感，就可能提出一些新的假说，并努力从经验上去验证。但问题是，藏区的一妻多夫制是否都是因耕地稀缺导致的?我发现研究者大都研究的是人口较多的日喀则、山南地区、林芝或者昌都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其实都是生存环境相对好的一些地方。而在西藏北部高寒地区的调查研究却很少。除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建立不久，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在那曲、阿里有一些调查，那里海拔都在四千多公尺，像双湖县平均海拔在五千公尺，人类在那里很难生存，人口很少，自然，学者去这些地方调查就会少。另外，这些地方，也不像在日喀则等地，那里有村庄，你到一个村里就能获得不少调查材料，而在高原上，没有村庄，你调查零散的几户人家，就得跑很远，而且这几户人家，算什么，它们也不构成一个村子，这就令调查获得的材料如何处理都是个问题。但这些地方也有一妻多夫制，这些地方是牧区，放牧的土地并不稀缺，这又该如何解释?我就提出了另一个假说，即这里土地贫瘠，加之人们都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就不可能聚居。因此这里没有邻里和社区，也无法获得各级政府的帮助。在这里，要活下去，可能就需要一个相对大的家庭。比方说如要应对诸如暴风雪、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等。家庭中最好有更多成年劳动力，可以互助，而如果面对这种生存需求时，一夫一妻家庭就太小了，就需要一个稍大的家庭。但这是否真的如此，我没有到那里去调查，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去调查了，但这个假说，即便不对，也是给人启发的一种可能。而且下面的分析也会表明这个假说，至少在理论上看，还可能成立。这里需要一个大一些的家庭，但为什么是一妻多夫而不是一夫多妻?一夫多妻制在一些地方也更普遍，似乎也符合所谓的“人性”或动物性。但一夫多妻的问题在于，很可能几个妻子一个在哺乳，一个在怀孕，一个在养育两岁的孩子，因此家庭大了，但家庭人手更缺乏，相互没办法帮助，因此一夫多妻的大家庭并不适合严酷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生活。另外一个问题是，一夫多妻制家庭中，几个妻子通常都会更关心自己的孩子，孩子是谁生的，也是清清楚楚的，因此孩子的产权太明确了，反而容易家庭不和睦，这是有大量证据的。但是一妻多夫就不一样，我这里所说的是藏区，通常是兄弟间的一妻多夫制，这就避免了一夫多妻制的弊端。几个男子不会因为生育的问题而失去劳动力;一妻多夫的另一个好处是几个丈夫，甚至妻子本人，都不确定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即便妻子知道，但为了让几个丈夫都对自己的孩子好，为了家庭和睦，也会有意保守秘密。而兄弟型的一妻多夫，还因为兄弟之间是分享着基因的，这也会弱化几个丈夫之间的性嫉妒。这些优点，一夫多妻制家庭都没有，即便是姐妹型的一夫多妻也没有。为什么?简单说来，两个因素：一是生育在一夫多妻家庭中是一个“公共事件”，孩子是谁生的，很清楚;而在一妻多夫家庭中，怀孕是一个“私隐事件”，一般说来，不容易判定孩子是哪个丈夫的;另一点是，在怀孕、生育和养育孩子过程中，妻子投人很大，包括生育机会和养育;而在让妻子受孕生下孩子这一事件中，丈夫的投人很少，这也使得即便是姐妹型一夫多妻家庭中的妻子通常也比一妻多夫家庭中的丈夫更关心自己的孩子的产权。还有一个方面，也令一妻多夫制在藏区胜出。这就是，即便家庭同样大，一妻多夫制家庭生育的孩子数量也比一夫多妻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少，因为人口的繁衍增长的速度更多取决于女性的数量，而不是男性的数量。这就使得，在西藏地区这种艰苦条件下，一妻多夫家庭会比一夫多妻家庭通常更为富裕，人们的生活，孩子的生活都更好一些。就此而言，一妻多夫制甚至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家庭制度。事实上，西藏人口历史上一直保持稳定，增加不快，与藏族同胞采取这种制度或许有一定关系。就此而言，一妻多夫制是藏族同胞的选择，也是西藏地区自然环境的一种选择，或者说是自然环境塑造了这一选择。我讲了经验研究，但这里讲的另一个主题其实是希望大家也要关注理论问题，注重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知识来帮助、丰富我们的法学研究。这里强调的是丰富而不是替代，不然我们所讲的一妻多夫制很可能就变成了对个体的风俗习惯的描述，甚至会用一个地方的制度去替代其他地方。为什么需要理论呢?因为，经验调查会看到太多现象，但什么现象是有意义的?哪些现象是相互关联的?这需要有解释力，这不可能仅仅通过看并记住所有看到的现象本身就能完成。其实一个人可能会看到很多现象，但也因此，他没有看到任何现象，也记不住任何现象。是理论帮助我们看到重要的有意义的现象。但同时，还要避免拿着理论去找点什么经验材料来填空。这两方面都需要注意。我之前是很相信吉尔兹的“深描”的，现在我对此很怀疑了。因为仅仅对所感知的所有现象都努力做非常细致的描述，第一这不可能，任何描述都是要省略的;第二这并不一定能得出什么有意义的结果。例如，就一妻多夫制而言，如果不关心经济制度，不描写自然环境，只描写这个家里几口人，他们是怎么吃饭的，晚上妻子和丈夫睡觉的时候是由丈夫来安排还是妻子来安排，是否由妻子自己说我选择同哪个丈夫睡觉，他们着装如何，几点钟睡的等;除非你发现这些现象有某些超越现象自身的意义或联系，否则你会发现这个“深描”一点意思也没有。这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寻他千百度，你一定看到了许多人的面孔，但你记得住这些面孔吗?但当你看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时，你其实未必看清了他的面孔，你却知道这就是你要找的他。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不太接受“深描说”的理由。“深描”的意义在于你要清楚讨论什么问题，有什么理论假说，否则什么意思也没有。希望这对大家做经验研究的时候有所帮助，特别是大家在研究你不熟悉的问题时。但对理论或理论假说也要保持适度的开放，这就是说，要对那些挑战理论或理论假说的经验现象保持足够的敏感，要准备让经验来挑战自己和丰富自己的知识或前见。这与基于法条的研究是有显著区别的。前者是努力用法条来包装自己的利益诉求，为了完成这个包装，甚至要牵强法条，只要不把法条扯碎了都行。因此这种研究对于法律职业很重要，但其目的不是追求知识，不是了解世界。而我今天在这里讨论的是法学的研究，是以知识为导向的，有追求，但不是直接的法律上的利益。因此，在研究时，我不认为需要思考这是不是法学研究的问题，而是要让自己追求一种近乎纯知识的兴趣或快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把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知识纳人到法学中来。而一旦保持了这种心态，我们做法学研究的人也就可能做出一些研究，尽管没有刻意，却是社会学的或是人类学的或其他什么的。来源：爱思想

摘要 合并破产在我国尚无直接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适用标准不一。关联企业之间是否存在“人格高度混同”是判断能否进行合并破产的适用标准，具体表现为“人、财、物”的高度混同。关键词 合并破产 企业破产法关联企业基本案情：A公司系一家集团控股公司，先后设立了五家关联性的投资子公司。因企业经营及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A公司及其五家关联子公司发生债务危机。六公司以资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等为由，分别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并分别指定了管理人。企业破产过程中，管理人发现A控股集团公司及其五家关联子公司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在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资产债务、企业经营等方面均存在高度混同，审计报告也显示六家公司在财务上已丧失独立性。考虑六公司严重混同、实际丧失独立法人人格的现实状况，六家公司管理人在第二次债权会议上，分别向六家公司债权人会议提交了六公司合并破产的方案。六公司债权人会议最终分别表决通过了合并破产方案，将资产债务进行了合并处置。一、合并破产概述关于合并破产，在我国尚无直接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学术论述。合并破产是指将母子公司视为一个法人实体进行破产清算的情况或制度，在该制度下，母子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均一并处置，所有债权人在同一比例下清偿。 我国司法实践中，合并破产并不鲜见，但鉴于法律规定缺位等原因，合并破产尚存在一定局限性。而在美国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通过“程序规则和经典案例加上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20世纪70年代曾做出一系列的裁决，最终使实质合并成为处理集团公司破产的一个重要方法”。合并破产有其现实土壤。目前，我国相当部分的民营企业尚未完全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在A公司所在的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企业主普遍缺乏企业主体意识，企业主与企业、各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混淆。在经营管理上，以家族式管理模式居多，管理人员以亲友为主，企业之间任意牵连。另一方面，部分企业主恶意控制旗下关联企业，利用对企业的控制权，转移或抽逃资产，虚构或加重企业负债，以达到某些不正当的目的。多项因素叠加，导致关联企业丧失基本独立性，相互之间难以界分，客观上需要进行合并破产。以A公司为例，分别破产极为困难：第一，分别破产需要对各公司间的资产和负债作出区分，对相互之间的担保效力、担保金额作出认定，相关障碍无法逾越或者难以解决。第二，分别破产将破坏关联公司的整体处置价值。由于关联企业日常经营严重混同，其资产在整体上往往也呈现出混同外观，基于混同下的相互牵连，表现出整体价值。如若分别破产，企业资产的价格水平和变价能力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进而严重影响债权人的受偿率。第三，分别破产将分别进行破产程序，在管理人报酬、债权确认、资产处置、财产分配等各项事项和环节均会出现倍增效应，大大增加破产成本，降低破产效率。另外，就合并重整而言，维持生产经营是企业重整的必要条件，分别破产往往会破坏各关联企业原有的“一体化”经营，从而使企业面临停产停业的风险，企业重整几无可能。二、合并破产的法律依据目前，我国法律尚无合并破产的直接规定，但合并破产并非完全没有法律可循。这些依据主要散见于公司法、破产司法解释的参照规定，以及破产法的原则规定之中。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也已存在诸多关联企业合并破产的案例，例如浙江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纵横集团及其子公司合并破产重整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南京利德隆实业有限公司和南京利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案、沈阳欧亚集团及其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案，等等。这些企业合并破产，对于遏制关联企业间的不当控制、利益输送、债务逃废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债权债务的公平清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刺破法人面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关联企业适用实体合并奠定了法律及理论基础。根据该条规定，股东应当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依法行使权利，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合法权益，滥用股东权利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该项规定适用在企业破产环境下，如果母子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之间存在不当控制，且达到特定程度或标准时，即需“刺破”各公司之间的“面纱”，进行合并破产，统一处置债权债务。《最高人民法院》第七十六条规定，债务人设立的分支机构和没有法人资格的全资机构的财产，应当一并纳入破产程序进行清理。参照该项规定，子公司一旦实质丧失法人人格，亦存在纳入母公司破产重整之余地。合并破产在破产法上的现有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之规定。破产法第一条即明确规定了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企业破产原则。据此，关联企业之间如存在高度混同，严重影响各债权人公平受偿，必须通过实体合并予以矫正的，应当进行实体合并。以A公司合并破产为例，基于各关联公司之间高度混同的事实，只有对关联公司进行合并破产，才能保障债权债务清理的实质公平，无论对普通债权人还是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均为适用。就普通债权人而言，在分别清理的情形下，各关联公司中的利益实质输入企业的普通债权人将获得额外清偿，而利益实质输出企业的普通债权人必将遭受损失;拥有多家关联公司保证担保的债权人将获得高额乃至全额清偿，而其他债权人仅能获得较低比例的清偿，甚至完全不能获得清偿。因此，分别清理势必导致普通债权人受偿不均，显失公平。在合并合并破产情形下，部分关联企业债权人的债权清偿率虽然可能有所降低，使其利益表面上受损，但此种差异的根源在于各关联公司之间先前的不当关联关系，合并破产正是对其不当行为的矫正，这恰是债权债务清理实质公平之所在。就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及其他债权人而言，因其就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其合法权益并不会因合并破产而受到实质损害，相反合并破产有利于顺利推进破产进程，进而有利于保障其尽快实现债权。简而言之，合并破产符合破产法关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的要求，有利于公平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正当权益。三、合并破产的适用标准在实践中，以企业间存在高度混同作为合并破产的适用标准。至于何谓高度混同，其尺度如何把握，则需根据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一般表现在“人、财、物”的高度混同，以A公司及其五家关联公司为例，分析如下：(1)人员方面。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管理机构高度混同。A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兼任各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高管，对各公司进行统一控制，各公司不具备作为独立法人的自由意志。(2)财务方面。六公司的财务高度混同，财务账目实际由A公司统一支配，统一设立融资部门专司资金管理和调配，公司财务账簿、银行帐号存在混合，普遍存在一个公司对外融资，资金却由另一公司使用的情况。(3)资产方面。各公司的资产和负债难以单独区分，同一经营场所存在其他关联公司共同办公，主要生产设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关联公司共同所有，各关联公司之间的财产划分不清楚。(4)经营方面。关联公司统一控制产品销售、原料采购、营销渠道，统一控制定价，缺乏自主管理权限和独立决策权限;(5)关联公司之间普遍存在互保担保关系，由其中一家公司出面贷款，由其他公司提供担保。另经审计，结论为：关联公司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运作;关联公司虽然均为法人主体，但都在A公司的实际控制下运营，资金收支均由A公司控制，已丧失其法人实体应当具备的财务独立性。由此也可证明，各关联公司缺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四、合并破产的决定程序A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破产案中采用债权人会议表决方式决定合并破产。债权人会议是由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组成，以保障债权人共同利益为目的，为实现债权人的破产程序参与权，讨论决定有关破产事宜，表达债权人意志，协调债权人行为的破产议事机构。 该案中，由债权人会议表决决定合并破产，实际上与债权人会议的性质、职能相符。就债权人会议的性质，尚存在不同观点：一是法人机关说，是日本学界传统上的主流观点;二是自治团体说。根据该学说观点，债权人会议并非法人组织，而是各债权人进行协商、协调各自利益的自治团体; 三是事实上的集合体说。该学说基于前两种学说的不足，主张债权人会议是由法院召集的临时性集合组织，是目前日本学界的通说。我国现行破产法未对债权人会议性质作出明确界定。从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来看，一方面，债权人在企业破产中拥有共同利益，比如破产财产变现价值最大化、程序耗时最小化，债权人会议由此具有法人机关的性质;但另一方面，不同债权人又拥有自身的独立利益，在债务减少的比例、受偿债权的多少等方面往往又存在差异性，甚至其利益诉求完全相反，而且债权人会议在法律上并非独立的民事主体，不具备独立的主体地位，由此看来又与一般法人存在差异。一方面，破产法赋予债权人会议较为广泛的自治权，由此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性，但另一方面，债权人会议的决议不仅需要管理人执行，而且可以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其意思自治明显具有局限性。从实务角度来看，债权人会议的性质应是对内协调以形成债权人的共同意思，对外通过对破产程序的参与监督，以实现全体债权人破产参与权的机构。 A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破产案中，采用债权人会议分别表决方式决定合并破产，实际上是与债权人会议上述性质和职能相契合的结果，充分尊重了债权人的整体意思，总体上较为妥当。当然，合并破产事项必然涉及到不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调整，由债权人会议表决决定是否合并破产，可能导致优势债权人藉此获益，从而损害其他债权人正当利益。因此，合并与否并非完全是债权人意思自治范畴，在这种程序安排下，人民法院应对决议结果进行适当审查。实践中，有的破产案件采用听证程序，即由人民法院组织债权人、债务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召开听证会，类似于普通民事诉讼中的开庭审理，在充分听取正反双方意见后，根据关联企业混同的实际状况，作出是否合并破产的裁决。笔者认为，采用听证方式决定是否合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债权人代表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够充分反映债权人的整体意思。既有贸易性债权也有融资性债权，既有金融债权也有社会性债权、民间借贷债权，既有对特定财产享有优先权的也有普通债权，既有大额债权人也有小额债权人;参会代表所代表的债权额占全部债权的比例也应有一定注意。当然，如破产企业体量较小，在可能条件下由全部债权人参与听证更为周延。二是充分听取各方不同意见。参会代表对自身主张可以提供证据，管理人就合并事项应履行调查义务，并提供相应证据。王小凤

婚约，是未婚男女对缔结婚姻关系的一种事先约定。自古以来，人们就把订立婚约作为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订婚送彩礼更是世代相传的习俗。然而我国现行法律为尊重婚姻自由，不承认婚约的法律效力，所以当一方要求解除婚约时，彩礼纠纷应然而生，当事人一方也不可能以另一方违反婚约而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颁布之前，处理彩礼纠纷没有确切的依据和统一的标准，而该解释的出台，则标志着我国在彩礼问题立法上的进步。一、 彩礼的历史渊源说起彩礼，不得不谈谈我国的婚姻制度。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完善的婚姻制度。西周时婚姻的缔结除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还必须经过六礼的程序。所谓六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和亲迎这六道程序。其中，纳币，就是指男方派人送彩礼到女方家。西周的六礼对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后世的结婚程序虽然不一定会全经过六礼的仪式，但六礼的名称一直相传下来。到了唐代，六礼的核心就是财礼，又称聘财，女方以接受男方聘财的方式表示许婚，即所谓的“婚礼先以聘财为信”。若已受聘财，男方悔婚，则女家不退聘财，若女方悔婚，男方同意，女家须退还聘财，男方不同意，则婚姻仍成立。女方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若已婚配，则徒一年半，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要追还该女与前夫。元朝也把下聘财作为婚姻成立的要件之一，并且按照不同等级作了数目上的具体规定，如上户金一两，银四两，彩缎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中户金五钱，银四两，彩缎四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下户银三两，彩缎二表里，杂用绢五十匹。清代婚姻关系的成立，当事人双方必须订立婚约，订立婚约的主要内容是交换婚书和交受聘财。而交受聘财是婚约成立的主要条件。婚约一旦订立就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不得随意反悔，除非有欺骗行为或犯罪行为。“若许嫁女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男家悔婚者亦如之，不追财礼”。综上可见，中国古代赋予婚约以绝对的法律效力，用刑罚来处置违反婚约者，并且伴有浓厚的男权观念，同时把送彩礼作为婚约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剔除封建，杜绝买卖婚姻，贯彻婚姻自由原则，从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开始就不承认婚约，而把登记作为婚姻成立的唯一条件，当然，作为婚约成立要件的彩礼也不被法律所提倡，但订婚送彩礼作为一项古老的传统还是在民间盛行。二、彩礼的性质彩礼，是男方以结婚为目的而向女方赠送的钱物。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以赠与来对待彩礼问题。送彩礼的确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是它与一般的赠与有所不同。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而受赠人表示接受的行为,其具有单务性和无偿性。赠与人可在三种情况下，撤销赠与并要求受赠人返还所赠财产：(1)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2)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3)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而送彩礼则是适龄男女订立婚约的一道程序，其是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我国并不承认婚约的法律效力，在一方违反婚约时，另一方不可能基于述三种理由要求返还彩礼。即使在承认婚约的国家和地区也不把结婚作为婚约所约定之义务，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第975条规定：“婚约，不得请求强迫履行。”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法第1473条规定：“男女双方订立之承诺结婚之合同，既不赋予任一方要求缔结婚姻之权利，亦不赋予任一方在合同不被履行时，要求施以任何处罚或收取非属第一千四百七十六条所规定之其它损害赔偿之权利，即使有关处罚或赔偿系由违约金条款产生者亦然。”因此彩礼是一种特殊的赠与。其特殊性在于：1、赠送彩礼的目的在于缔结婚姻，而一般的赠与不会带有什么特殊目的;2、当事人赠送彩礼并不一定是完全出于自愿，而往往是迫于民俗和习惯的压力。那么到底彩礼是属于何种性质的赠与呢?目前在学界关于彩礼的性质主要有三种学说：第一种是附义务的赠与说。《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由此可见，附义务的赠与是一种受赠人负担一定义务的赠与。虽然在一般的赠与中，受赠人不承担任何义务，但附义务的赠与中所附义务并不是赠与的对价，因而其仍具有单务性和无偿性。如果受赠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所负义务，赠与人是不可以此为由而不履行其赠与义务，但是在赠与人履行了给付义务之后，受赠人仍不履行义务的，赠与人则可行使撤销权，要求受赠人返还所赠财物，当然也可请求受赠人履行义务。初一看，这种学说确实符合彩礼的特征，但是，细细思量，并不可取。首先，附义务的赠与中所附义务必须合法，不得有违法律规定，把结婚作为赠送彩礼所附之义务，明显违背了当事人婚姻自由的权利。其次，附义务的赠与在赠与人完成了给付义务之后，赠与人可以请求受赠人履行事先约定的义务。照此推理，在彩礼纠纷中，如果一方违反婚约，另一方则能以已给付彩礼请求对方履行结婚的义务。因此，附义务的赠与说不能够准确解释彩礼的性质。第二种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 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是指以将来可能发生的客观事实的成就作为赠与失效的条件。《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合同中所附的解除条件必须是将来可能发生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并且该约定不得违背法律要求。倘若将彩礼视作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而把结婚作为赠与彩礼所附之条件，首先有违当事人结婚自主的权利，违反了婚姻法有关婚姻自由的规定;其次，把不能结婚作为撤销彩礼赠与的条件，其逻辑结果必会步入买卖婚姻的泥潭之中。第三种是目的赠与说。所谓目的赠与，是赠与人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为的赠与。追求某种目的和结果是目的赠与区别于其它赠与的标志。如果赠与的目的不能实现，赠与人不得请求受赠人帮助其达到目的，而只能请求返还所赠财产。彩礼是一方为能够与对方结婚而向其赠与送的财物。如果双方缔结婚姻关系，赠与方赠送彩礼之目的已实现，不发生彩礼返还的问题。但如果因种种原因最终分道扬镳，赠与方则可以结婚目的落空为由要求对方返还彩礼。因此，目的赠与说能够解释赠送彩礼的性质。同时，它又与附义务的赠与说和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有着本质的区别。附义务的赠与说把结婚作为赠与中的约定义务，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把双方不能结婚作为赠与的解除条件，两者都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原则。三、彩礼返还请求权的基础最高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在三种情形下，当事人可以请求返还彩礼：一是双方未办理结婚手续;二是双方办理结婚手续但未共同生活的;三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究竟其返还的根据何在?按照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和道德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之外，赠与人可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撤销赠与。但是在彩礼纠纷中，一般不会发生上述情况，而通常是在彩礼交付之后，由于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才引发纠纷。合同法只规定了在三种情况下，赠与人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财产，然而这三种情形均不适用于彩礼返还请求。同时我国不承认婚约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请求返还方也不可能基于违约要求返还所赠财产。彩礼是一方为与另一方在将来能缔结婚姻关系而为的赠与，也就是说当事人送彩礼的直接目的是结婚，是有目的的赠与。如果双方未能缔结婚姻，那么赠与彩礼的原因也就不复存在。换言之，受赠方继续占有彩礼的原因和法律依据因婚约的解除而归于消灭。根据公平原则，只有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才能体现公平合理。所以在婚约解除后，结婚目的已不能实现，返还彩礼理所当然。如果受赠人仍继续占有彩礼，则构成不当得利。《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在赠送彩礼的过程中，虽然财产权利已转移，但是如果产生财产转移的原因未发生，当事人所期待的结婚目的不能实现，那么受赠人就缺乏占有彩礼的合法原因。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受赠人的这种占有行为属不当得利，赠与人得请求返还之，受赠人则负有返还全部彩礼的义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79条规定：“因订定婚约而为赠与者，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时，当事人之一方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德国民法典》第1301条规定：“如果婚姻未成，则每一方订婚人皆可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而要求对方返还所赠礼物或作为订婚标志所给之物。在订婚因一方订婚人死亡而解除的情形，倘有疑义，推定返还请求被排除”。《瑞士民法典》第94条规定“婚约人相互间所为之赠与，于婚约解除时，得请求解销之;赠与物不复存在时，依不当得利之规定清结之;婚约依婚约人之一方死亡而消灭者，不得请求任何返还”。四、 实践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及解决1、返还范围 是不是男女双方在恋爱中所有赠送物都应返还?彩礼到底包括哪些?这是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彩礼返还范围，才能切实维护好双方的利益。笔者认为，以下两个方面应该不属于彩礼返还的范畴：第一、共同花费，一方收到彩礼后，往往会拿出部分用于共同花销，如为办婚礼宴请宾客，送礼以及平时的吃喝玩乐等，在计算返还数额时都应当从中剔除。第二、属于赠与性质的财物。在恋爱中，男女双方为表情意，通常会赠与对方定情物、信物等，可以说，这些是一方自愿赠与另一方的，与有无结婚目的无关，对于该类财物，赠与方不得要求返还。2、诉讼主体的确定 在最高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具 体问题的解释中，只是说“给付方”可以要求返还彩礼， 那么这里所说的给付方是否包括当事人的父母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生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彩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为家庭共有财产。而在诉讼中大多数也是由当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诉，因此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防止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应当对“给付方”作扩大解释。同时，对于被告的确定问题也应引起注意，在实践中，诉讼方也通常把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在习俗中，一般是父母送彩礼，也是父母代收彩礼，即使由本人亲自接收，儿女为表孝心，感激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也会将一部分交由父母。所以，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妥，实为可取之处。3、妇女权益保护 在我国并不承认婚约的法律效力，因此，如果因男方的过错导致婚约解除，或由男方提出解除婚约，女方是不能以男方违反婚约而请求不返还或部分返还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却事实上同居的，若男方始乱终弃，要解除婚约，这时应权衡双方利益，本着保护妇女，保护弱者的原则，在彩礼返还数额上，笔者认为，可酌情减少。在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双方已同居多年的，男方要解除同居关系，以未办理结婚手续为由，要求返还彩礼，此时若女方已将所收彩礼用于同居后共同生活的，也可减少返还数目或不予返还。4、关于“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问题1、)《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这是婚姻法设立的离婚救济制度，是对离婚可能引起的消极后果的一种补救措施，旨在保护弱势群体，体现抚弱济贫的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而在解释(二)中，又作出婚前给付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离婚时可要求返还所送彩礼的规定。那么，生活困难方是否既可以要求另一方给予帮助，又可要求返还彩礼呢?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首先，这是两种不同且并行不悖的制度。前者是一种救济措施，其既是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体现，又是夫妻之间互相扶养的法律义务在婚姻关系解除后的合法延伸。后者则是一种返还请求权，是基于结婚目的落空而产生的请求权。其次，两者的请求权主体有所不同。前者只限于夫妻中的一方而已，不再涉及其他人。而对于返还彩礼的请求权主体，如前所述，可以为当事人的父母。所以，笔者认为，困难一方在提出返还彩礼的要求后，不妨碍其请求另一方给予一定的帮助。当然，这里的离婚时对生活困难一方的帮助是有条件限制的，第一、提供帮助一方要有负担能力，一般要在该方的能力范围之内;第二、帮助有时限性，生活困难应是在离婚时就存在的困难，而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请求，而且在其另行结婚后，就应停止对其进行救济。2、)在我国，虽然不承认婚约的法律效力，但合法的婚姻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故如果要求返还彩礼一方对婚姻的破裂存在过错，而另一方并无任何过错，虽然请求方存在生活困难，也无须再支持其返还请求。有这样一个案件：某女与某男婚后不久，男方却与另一女子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后该女向法院起诉离婚，然在法院判决离婚后，男方母亲以生活困难为由又诉至法院请求女方返还彩礼，后因证据不足，被依法驳回诉请。在本案中，即使有证据证明男方生活困难，笔者认为，也不应支持男方的诉请。因为在我国合法的婚姻为法律所保护，既然男方对婚姻破裂存有过错，而女方并无过错，那么男方就应承担不利后果，为其过错担负责任。5、证据认定问题 赠送彩礼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有所不同，赠与方不可能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礼。因此，当引发彩礼纠纷时，当事人举证比较困难，一般只能提供证人证言，且多为亲友证言，通常证明力不大。对方当事人也常以此作为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为了收集有利证据，当事人往往会不经对方同意，录制双方谈话录音或电话录音。那么对于此类视听资料如何认定呢?1995年最高院在《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中严格强调了视听资料的合法性，但在后来制订的《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条款则降低了证据合法性的要求，认为只要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就可认定。但是如果利用威胁、利诱、限制人身自由、侵犯他人隐私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就不应采用，即所谓的“毒树之果”原则。而在彩礼纠纷中，视听资料往往是最能证明事实存在的证据，因而只要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时没有违反上述规定和原则，且能证明其真实性，就应当采信。对于彩礼纠纷案件的证明标准，也应遵循高度概然性原则，即只要当事人所举证据足以让法官对案件的法律真实产生高度信任，并能排除其它合理怀疑，那么就可认定该法律事实达到客观真实。

[摘要]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是主权国家之间在刑事领域为联合打击犯罪而开展的配合与协助。在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必然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然而过分的政治因素却给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带来诸多消极影响。虽然完全消除政治因素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影响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在承认政治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对政治因素进行合理控制。[关键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政治性影响;合法性影响一、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概念依照普遍的学术观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狭义、广义和最广义三种含义。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特指国家之间在询问证人、鉴定人，移送物证，检验证件，送达文书，提供情况以及办理有关刑事诉讼手续等方面所进行的帮助与合作;广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则是指在狭义的基础上延伸至引渡犯罪人等内容;最广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则是指在广义的基础上扩展至刑事诉讼的移管以及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等事项。相比较狭义、广义含义，最广义含义注重应对国际犯罪的挑战，以最为广阔的视角对打击、控制国际犯罪的各个环节予以关注;并能够顺应时代不断发展、变迁的需要，在坚持全面归纳现有各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类型的同时，能够保持概念自身的开放性。此外，最广义的概念的提出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基本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与更为坚实的学术平台，并为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实践活动的开展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因此最广义的概念更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语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是主权国家之间在刑事领域为联合打击犯罪而开展的配合与协助。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用法律的方法维持全世界的和平与秩序解决国际争端惩罚国际犯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新的更广泛的范围之内的国际犯罪，在现今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方面，本应制定有关的国际公约以及区域性条约协定，按照一定的原则，规定相关的义务，通过其合法性在广泛的范围进行充分的实现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然而现实却是在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必然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政治因素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起了过渡的作用，并给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带来诸多消极影响。二、政治因素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消极影响通常情况下，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受到政治因素和合法性因素合力的影响。一般而言，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原则上应该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但从实践看，无论是否拥有法律依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实力、相关国家刑事政策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当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具有法律依据时，政治因素需要通过影响法律的方式制约各种协助活动;而当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时，各国会选择互惠原则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但互惠原则在其中的运用自然要受到更多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干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作为国家的一种独立的司法活动，应有其独立的品格，即，以法治精神为目标，依靠法律保障、促进各主权国家在国际层面联合打击、控制国际犯罪，维护国家主权;以人权理念为指引，促使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涉及的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有效保护。这种品格不仅要求其有一套独立的原理、原则、规则及法律文件，要求各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类型的提起、接受与终结都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进行，也要求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政治因素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合法性因素被政治性因素取代，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其实就是相关国家政治博弈的结果，都是特定情况下不同政治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而背弃其本应具有的原理原则规则。显然在这种博弈背景下进行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很难让相关当事国产生明确的预期。并且使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政治因素适度的距离不复存在。最终使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沦为政治需要的工具，丧失其所应具有的独立品格。这样，某一国际犯罪能否得到有力及时的打击，已经不取决于国际犯罪本身，而更多地取决于与这一具体国际犯罪相关的诸多政治因素。三、限制政治因素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影响的措施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国际法方面的法律主要有国际公约、多边地区性公约、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等。这些法律性文献在保障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有效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减弱和消除政治因素的过度影响，需要不断强化相关国际法的权威，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国际法律法规。首先，完善相关国际公约，确立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国际法律标准，是控制政治因素过度影响的前提。在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主持下，制定针对惩治各种具体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并在这些公约中将针对该种国际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措施明确化具体化。目前国际社会已经针对毒品、恐怖主义等犯罪分别制定了单行的国际公约，并已经形成了一些较有特色和针对性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措施。如针对毒品犯罪的“控制下交付”与联合调查。而在完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国际法律标准方面，将来的发展趋势仍然是大力加强制定针对具体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并在公约中明确规定相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条款。这样，随着国际法律依据的健全，政治因素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空间就会逐步缩小。其次，完善相关地区性公约，发展多边合作机制，确立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区域性共识，是控制政治因素过度影响的有力措施。多边合作机制是处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国际合作与双边合作两种形式中间的一种区域化合作形式。它通过制定区域性公约，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区域化奠定基础。多边合作机制可以将区域中相关各国间的诸多政治因素吸收到多边地区性公约中。应该说，多边合作机制以地区性公约为依据，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弱政治因素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影响。最后，完善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确立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具体运行规则，是控制政治因素的过度影响的着眼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最终还是在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之间开展的，如果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之间存在有法律效力的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那么政治因素就将被限定到法律的框架内。制定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确立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具体运作规则乃是对政治因素进行法律控制的最直接的措施。此外，各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内立法也应不断发展完善。从满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客观需要来说，国内立法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特别是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缺少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为政治因素的过度影响提供了方便条件。因此，要减弱政治因素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内立法的相关规定。在国内立法中应充分规定相关国家机关的权力和职责，在拥有充足法律依据的基础上，针对各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坚持“法无明文规定国家权力即为禁止”的法治理念进行审查和执行。对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一方面，应提倡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控制国家权力方面的协调。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国际法律规范有时直接源于相关国家的国内法;而各国的国内法也能在吸收国际法的新规定中弥补其不足，并获得发展。另一方面，应坚持国际法与国内法法律实施的相互配合。也就是说，不仅要注重国内立法对国际法律义务的转化、落实，而且应补充并促进国际法的完善。四、总结政治因素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过度干预，最终会使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沦为政治需要的工具，丧失其所应具有的独立品格。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因素进行限制。应对政治因素过度影响的法律制度进行完善。一方面要完善国际公约、多边地区性公约、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等相关的国际方面法律，另一方面也要逐步完善各国国内相关立法，并有机的使二者结合。这样才能更好地完善法律并起到限制政治因素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影响。

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是指司法行政人员在长期工作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司法行政特色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共同意识。司法行政主要有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保障三大职能。司法行政履行管理指导普法依法治理、人民调解、律师、公证、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基层法律服务、司法所等工作。下面就构建基层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的意义、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内容及实现途径作以论述。一、构建培育基层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价值体系的轴心，是精神支柱的内核，也是基层司法行政队伍应长期秉承的根本准则和始终遵循的精神路标。“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难以预料的挑战和风险明显加大。”司法行政工作面临的形势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做好构建和培育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既是有效履行司法行政政治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也是不断提高司法行政队伍的战斗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客观需要，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二、构建基层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层司法行政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法律保障与服务的艰巨任务，要始终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根本，而绝不能发生任何偏离和动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碰撞日益频繁，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呈现多样化态势，司法行政既要抵制西方消极文化影响，又要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司法行政工作新发展。如何构建符合司法行政需求的核心价值体系，以凝聚司法行政队伍的精神意志，团结奋斗、共克时艰，关系到司法行政政治方向，关系到司法行政发展，影响到工作各个方面。构建新形势下司法行政核心价值体系，是围绕当前改革开放新形势，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的需要，是深入开展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进廉政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的需要，是凝聚全体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需求。三、构建基层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的五个内容从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性质和特点看，基层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应在忠诚、公正、廉洁、服务、奉献五个方面体现。第一、忠诚。忠诚是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和根本。司法行政工作要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忠诚于法律。对党和人民忠诚是司法行政最重要的政治要求和理想信念，就是司法行政必须保持的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对法律忠诚则是最根本的道德准则，也是司法行政最高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它对于司法行政民警个人的健康成长进步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二、公正。法律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也是司法行政工作的本质属性。只有维护正义，打击犯罪，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进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三、廉洁。清正廉洁是践行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支撑。执法者首先必须清正廉明，才能取信于人。职业荣誉感是司法行政的第二生命，是做好本职工作的力量源泉，是爱岗敬业、建功立业的精神动力，也是司法行政高尚境界的鲜明标志。司法行政必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珍惜荣誉，拒腐蚀永不沾，自觉维护职业尊严。第四、服务。服务人民是司法行政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司法行政最本源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司法行政民警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新的条件对司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司法行政民警必须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自觉把热爱人民的感情转化为服务人民的本领，以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赢得社会尊重。第五、奉献。奉献是司法行政系统核心价值观的最高境界。要为使命献身，这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根本职能决定的，是履行使命的必然要求和精神力量，是司法行政民警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集中体现。在新形势下，司法行政民警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强烈的使命感转化为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四、构建基层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的五个途径根据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和三十年的工作经验，基层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可在突出工作理念、创新工作载体、发扬四种精神、强化机关建设、塑造良好形象五个方面来实现。第一、理念上突出。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是指导司法行政队伍建设的一条主线。在司法行政构建核心价值观，目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框架下，构建能够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符合时代特征、符合行业特色的司法行政价值观。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可以支撑起全体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的价值信仰和理想追求，直接影响每名司法行政人员的思想和行为，是司法行政队伍的精神和生命之魂。第二、工作载体上创新。司法行政先后在队伍建设中开展了“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创先争优活动、“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塑造良好司法行政干警形象、争创人民满意司法行政干警活动、评选十佳调解员、十大法治人物、十佳法律工作者活动、学习侯殿禄、李成安、刘玉美先进事迹。在业务工作中开展了“法律七进”、“百家律师事务所服务百家新农村”、“千名律师进千家企业、进社区”、“法律援助进万家”、“公证业务拓展年”、“争当人民调解能手”等主题活动。通过工作载体，充分体现了司法行政机关在发挥三大职能作用的积极贡献，充分体现了司法行政在唱响主旋律、服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体现了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的方方面面。第三、工作精神上要发扬。发扬团队精神，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全局出发，站在全局的角度去思考。要发扬爱岗敬业精神，要爱岗如家，珍惜岗位，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勤勤恳恳，扎扎实实。要发扬攻坚克难精神，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困难面前低头和在困难面前止步。要发扬无私奉献精神，提倡多奉献，少索取，不讲条件，不讲代价，克服私心杂念，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把组织满意、基层满意和群众满意放在第一位。第四、机关建设上要强化。加强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建设，坚持集中抓与经常抓相结合，全面加强机关建设，提高机关干部综合素质，提高机关工作管理水平，为高效履行司法行政职能，推进司法行政工作改革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努力造就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干部队伍，形成制度健全、机制完善、管理规范、运转协调的机关工作秩序。把基层司法局机关建设成团结和谐、务实创新、规范有序、廉洁高效的司法行政机关，为基层司法所作表率。第五、良好形象上要塑造。进一步加大司法行政宣传力度，宣传司法行政的品牌和精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现代传媒的主阵地作用，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更多的宣传司法行政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举措，更多的反映基层情况、人民调解、诚实敬业的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安置帮教，努力扩大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知名度，宣传司法行政队伍新风貌和典型事迹。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更好的塑造司法行政队伍的良好形象，更好的宣传司法行政核心价值观的真谛。司法行政前行的方向已经清晰可见，实现司法公正的道路却很漫长，并永无终点。她需要一代代司法行政工作者去点滴积累。

尊敬的高院长、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到我们西南财大法学院，与在座的各位就法学研究方法做一个交流。坦率的说我不是在讲一些自己的成功经验，这确实谈不上，我只是想给各位汇报一下，一个法律人做法学研究的一个心路历程，过去的经历，失败的教训，我有那么一点点心得体会，如果说有那么一点点心得体会的话，也是在这种失败过程中总结教训提炼出的感想，在座各位绝大部分都是我们财大法学院的硕士、博士，各位是法学研究今后的未来，你们有一百个理由应当超越我们这一代，做出更大的贡献，我经常说一个观点，在我们过去学法律的时候，我过去的学术背景是十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后来到北大读博士后，专业性的学习应该是指读书，读得很专业，研究得也很深，但是知识面太窄，我昨天也在跟我们高院长发出一种慨叹，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在本科阶段没有学经济学，没有学社会学，我现在发现所有社会科学，这两门学科是它的动力乃至支柱，法学其实到最后要是有这两门学科的知识背景的话，我们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很遗憾的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随着你的工作事务的繁忙，没有时间再系统地补这些课了，只能在偶尔学习工作之余，自己看书再恶补一下，但是远远不够，没有系统的训练，到最后你会发现一种非常茫然的感觉。 昨天我跟我们财大的汤老师，包括艾佳惠老师聊了很长时间，我说现在对我个人来说，面临的问题特别多，可以说通过接触司法实践，我可以找到几十个课题甚至做出比较大的理论贡献的课题都不难，比如说我们法院里面现在这个财政拨款体制，这么多年研究司法改革大家才发现财政的拨款体制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我们今天的财政拨款，政府把法院当作一个创收的企业，你的罚金你的诉讼费到最后通过财政系统的一种转换变成了你的办案经费，它不会为你多投一份钱，我在几年前就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现在由于接触法院越来越多，接触的材料越来越多，很多法院的院长都可以把一些材料给我们看，跟过去相比，我们接触材料的机会多多了，但是真的不敢下手，这靠传统的那点法学功底是远远不够的，你怎么研究，我们刑诉界要研究这个问题就只有一个路子，问题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解决方案是什么，英美法制中可借鉴的东西是什么，结果你把这些方案跟一个法院院长说，他会笑着说，这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陷到一种茫然状态，什么茫然状态，又没分析透问题，又解决不了问题，你写了一篇论文到最后，没有自己的东西，提不出概念，提不出理论，创造不了一点点学术上的理论推进，我们说学术最高的境界应该是发现规律性的东西，规律找到了吗，没有! 我记得还有一次让我痛感现在我们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就是研究法院内部的业绩考核，我这几年走访了很多法院，大家都知道现在法院内部业绩考核制度非常兴盛，我们一提都感觉到不可理喻，上级法院考核下级法院是以以下指标作为考核的标准，当事人的上诉率，学法律的人都知道上诉是当事人的权利，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但是全国的法院都以上诉率为标准累考核下级法院，上诉率不能超过多少有个最低限度，比如说江苏省规定上诉率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超过一个百分点对法院要扣分，对法官要处罚，再比如说调解率，现在强调和谐社会注重调解，有的法院规定百分之六十的调解率，我见过一个极端的个案，在国家法官学院讲课的时候，某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告诉我他们省民事案件调解率要求百分之八十以上，再比如说发改率，上级法院发回改判率，发改率近十年来都是捆在法官头上的一个紧箍咒，超过一个比例就要惩罚，每年的十二月一号，是全国法官的受难日，每个法院都要填一个表格，非常复杂，设计得非常复杂，不知道有没有经济学家给它把把关，给它鉴定一下，这科学性有没有，从最高法院到省高级法院，我们四川是全国独树一帜的四川模式，上海有上海模式，湖南有湖南模式，这是全国著名的三大模式，也是对法官最狠的三个法院，发改率，结案率，当我接触了很多的材料甚至一个法院把它考核的表格都给我的时候，我感到手足无措，我不知道怎么研究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严重，因为你发改率一旦作为考核指标，下级法院不敢判了，一审的时候就征求上级法院的意见，很多时候一审判决就是二审法院的意见，内部沟通了，它担心发改率给太多了，影响它的考核影响它的业绩影响他今后的升迁或者政绩，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法官的行为不再被程序所左右，实体法没用，他关心的是他的生存，当一个法官生存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你让他追求正义那是不切实际的，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我每每都有这样一种冲动想要写这样一篇论文，不行，方法自己不满意，写出来就是调查报告，现在这种论文不少，你在互联网上点击 “业绩考核”这四个字，会出现上百篇论文。 有一次我跟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他还不是搞法律的搞公共管理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想在中国做一些项目，跟他聊起这个问题来了，他表示高度的兴趣，这才是原生态的中国问题，美国没有，他说咱们合作一下研究这个问题怎么样，后来我跟他聊的时候发现他对中国问题真的不了解，他完全是美国那一套背景，资料也是美国这样一个学术的传统的资料，但是他给我提出了两点让我感觉到我生活在中国了解那么多的资料，问题意识也比较浓烈，但是如果他将来把资料掌握了，他写出论文来绝对要超过我，因为他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还有一次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我做访问学者，02年在那呆了一个学期半年，有一个对中国法律问题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美国教授，在中国呆过两年，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律师业的长篇论文发表在《耶鲁法学》杂志上，当时我读了那个论文然后就跟他去聊天，我说论资料你的资料都是第一手的，甚至包括我本人的一些论文他也引用了，很多都是学者写的一些论文里边的资料，因为他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到实务中去调查，也没人接待他，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一个美国教授到公检法去调查，但是他的资料可能是二手的是间接的，但是他的分析方法是独特的，我注意到两点，第一点，他绝对不像我们那样最后有一个关于改革中国律师业的有关立法构想，他不写这个，我就特别敢兴趣我说你为什么不写这个?他说这不是学术，我当时很惊讶，这不叫学术叫什么?我们天天干这个你说不叫学术，曾几何时一篇没有对策的论文被认为是未完成的论文，导师会说你这篇论文接着写，写出对策来!我们还给它一个名词叫理论联系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还要解决问题，我们当年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这样过来的，这个教授打击了我的自信，他后来对我说了一句话，学术就是发现规律，解决问题是政治家们的事情，而且他还有一个观点，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永远是主观的，主观的东西很难说有绝对的真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到这里我就恍然大悟，其实现在从民法经济法到诉讼法，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对策性的论文到最后不都是这样一个下场吗?官方接纳了你的意见，你的观点成了立法的一部分，你当然做出了贡献，你是什么样的贡献，你是为推动国家法制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你充当的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一个立法专家，我们刑诉界有一个老教授，当年在1996年废除免于起诉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他一共写了八篇论文，一论废除免于起诉，直到八论，最后到他八十大寿的时候，法学界圈儿里的人给他祝寿，他发表了一个感慨，他说我这一生做出的最大的学术贡献是推动了废除免于起诉，让人感觉到一种悲凉的感觉，这是学术贡献吗?这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贡献，你作为学术贡献，你有什么理论提出，有什么样的概念提出，你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律，理论上有什么推进，当然对老一辈我们不能这样苛求，他们这一代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作为我们新生代这一代，还能满足于这样吗?所以跟当时耶鲁大学那个教授聊完天，我就感觉到真的需要重新反思自己的学术了，这个路径对不对，怎么办? 还有一点，这篇论文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提出了一个什么什么规律，什么什么定律，且不说它对不对，一个人他做学问他有这么样一个意识，经过分析大量的资料从个案分析大最后提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不就是社会科学中最常见的一个方法从经验到理论吗?我就反思我们，我们的理论从何而来，我们几乎所有的部门法，我们大量的理论来自西方，我不说别的，就以我长期从事的学科为例，我们常用的一百多个词汇，没有一个是自己创造的，不是英美法就是大陆法，言必称英美大陆，都形成了一个固有的模式，无罪推定，程序正义，辩护制度，司法证明，你看哪些制度是哪一个是中国人创造的，当然我们不是为创造而研究，如果没有更好的创造用西方的理论也不错，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理论能解读中国的现实吗?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民事诉讼法，前年我到扬州去调研，扬州一个基层法院，观摩了一个民事审判，过去我只关心刑事审判，这几年我关心民事审判，在法庭上原告告被告违约，原告的证据不足，这个时候法官就告诉他你没有证据证据不足我就要判你败诉，原告说了一句话，你还是不是人民法院，我有理你不替我调查你还判我败诉，你不是纵容恶人侵权吗?法官说了一段儿说今天审判到此结束，休庭以后我就问这个法官你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他说陈老师你看嘛，我如果严格按谁主张谁举证，今天就可以判他败诉，但这个人非上访不可，这就是中国的民主，中国的百姓，你可以说他愚昧，可以说他落后，这就是你生活的这块土地，我怎么办?通常我们都要去调查，我说民诉法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是限制你的调查，他说我必须调查，不调查我不敢判，判完了会有后遗症，上诉申诉上访紧接而来。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刑事诉讼里边，证明责任的分配，一直被大家所研究，博士论文都出了好几部了，硕士论文更不计其数了，谁都知道检察官承担证明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达到最高证明标准，疑罪从无，你看一看目前全国有多少这种案件，证据不足法官不敢判无罪，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告诉我，在我审判的死刑案件里，有三分之一的案件证据不足，严格说来应该判无罪，他说绝对不能判，我说为什么，难道你不想遵守无罪推定了吗?他说，经过公安检察院的公诉，经过一审二审到了最高法院，这个案件国家的机器已经为它工作了两年，有的甚至三年了，死刑复核到了我这里，因为一些证据上的瑕疵你让我判无罪，我自己感情上接收不了，因为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犯罪人，还有一个，外部的压力，你判了无罪，检察院肯定不干，下级法院肯定不干，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业绩考核还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更不用说由于司法不独立所带来的问题，我说这时候怎么办?他说这时候两种做法，负责任一点儿的，亲自到现场调查，不是证据不足吗，证据疑点我亲自调查，你跟美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聊天，匪夷所思，全世界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只能在最高法院的审判庭里边审判，哪有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跑到贵州的一个农村的山沟里边儿去?一走就走好几天，我们的法官就是这样做，调查完了以后核实完几个疑点，才敢给审判委员会汇报，要不要判死刑，要不要不判死刑，这是一种处理方式。还有一种处理方式就是这个证据已经不可挽回了，不可能再通过收集证据来挽回了，怎么办?疑罪从轻，改判死刑的我判死缓，甚至我判无期，就这种裁判的方式在中国近十年来大行其道，疑罪从轻，又叫留有余地的判决。你对待法院的这两种做法，一个是民事法院证据不足不敢按谁主张谁举证来判，你就直接调研，我们是批评的，法学界是批评的，对于中国最高法院证据不足而判死缓或者亲自做调查，我们又是批评，我可以在这儿由于时间按关系不可能详细列举，我可以列举出二十个这种情况来，实践中的做法我们是批判的，我们变成了一个什么模样，理论跟实践形成了两个世界，理论家们拿着西方的理论，批、批、批，实践在理论家的论文里边，逐渐被妖魔化，仿佛他们就违反无罪推定，违反罪刑法定，违反程序正义，违反辩护制度，他们天生跟正义为敌人;从法官的角度来说，我听过无数个法官对学者对学术的评价，法学界彻底堕落了!完全被西方人收买了，就是抄西方，你们的工作就是贩卖抄袭西方，你们不知道土地上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听你的，听你的我们就倒霉了，我们的工作完不成，我们的业绩考核过不了关，我们生存都成问题，这就是今天中国司法和学术面对的一对儿矛盾，一对儿严重的冲突。近十年来我们都生活在这种冲突之中，我们茫然了，不知道怎么做，让我们放弃正当程序，放弃这种正义的理想，好像割舍不开，从本科硕士博士学习都是那套东西学来的，相反你让我们完全跟现实脱节，对现实采用一味批判的态度，我们的学者现实是两手抓，一手批判，一手改造，你们这些东西叫过眼烟云，再过五年全都变了，最多成为法制史上的史料，当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实践的人就要跟你急了，我在几年前遇到这种情况比较多，不过有时候自己也想，做这样的理论研究，我们跟经济学界怎么差别那么大，经济学界早在十几年前就摆脱了这种对策研究，把西方的理论作为大前提，把中国的问题作为小前提，结论就是改造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研究问题了，提出一些解释性的观点，我们为什么跟社会学差距那么大，社会学是以价值无涉作为这门学科的一个基础，价值无涉，价值中立，很少作价值判断，改造社会呢，可能不是社会学的长项，也不是它的最主要的理由，更主要的是解释现实提出理论。 甚至我们跟历史学也没法对话，现在历史学也越来越走向社会科学，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是被认为是人文学科的性质，文史哲不分嘛!但是你看一看西方的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学者在欧美做学问做得好的，他有古代中国史学的功底，又受到现代史学的熏陶，我印象最深的是七八年前读庞徳刚的胡适先生最后一个大弟子庞德刚的书，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都是畅销书了，乃至于读最近的一本儿徐中岳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一个美籍华人写的中国近代史，我们看到的是跟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完全不同的一种状况，历史学干什么呢?是在讲故事吗?看我们中国人搞历史总喜欢搞细节，什么太平天国史，好像就是小说一样，从太平天国发源到太平天国灭亡，历史过程的一些演变，写了一部历史学巨著，实际上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化，以致走到极致就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完全就小说化了，说评书了，这是历史学研究吗?蔡田方比他们做得好多了，比厦门大学那么什么什么明星教授好多了，又绘声绘色，你那个有时候口才还不如那些评书作家，又流畅又有煽情，又会用一些辞藻，原来我们发现，历史学也有问题，没有提出理论，我当年对两个历史学家的理论所震撼，一个是庞德刚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历史三峡说，中国历史有三次转型，一次发生在西周时代，一次发生在南北朝时代，他说第三次转型按照他的理论发生在从民国以来的近现代，他提出了历史三峡，这个历史转型一旦过去可能就会进入另外一个历史的境界，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万历十五年》以至一系列的研究中提出了什么数目之分析等等的概念，但是我们感到震惊的在于，历史本来很难研究，它是发生过的事情，都是故事，为什么这几个学者能提出理论来，法学提不出理论来。 我们的法学刚才讲了要么就是西方的理论，要么今天有出现了另外一种极端，描述事件，社会调查报告，我们到法院去，弄了一堆数据，把图表做得尽善尽美，看起来好像用了一些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到最后没有什么理论，我们有一位学者其实很可惜，做学问非常认真非常勤恳，写了十几篇论文了，最近几年来研究中国地方法院民事审判的运作情况，哎呀，我觉得他最近写论文又有点走火入魔了，驱车到了某法院，开始讲故事了，这个法院开始有什么什么，它的法院人数，它的破案数，拨款，它的调解率上诉率，最后他得出三个结论，这个法院调解重于诉讼等等。一开始做研究大家觉得新奇，不错啊，比传统的那个以西方为前提来改造中国的对策研究要好多了，第一篇文章这样，第二篇第三篇还这样，于是又提出两个疑问，第一，你的理论线索是什么，你提出了什么理论，没有!它没有提升;第二个，你跟谁在对话，你这篇论文得有个对话者，你想对现有的哪个理论提出一点儿挑战，你想对哪个理论提出一点点批评质疑，你对哪个理论想做出一点新的推进呢?没有!没有任何对话者，他在自说自话，跟历史学家讲故事没有太大的区别，我说这种研究很可惜，它是未完成的研究，它的功能有二，第一，给真正有研究能力的人提供了原材料，就像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深加工功能，把石油卖给发达国家一样，很可怜的，卖那点儿石油，卖原材料;第二，有的时候，不是原材料是半成品，你提供的是半成品，我印象最深的是张五常，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有经济学的背景，我对经济学是外行，但我喜欢读张五常的书，其实很多人都替张五常惋惜，张五常的研究如果再往前走一步，可能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有一位教授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了张五常的研究，在他的基础上做研究，当然从学术的发展来看，张五常的研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总让人惋惜，所以张五常在一本随笔里边儿发出慨叹，说中国人有时候就差那一点点，描述上感性上都没问题，就是抽象能力太差，而真正的学术贡献就看你的抽象能力，能不能提出概念提出理论提出定律。 经济学如此发达如此成熟尚且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法学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会发现两条道路，今天要分析三条道路啊，一条是以西方为前提研究中国问题，还有一条道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经验研究实际，但提不出理论来，第一个研究是理论满天飞，都是人家的，用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把中国当做西方理论的改革试验田;第二个是把西方理论全不要了，不跟它对话了，跟它决裂了，干脆不要理论，就分析中国现实，这两条道路是我今天可能也分析的两个对象，于是我们就要提出，难道研究不要理论了吗?肯定不行!难道研究不要实践了吗?肯定也不行!第一种研究，西方的理论中国的立法改造，对吧，有问题，我们接受不了，待会儿我们要分析;第二种研究不要理论，没有理论的对话，更没有理论的提升，理论的推进，干脆就研究中国的实践问题了，写出来的论文有点儿像调查报告，怎么办?必须寻找第三条道路!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验，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你必须要就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验，那怕你说我，我就对民法感兴趣，你就以民法为基础来研究;我对经济法干兴趣，经济法也太大了，我对合同，我对反不正当竞争，我对劳动合同，感兴趣，我就研究这个。所有的都要从经验出发。但是从经验出发以后怎么办。两点，第一，提出理论，从中国的经验中提出理论来。提出了理论来没完，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用这个理论跟西方的理论进行对话，看有没有推进，有没有发展，有没有新的规律发现，有没有对西方某个理论的例外有所发现。这就是第三条道路。从经验到理论。因为我们上来就谈大家可能有时候需要一个知识的这样一种转换。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各位讲的法学研究的三条道路。好下面我们详细谈，先谈第一条道路。 刚才讲的实际上是先分析利自己的困惑。从理论到中国的实践——演绎上的推理，试图想解决中国问题，但是没法作出理论贡献;第二条道路，从实践出发，忘记了理论，没有理论的推进;第三条道路，从实践中提出理论来，再跟主流的理论对话，在主流理论的对话中来验证它。好，下面看第一条道路。 我们刚才实际上是一个开场白。下面我们来分析第一条道路的优劣得失。这里用的大家都要注意，绝对不是对前两种道路彻底否定，不是。每一条道路都有它的优劣得失，每个人的研究都由自己的侧重点。比如说你喜欢做点法理学分析，你可能第一条道路用得比较多，阿，因为抽象的理性思辨，要跟西方学者对话，当然要有一种理性这种思辨的能力。比如说做比较研究的人，第一条道路用的也比较多，因为你研究的对象就是西方的制度。而西方的制度往往渗透了它的理论，反映了他的理论。当然你如果是一个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人，你可能用第二条道路甬的比较多，到实践中去搞调研，搞实证调查报告。这种方法也无可厚非。当然你如果有点抱负，我想作出自己的一点独特贡献，我不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和分析，我也不满足于对中国实践现状的描述和调查报告分析，我想提出我自己的理论，那你就用第三种方法。所以，我的一个前提绝对不是批评前两者，赞美最后一者。最后一种有它独特的优势，但是也有一些问题，这个我待会来分析。 我两个月以前在西南政法大学讲这个题目，当时有四个教授来评点。第一个教授说，陈教授批评的第一条道路——其实我没有批评，我是说了他的优劣得失。陈教授批评第一条道路，我认为第一条道路好得很，我们就要坚持第一条道路，我们不要听陈教授的，各位同学不要走他那条道路。反正他很不客气啦，我也无所谓，我说反正这是一个讨论。他说第三条道路，一般人做不了，同学们更做不了，你要走第三条道路，你的硕士论文都通过不了。啊，经他这么一说，底下哗然——当然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回应。第二个教授出来了：我就赞成第二条道路——分析中国实践，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就是最宝贵的。理论，我们这一代注定不可能创造理论，别想!哎呀，他很悲观。又来了第三个教授：这三天道路都不可取，我就做公共分子，我在报纸上鼓、吁、呼，批评时政，鼓吹改革。什么杨佳案件，我批评一通。启蒙，让民众起来觉醒!我说你想当革命家吗是干什么的(观众笑)。你看，有四个教授评点，三个教授不同意，最后一个教授同意也是有保留的。所有这个东西呀，法理学界还没有人，还没有太多的人 ——我不能说没人，我现在对法理学的东西读的少，至少主流的观点还不接受。因为这有点像(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学者可能比较容易接受这种观点;部门法更不接受。 今天中国的部门法被两种研究方法弄的死去活来：一个是对策法学，一个是法解释学。对策法学特别是在我从事的诉讼法这个领域，几乎成立一个帝王的、占垄断地位的一种“帝王”法学方法，这是刚才都说过了，法解释学已经成了民法、刑法等实体法的一种解释方法、研究方法，用德国、日本的理论特别是大陆法的理论来做作法解释的根据、工具，到现在为止，成了这样一个东西。关注实践，从实际中提炼问题，这样的能力欠缺也不够。好，我们为了这个做的更有条理一些，更系统一些，我们逐个来分析。 先看第一条道路。第一条道路跟他概括为——以西方理论为研究前提的方法。大体说来，这里面包括很多具体的方法，但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以西方的理论为前提的进行的研究方法。这种以西方理论为前提的研究有三个基本要素，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基本上是以西方，或者英美、或者大陆法系国家——现在的理论——主流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前提，推理的基础，逻辑的基础。比如说刑诉界，研究任何问题，无罪推定是他绝对不能挑战的。分析中国目前这种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分析，被告人有没有沉默权——无罪推定，被告人的辩护权怎么保障——无罪推定。上级法院要不要发挥重审——违反无罪推定。无罪推定犹如一个教条，谁都不敢挑战他，谁都不敢批评他。你在法学论文里面你现在敢写论无罪推定的局限性?你发不了。那个编辑说你这个人脑子有病什么怎么的，你敢挑战无罪推定，刑法里边的罪刑法定谁敢挑战?大家知道任何理论只要成了教条，离谬误就不远了。一个教条，僵化的教条把活生生的实践给扼杀掉了。这就是对策，这就是我们走第一条道路的特点——以西方理论为前提。 第二个特点，或者是第二个要素，主要的方法是演绎的方法，用逻辑学的角度是演绎方法，演绎方法嘛，从一般到个别，从一个大前提到一个具体的适用范围，适用案例，比如说以无罪推定为例，无罪推定是正当的、普适的大前提。中国存在着违反无罪推定的情况，比如说疑罪从轻——小前提，推理的结论是，中国应该废除这个制度，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结论，大前提——小前提。同学们写论文喜欢，英美法、德日意俄之比较——基本原理之分析——中国问题之分析，大前提、小前提都有了，结论——改造中国某一个制度的立法构想，这不就是逻辑三段论吗。这第二个特征，用的是演绎推理方法，从一般到个别。我们这里做的是描述，先不作评价，评价呆会要说。 第三个特征，这种研究往往是对策性的。由于它是从大前提出发，把中国问题当成小前提，结论肯定是个别。我在很多场合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举数学的例子：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做数学，你们搞经济学研究的人，数学更是分不开。但是你发现没有，数学有个现象。比如说我有个孩子现在读小学六年级，他每星期都要学奥数。我辅导他奥数，以至于我这个学期数学学的不好，我都要硬着头皮再学一遍。今天中国教育是逼着家长再重新经历一遍高考。人生是两次高考。第三次你孙子的时候你就差不多了，你的人生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我就发现，做奥数题是做突出数学家来的，为什么?演绎推理。大前提都有了，小前提是这个个案，结论是——论证这个个案的结论。什么情况下能出现数学家?我最近请了北大一个非常优秀的本科生——湖南省高考第三名，来给我的儿子辅导。有一次我跟他聊天，他就跟我讲，侃侃而谈，他是全国数学什么竞赛的冠军。真正的数学家是通过这个个案产生疑问：噢，这个原理，定律有问题，从个案里边产生对一般原理的怀疑，离数学家就不远了。这个这是呆会儿讲的另外一种——归纳方法。当年北大著作名语言学家王立先生给他的研究生指导论文，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真正的研究是先归纳后演绎。从个别到一般才能提出理论，再用演绎方法来论证它、验证它。多少年来，我们不知不觉都用了先演绎，最后解决小问题，所以我们部门法——特别是部门法，都变成了对策法学者。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人以西方理论为前提进行的理论分析也是一种逻辑推理：从概念推导出概念。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以西方理论为前提，以西方例子为根据，推导出一个西方学者没有说出来的理论——今天的法理学走的是这条道路。他也对对策法学也不屑一顾，但他推出的理论也是一西方为前提推导出来的。我读过一个人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法解释学的分析(的文章)。读了我感到很惊讶，这个人有留德的背景，他在慕尼黑大学拿的法学博士。他写这片论文的八个例子都是德国学则在教科书上用过的!他后来还做了一个解释，中国没有现成的例子，只好用德国的。德国的例子，德国的理论，他经过演绎推理，最后得出了一套结论。中国人看了，匪夷所思——这是个什么东西啊?他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连例子都不举中国的。理论的对话者全是德国学者，我说这个人只适合在德国的教授体系里面做学问，但是德国的学者一般都读不懂中文，没发对他进行评论，他那一套很玄的东西拿到中国来，中国学者又没法对他进行检验。所以德国学者看他的语言不懂，中国学者看他的理论不懂，他就在这里面有生存的空间了(听众笑)。他说看不懂是他的境界，都看懂了我水平就低了(听众笑)。我这里有点嘲讽法理学?没有这个意思哈，法理学还是有很多伟大的贡献。所以大家可以看，我们目前用以西方理论作的研究，我总结了三个特征。 下面我们客观分析它的优势，它的局限。它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优势又两个，第一个，在法学研究的初期，介绍国外的理论，介绍国外的制度，是非常具有贡献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论文、这样的专著是必须的。比如学西方法社会学主要思潮。我完全可以写一本这样的书啊。把西方法社会学的思潮介绍到中国来，把几百本，上千本主张论著把它中和起来，以客观的语言，加上自己对中国法学的理解，介绍过来没问题，贡献很大。开拓我们的眼界，让我们不懂外文的人借助这本书也料机了西方某一个学科的发展。在比如说某某部门法的比较考察，英美证据法的比较考察，非常不错啊。基本的概念，基本的理论线索说的很清楚。没问题，所以说第一个贡献，法学研究初期，介绍西方的理论动态，介绍西方的理论，制度有贡献。第二个，他对改造中国的路法有贡献，你不能说没贡献。有贡献。贡献分哪几种关键词，关键看什么样的贡献。我们中国的立法有个先天不足，我们不是从本土自生出来的，他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有大陆法的传统，比如说罗马法的传统。这个上千年以前的罗马法，后来由于上前年的中世纪给中断了。后来整个西方的法学是以中世纪后期——罗马法的复兴作为西方法学后来发端的起点。所以现代的西方法学发源于原来的罗马法，是对罗马法的继承。这个美国著名学者伯尔曼的《法律的革命》说的就是这段历史：罗马法是怎么复兴的，西方的法律传统怎么形成的，这段说的要多些。中国的法律建设，他是完全是中断了历史。清末改制、民国期间完全是移植于西方国家的。所以历史必然要求法学家们充当移植、引进、推动本国法制的使命，对吧?到现在为止，民法我这个起草一部民法典，起草一部物权法。现在很多学者还在起草侵权法——这都是伟大的贡献。这个诉讼法里边有人在做刑诉法典、民诉法典的起草，证据法的制定，(这些)都是伟大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主要是——对国家法制建设的贡献。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理论上贡献有多少?我们必须要问自己，我们的理论贡献有多少?今天提到这个问题，我这里要插一句，我想起十年前第一次读马克思 ·韦伯的著名的演讲录《政治与学术》。马克思 ·韦伯当年做政治学、做社会学研究，他就认为对社会科学家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要分清两个领域：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学术。学术职业和政治职业是不同的。政治这个职业可以当社会活动家，当立法专家，参加立法活动，参加政治活动。学术活动是研究现象，分析问题，提出理论。直接的改造世界是政治家的使命，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是政治家的使命。我们今天斗胆说一句，推进立法是政治家的使命。学术的贡献是什么——分析问题，提出理论，提出概念，形成一种传统，理论上进行对话。理论在往深处再问一句，学术理论的贡献是什么——帮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现象，总结规律，这就是学术，跟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中国法学界，这两个概念可以用另外两个概念来代替。政治变成了推进法制，学术变成了法学的理论研究。所以我们现在分不清楚法制建设跟学术他之间的界限。又当学术，又推进立法。甚至有人把推进立法当作了自己学术的贡献。所以过去又一种说法，说经济学界有一部份学者喜欢当中南海的谋士、智囊，所以十几年前有一种现象叫做环中南海现象，围着中南海给他提建议，对策，解决那个宏观调控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现在看来，已经被否认所摒弃了。这些人注定成为不了一流经济学家。他最多是一种对策，提出一种改革方案，他提不出多少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学者有几个是对策的贡献?都是理论的贡献，原理性的创建。法学界有这个问题，今天出现了，没资格环中南海了，他环大会堂。对吧?中南海不缺你的，你法律算什么?现在“三个至上”，法律放在最后了，所以他只好环大会堂。围着大会堂转，影响立法。所以当众多的学者围着大会堂转影响立法的时候，他离学术越来越远。好，下面看，这样的研究的几个缺陷。以西方理论为前提进行的研究通常有这么几个缺陷，我们从他的研究路径来看。 第一个研究，以西方理论为前提，没办法把这个理论放在中国实践中进行检验，往往重视应用，缺乏原创，这是第一个、比较大的缺陷。把西方理论作为前提的研究缺乏对中国经验的分析。缺乏从中国的经验对西方理论的检验。到最后，重视运用，忽略了原创，就这么一个后果。我们讲这个东西不能太抽象，尤其讲方法论，绝对不能抽象，必须举例子。我举一个这两年我体会最深的例子。这两年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调解，不是和谐社会吗?调解出来了，刑事诉讼领域出现和解。自生自发的改革，就是被告人、被害人达成协议，被告人答应给给害人高额赔偿，然后赔礼道歉，然后真诚的向他悔罪谢罪;被害人原谅了他，主动要求司法机关不追究责任或者判轻的刑罚——双方达成了协议。我得到了赔偿，我要求重新量把这个协议交给司法机关。比如检察院不起诉了，法院要么判缓刑，该判死刑的判死缓。我们把这种运动叫做以民事赔偿换得量刑上的优惠，我们叫刑事和解运动。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是刑事归刑事，民事归民事，双方互不交叉。今天是民事的高额赔偿换来量刑上的从轻。比如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它的统计，每年有一半的命案——人的生命被剥夺的案件，过去都要判死刑的，现在已经由一半不判死刑了。理由是被害人得到高额赔偿。故意杀人，北京大学医学部曾经发生过一个血淋淋的案件。在教学楼里边——北京老在教学楼里面出现案件，比如最近的中国政法大学。两个大三的男生，他们都爱上了一个同班女同学。结果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动起了刀子，被告人安然把它同学给杀死了。捅了十几刀，同学们都吓住了，现场一片狼藉，血喷溅的四处都是。(然后这个同学)拿着刀到了学校保卫处投案自首。这个被害人的父母是谁了?是北京的一个白领，搞企业管理的，家境比较富裕，被害人是河南籍的比较贫困的男生，父母是农民，几天后他父母到了北京，他孩子死了，哭的死去活来，痛不欲生，这对哪个学校的管理者来说都是一件大事。这个被告人从被害人父母到北京的第一天开始就跪在他的宾馆的门口，当然对方一开始不搭理他：你走你走，咱门法庭上见，我儿子死了，你儿子也得死!跪，跪了以后呢?托这个学校的管理人员一开始平息他的情绪，把它的费用也给结了，而且把他父母送到北京一个比较好的医院——因为悲伤过度都病倒了，给他们现金摆在他面前了(听众笑)——68万，现金堆的跟一座山一样，那(被害人)父母一年都挣不了一万，当时看着都傻了。然后这时候做工作：“你看他也自首了，主动赔偿了，父母给你赔礼道歉了，能不能不要求判死刑，你们放弃这个要求?”这个父母说我们怎么管得了，国家要杀他那是国家的事情，“不，你们是他的生命的关结点”。这个父母说——后来也作了长期的工作，过程比较复杂，最后说“行”。然后这些钱呢收下了，装在包里，宁着旅行包一包子钱。那人说你“先别这样了，赶紧到北京银行存起来，带着存折走”。然后(被害人父母)在开庭前头一天给法院留下一封信说，我们要求严惩凶手，但是鉴于他主动赔偿，赔礼道歉，而且还有自首情节，而且在斗殴中被害人也有一定过错，双方都动手了，所以建议法院不对他判处死刑。(由于)这个(父母)开庭的头一天就走了，法庭他也不出庭了，法庭就很顺利判了个死缓。被告人当然也不上诉了，最后就结案了。这个案件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说花钱买刑，有人说法律面前不平等，如果被害人父母是个穷人和可能赔不了这些钱。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同样的情况得不到同样对待，出现了差别对待——有这种评价。但是不管怎么争议，这张情况在今天的中国近十年来大规模出现，这是一个现实。好，我们来看怎么研究的。前年夏天，2006年夏天，7月中旬，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关于刑事和解的学术研讨会，司法事务界就不好说了——他们不是做研究的，他们是分析这种现象。绝大部分刑诉届的学者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违反了无罪推定。这种情况你方违反了无罪推定啊，这个人还没有开始判决就开始判了。赔了不就等于默认了犯罪行为了吗?——违反无罪推定。第二，这种情况情况破坏了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准则，证据法要求必须严格证明证明被告人有罪达到百分之百真实，而刑事和解的案件往往是证据不足。证据不足才有可能达成和解和谅解。这也跟美国的辩诉交易是一模一样。检察官有一点办法都不愿意接受你的交易，检察官原意跟你律师交易就是因为证据不足，担心被陪审团判无罪，所以他要交易。易，交易一方我要求法院判十年，辩护律师说 5年，检察官说8年，律师说7年，7年半，成交!辩诉交易是典型的一种交易——bargain ，讨价还价。这个只不过在中国发生的不是辩护律师和检察官，是被告人和被害人。——提出了这两个批评，刑法学界时怎么批评的呢?两个，第一个是违反罪刑法定。拿出证据来论证违反罪刑法定。第二个，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违反罪刑均衡，刑法三大原则全违反了。最后的结论——绝大部分学者的结论是——这个不宜提倡，是实践中为了解决办案困难想出来的一个拙劣的招数。检察官、法官在那个会议上说，你们学者真的是跟我们对立起来，我们搞什么你们都不满意，你们都批评!我后来受那次会议的刺激就写了篇论文，后来《中国法学》发表了。我就拿到那个会议的论文，还有当时听了会，我就在想：形势和解——我们看社会效果。评价一个社会制度好与坏，通常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理论上的正当性，是否符合原则，我们现在很多人用这个标准来批评刑事和解，不符合原则，无罪推定，罪行法定都违法。那刑事和解的好与不好究竟有没有第二个标准?有!社会效果。这就是功利主义哲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年，在法哲学历史上，自然法学的兴起是强调理论的正当性，天赋人权，自然正义，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法学运动就强调最大限度的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到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是两个标准。而很多社会改良运动就发端于这种社会改良效果。邓小平的改革，我个人的解读就是用最大的好的社会效果这样一种哲学，推翻了原来的教条。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就是功利主义哲学嘛，你说它是实用主义也可以，不同的角度而已。 今天我们是有罪必罚，罪刑法定，无罪推定这些教条到了极端，有的案件不出问题，但有的案件出问题了。比如说你判他有罪，判他死刑，实现了刑罚的正义，实现了威慑功能，没问题，但是被害人走上了上访的道路，解决不了了。刑事和解的达成有这么几个效果：第一，没有申诉上访的，这是全国统一数字;第二，没有从新犯罪的，过去不满意我就申诉上访，申诉上访不满意我又重新犯罪，大量的被告人被害人和解了，结为世仇的可能性没有了，你看社会效果不错吧。下面来看，对被告人来说，被告人得到什么好处了呢?无罪!轻微的案件无罪，无罪意味着没有前科了。在中国犯罪前科带来的是政审制度，一朝犯罪，终生是罪犯。你只要被定过罪，哪怕没被判过刑，参军、就业，当飞行员，公务员都没希望，入党也没希望。你的直系亲属，你的孩子入党都成问题。有的则是从轻处罚，或用缓刑，比如死缓，生命就得到挽救。 再来看被害人，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的附带民事诉讼执行难，百分之九十都执行不了。这种情况短期内解决不了。达成刑事和解协议，被害人得到赔偿。根据全国的统计数据，赔偿的额度超过判决的4倍。比如说判 5000，赔能赔两万五。一般这种和解，赔的金额非常高。还有一个特点，你本人没钱没关系，只要你的亲属有钱，也可以借钱来赔，大大地拓展了赔钱的来源。比如说上海的一个案件，一个高中生把另一个人伤害致死，法院只判了很轻的刑罚。照理说他没法赔，因为他父母去世，是个孤儿，后来他找了一个几乎没有来往的远房表姐，远房表姐在民事诉讼法上没有赔偿的义务。本案给他判了一个缓刑，让表姐帮他赔偿。而且法院责令被告人和他的表姐签订合同，每年通过劳动偿还表姐替自己赔的钱。表姐咬咬牙，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赔了8万块。如果是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一分钱都拿不到。你可以看到被害人得到高额赔偿，而我国被害人绝大多数都是弱势群体。人穷有个特点，人穷志短，他宁可要钱也不要命，他也不在乎复仇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被害人有两个欲望，一个是赔偿，一个是复仇，这是此消彼长，我穷我就愿意要钱，至于怎么判我就不管了。我富我不要钱，把被告人杀了。最近贵州有个案件，两个高中生都爱上了自己的班主任，这两个孩子都刚过十八岁，这是贵阳六中的案子，网上也报道了。结果两个人争风吃醋，一个高中生就把另一个学生给杀了，那个被害人家里，父亲就是一个老板，被告人拿出一百万，说小孩死了一个就别死第二个了，我给你一百万。被害人一分钱不要，我就要你孩子的命。你看，复仇的欲望和人的经济水平有关系。人穷志短，人富就要一口气。 对这个例子体会太深了，我在这篇论文中就提出，从理论的正当性来看，刑事和解确实违背了现有理论。但是我们要不要做两个思考，第一，为什么违背了原理却有生命力?为什么大量符合原理的制度却没有好的社会效果?难道它真的一无是处吗?就像美国的辩诉交易一样，到现在为止，还有大量的批评。美国的辩诉交易，出卖了被害人，出卖了社会，用实用主义哲学出卖了正义。但是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前任大法官伯格有一句名言：“目前美国的辩诉交易案件总量占美国刑事案件处理数量的百分之九十。”各州不一样，但总体上是九十。只要降低十个百分点，比如降至百分之八十，十个百分点都变成陪审团，美国的法院、检察院、司法资源将增加一倍才能应付。什么意思?即辩诉交易降低十个百分点，美国的司法制度将崩溃。不是说你想和不想的问题，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辩诉交易的无可奈何。 所以美国学者提出一个理论——利益兼得理论。一种行为让各方的利益得到满足，往往是社会效果得到最佳。难道说部分轻微刑事案件的和解不会达到好的效果吗?这是从社会效果来看，我们再往前推论，难道通过刑事和解我们不能得出一点理论的贡献吗?我在自己最近的两篇论文中提出一个概念，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只适用于对抗性司法。被告人被害人达不成和解，被告人做无罪辩护。从贝卡利亚以来，这套理论主要发生在被告做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被告不认罪，做无罪辩护，才会产生对抗，才有无罪推定，才有证明，才有证据规则，才有程序正义，才有罪行法定。如果被告人认罪，双方达成协议，对抗不存在了，无罪推定没有太大的空间了。还有什么空间呢?他已经认罪了，本人都没有意见了。我们采用的是大陆法系的做法，本人认罪了，仍要进行审判。可以告诉你们，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做法。只要被告人认罪了，法庭审判在定罪问题上只是走形式。不信你到法院看一下，被告人认罪的案件，根本不再过多地辩论有罪无罪。主要关注将来的量刑了。 所以在刑事和解案件中，赔偿被告人真诚的认罪，这不就是一种新的司法形态吗?我提出一个概念是合作型司法，我把这个研究路程给各位讲一下。合作型司法的理念构成了无罪推定的例外，罪刑法定的例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例外，它成立了一种新的司法哲学。它的理论基础有三个：第一个，功利主义的哲学观，以最佳的社会效果作为它的出发点。第二点，给予合作的正义观，原来是基于对抗的程序正义，我过去研究程序正义，现在才发现，全都是基于对抗的，现在出现了基于合作的程序正义，它的基本特征是国家不再有一个标准来确定什么是公正的结果。让被告人被害人协商，你们一致达成的意见，就是公正的结果。 这是诉权的最高境界。直接决定结果。第三，我们传统的理论认为，诉讼法的价值就是程序正义，结果正义。现在出现了第三套价值——社会关系的修复，矛盾的化解，社会的和谐。政治家们把社会和谐的概念提出来了，其实从理论上是可以概括出来的。实现了结果的公平，程序公平，不一定和谐，矛盾还存在，把他判死刑了，被害人还要上访。现在的犯罪学研究表明，被告人将来要回归社会，被害人也要回归社会，一个人受害了，长时间的心有余悸，看见人群就躲，不信任任何人，夜里做噩梦，这都是被害后果综合症。和被告人达成和解以后，有可能缓解被害人受到的心灵创伤，让他尽可能重新回归社会生活。这个例子举得太长了，到此为止。 通过这种分析我们才发现，传统的研究方法出问题了，我当时在发言时就强调一点，方法不改进，一个最利的创新的机会就擦肩而过。我看过3篇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把刑事和解那个批得呀，违反无罪推定，违反罪刑法定，为了解决办案的方便而创建了这样的制度。这样批有没有道理?有!但你这种研究有多大的理论贡献?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这样的好机会创造一个概念，对主流的理论提出一种例外。哪怕这个理论在开始的时候存在争议，也是一种往前推进的标志。 以西方理论为前提的研究还有第二个特性，刚才讲了它的第一个特性是难以出现原创性。第二种研究比较重视西方国家的法治经验，用西方的法治经验验证西方的法学理论。把自己的研究融入到西方的研究当中。这种研究方法最容易出现的局限性是对西方经验的误读。一旦误读，整个研究的意义就不大了。我们都认为研究无禁区，我可以一生都研究美国，没问题。我用美国的经验来研究美国的理论，没问题，就怕误读。而且在研究领域，我个人最大的体会就是无知者无畏。你了解越少，胆子越大。你看开车的，出事儿的都是刚上路的新手。开了十年的老司机，越开胆越小。同样，在美国待过十年二十年的人，回国对美国说三道四非常谨慎，因为问题非常复杂。相反，从来没到过美国的人，张口就是美国，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什么意思?不了解，所以胆子比较大。研究国外的理论，国外的制度，经常会犯的毛病，误读现象。因为有两个局限：第一，你没办法与西方学者对话，我举刚才那个例子，一位德国回来的博士用德国的经验和例子论证一个理论，他没办法让德国学者来检验其真伪。第二，国内大部分学者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也无法检验。我的结论就是，这种研究处于无法验证的状态。很多人写论文，写书，弄了一堆国外的资料，没法验证。你怎么验证?科学有个特点，就是可反复的验证。用你的论据论证你的结论，能重复。理科搞实验最典型。你发现一个规律，我用你的实验方法，实验材料，可以得出和你一样的结论。这时你的理论就有普适性。相反，你的实验方法我用来得不出你的结论，很难说你的理论有多大的贡献。 第三，第一条道路还有一个局限性，我们要谨慎，很容易滑向对策法学。刚才我已经提出了这个概念，对策法学。什么叫对策法学?以改进立法，推进司法改革，改变规则为归属的研究，统称为对策法学。有时候可以做点类比，这一类比，就很清楚了。对策法学很像理科中的工程学，比如说，某地一个桥梁发生了断裂，还没断，裂了，桥梁专家就要研究怎么修复它，提出各种方案，这种修复桥梁的方式就相当于我们法学中的对策法学。对策法学能解决实际问题，把理论能作出应用，在立法的推进上做出贡献。但是，几乎所有对策法学难以作出理论上的贡献。我不反对对策法学，但我认为搞对策法学就是在从事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放弃了学术。今天，一个人天天做律师，我们说他放弃了学术;一个人整天折腾立法，又何止不是放弃学术呢? 如果不能解决上述第一个问题，研究一下就值得反思，概括如下：1、抽象的理论思辨。很多的法理学乃至部门法，都喜欢搞理论思辨。但是，整个抽象的理论思辨过程都是西方的理论，缺乏中国经验的支持，以致于得出的结论让人感觉到匪夷所思、不知所云。2、以引进和移植为目的的比较研究，属于第一条道路，搞比较研究，到最后就是引进和移植，以引进和移植这种实用目标为目的的所谓比较研究。 比如说，我前年到川大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有一位女博士写了一篇“集团诉讼”，即中国叫“代表人诉讼”——当民事法律关系的原告为多人时，不可能都出现在法庭上，要推举一个代表人。那篇论文30万字，厚厚的一本，前三分之二的篇幅，接近20万字全都是资料：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最后答辩完，我们给这篇论文的评语是：资料极其丰富，资料梳理得非常有条理，应该说是评价还是不错的。剩下不到5、6万字，研究中国的代表人诉讼。我在答辩时对她说：“这位同学，我真正看你的论文，是从最后5、6万字开始看起。结果问题没分析清除，光对策就写了3万字。你有实践经验吗?当过律师吗?到实践中工作过吗?”“都没有。”“那你这3万字的对策从何而来?”“就从那20万字的资料中推理而来。”我说：“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知道吗?中国的问题我分析了有十个，这十个问题对应有十个对策。中国的代表人诉讼现在的问题很多啊，比如说，房地产纠纷，最近的房地产纠纷最严重了，业主告开发商，这种官司在法院很难打，这是为什么，你分析原因了吗?没有，一上来就讲对策。”所以，答辩完后，我私下和她交流：“这篇论文，真正的研究，也就那5、 6万字，你把那20万字扔到一边行不行，作为你脑子中分析问题的参照物，如果非写不可，就引用相关部分，为什么要用20多万字的资料一摆?”她说：“陈老师，这样好写啊，把资料一整理，20万字出来了，导师一看，工程的大部分都完成了。”我说“工程的大部分完成了，但真正的研究还没开始呢，中国问题还没涉及到。”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五年前，在北大，有个本科生找我指导论文，一个本科生不做研究，他也一个路子。他的标题是“论侦查的法制化”，写了三大块：第一块，侦查法制化的基本原则，写了六大基本原则，都是大的概念;第二块，侦查法制化的各国之比较，写了好几千字，全文也就一万字;第三块，中国侦查法制化的问题和对策。我就问他：“你是北大本科生，当年高考时都是很优秀的学生，没人指导你，你拿了篇论文就交给我，你从哪学来的这些?”“你们不都天天这么干吗?《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全这样的路子?这太好写了，我只要把资料找到，第一部分我找了八篇论文，一整理出来了，第二部分找了二十篇论文，一整理出来了。”一个本科生，不知不觉就走这条路子，有一点点推进吗? 　　第二条道路，我把它概括为：以中国的经验为对象的研究，研究中国的经验、中国的问题。我这里说的经验是中性词，不是带有褒义的，在我们的汉语里，“经验”往往相对着“教训”，经验是可以推广的，教训是要总结的，是要吸取的。教训是失败的，经验是成功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从方法论上讲“经验”，是指所有亲自体验过的经历，人们所能体验过的经历叫做经验，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以中国的经验为前提进行研究，这几年已经方兴未艾，勃然兴起。主要有三个原因导致这种兴起，概括如下：1、越来越的人发现，中国的问题具有独特性，靠西方的理论，能解决一部分、能解释一部分，但有些问题解决不了、解释不了。我刚才给各位举出了很多例子：西方强调“疑罪从无”，证据不足判无罪，在中国，大量的证据不足判轻罪，“疑罪从轻”。西方强调“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能就败诉，中国这里，举证不能，法官调查，不调查的社会效果不行。就以我从事的诉讼法学研究来说，越来越多的问题是中国独特的，问题是中国独特的体验，西方解决不了、解释不了。2、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我们对实践问题了解得太少，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到实践中作调研，作实证调查这样一种潮流。比如说，我的同事，也是著名的学者，左卫民教授，最近5、6年以来，带着博士生到处搞调研，写了很多好的论文，所以部门法学界已经开始觉醒。民诉法学界王亚新教授最近5、6年来到各地搞调研，大家越来越发现，坐在书斋里坐而论道，以西方理论来研究已经山穷水尽了，必须找活生生的第一手材料，发现中国的问题。这是第二个大背景。3、中国的立法、司法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障碍。今天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很多立法已经没有任何突破的空间了，我别的不举就举诉讼法，刑诉法已经改不动了，2000年开始改已经改不动了。每次在北京参加立法会，我都有切实的体会，理论都说尽了，实践根本不采纳。比如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个问题理论上已经论证的很清楚了，这都是来自西方的。法官、检察官，包括侦查人员，几乎都认为这在中国是不现实的。我们还到法院去搞了很多试点，效果不佳，这个问题没法在中国落实下来。由于立法和司法改革陷入困境，使对策法学受到挫折，很多人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了，搞对策法学没用，不听你的了。我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的司法改革，2003年中央搞了个司法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觉得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想推进司法改革，那些学术观点都被吸纳到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报告里面去了，两高两部各自拿出了自己的报告，改造中国的司法制度。我们举几个例子：民事判决执行权，当时的主流方案，是从最高法院剥离出来交给司法行政机关，交给司法厅、司法局，不能让审判权和执行权合二为一。再比如说，看守所现在由公安机关来掌管，这可能造成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很多人都主张把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交给司法行政机关。当时民诉界提出，构建三审终审制，那么多上访的、申诉的，就是因为审级太少，再加上地方保护，最少让一个案件能上诉到四川省高院，重大案件能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建立分院，这种方案提出来了。提出了二十多个方案，最后的结果是，没有采纳任何一个方案。所以说，那是司法改革的最佳结果是一个都不改。因为这几个机关达成了妥协，你保我的权利，我保你的权利，相互妥协。由于司法体制改革的今天，没有一个中立的领导者，没有一个真正的、超然的机构，使得司法改革的客体变成了主体，司法体制改革的对象成了领导者，公检法司本来是被改的对象，(变成了)他们来领导司法体制改革，那最终是权利和权利的再分配。那次的事对很多人刺激很大，因为大家知道，司法体制改革是动员了全法学界的力量，诉讼法学界、宪法学界、法理界、民法学……都做出了研究，到最后是这样一个下场，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司法体制改革运转不利，法制状况变得问题更加复杂的时候，是理论、方法转型的最好时机。这是给各位讲的三点，为什么出现理论的转型的三个背景。 下面讲一讲第二条道路的几个特征，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展开的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注重社会调查，注重掌握第一手材料，把社会学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中来了。现在很多人研究得不错，比如西南政法大学的徐新教授，在民诉界这几年也是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做了很多实证调查，写了很多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民事诉讼问题(的文章)。各个部门法都有几个这种代表人物，开始关注现实、研究现状，研究实践，很多过去难以登堂入室的问题现在变成了论文的主题。我们举几个例子，在民诉界，私力救济从来没人研究过，这跟民诉没关，徐新的博士论文写私力救济，影响很好，这本书还获了好几个奖。大家公认为这几年比较优秀的作品，你在比如刑诉界，开始研究刑事和解，这种来自于实践中的自生自发的东西开始引起关注。过去没人这样写，(哎呀)过去研究被害人权利、被告人权利、无罪推定、什么罪刑法定、程序正义都是那些大而化之的题目。现在开始走到实践了，特别是少年司法，我最近从三年来，(哎)从三月份以来，最近这快半个多月了，每个月我去一到两个法院，我调查少年司法改革，少年司法改革的经验，把实践中做的改革作为研究的对象。这过去想都没想过，过去学者对这些是不屑一顾的。因为认为实践基于部门利益，肯定不会做什么好的改革。现在我们开始关注了，这是第一个特点，关注实践，关注司法实践，第一手材料。第二点，抛弃价值判断，轻易不要用价值判断，这一点我发现是一个积极的变化的迹象，你只要带着有色眼镜，好、不好上来就说，完了。你所有的调查研究，所有的研究都会出现一些片面、武断。刑事和解你先调查一下，它怎么样，分几种模式，为什么发生。所以现在很多人搞研究开始注重是什么、分几种类型。所以有两种研究方法盛行。第一个是类型化分析，又叫样式分析。(哎)我不做价值判断，我给你分几个样式、几种模式、几种模型。第二，原因分析开始出现，(哎)我要分析这个现象发生的原因，这个现象可能不是好现象，但我要分析它的原因。我们的学者终于摆脱了自古以来的学者

---读张思之《我们律师》有感马克思有个哲学观点:人,是在“按照美的规律改造世界”;自然界如果只是一种颜色，哪里还有“春”;一切景语皆情语，作不含情，难成精品;“泉涓涓而始流”，一往无前，江入河湖，注入大海，非圣洁，又圣洁。这，是一个诗人的直抒胸臆吗?不，这是一个有着诗人情怀的律师界泰斗张思之的十年感悟，一束心得。张思之，1927年生于郑州。1956年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一年后被划为右派，劳改15年。1972年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改革开放后，重返律师界。长期以来，担任很多重大案件的辩护律师，如1988年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玩忽职守”案;1994年高瑜“泄露国家机密”案;2003年郑恩宠律师“泄密”案。他办理的案件没有一件胜诉，唯一一件一审胜诉后还被检察院抗诉，最终依然难逃失败的命运，以致“屡战屡败”成了张思之律师执业生涯的一道标签。2005年，张思之得知河北青年聂树彬可能被冤杀一案，他免去了一切费用，决意为之澄清，最终顿感无力回天。这不禁让我想起20世纪的文学大师王小波，生前名不见经传，离世后却引起巨大的王小波效应，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引发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浪潮。我相信，虽然今天的张思之不能在这个社会取得胜诉，但明天“张思之”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精神一定会洒向神州大地。张思之最出名的就是为异端辩护，如轰动一时的“为四人帮辩护”，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事实不能动，罪名不能动”，但他还是给李作鹏抹了两条很重要的罪名：第一是参与在南方另立党中央;第二是谋杀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诚然当时有其局限性，需要“组织服从”、“服从大局”，判决结果李作鹏认为是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但敲总归是敲了，总归还是敲了下政治和法律间的敏感点的。多年之后，张老回忆说，我当时丢掉了独立的精神，放弃了自由的思想，也就必然缺乏求是的智能和勇气，是故不可能做得合于自己的使命，那歪歪扭扭的勇气不会合乎时代的鼓点。愿余生能做得稍好一些，即使再当“吹鼓手”，也要尽力事事都把鼓槌击向鼓心。张老的反思，相当于一个做事要彻底的道理，维新变法轻轻敲了敲封建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制，但还是保留了皇帝;辛亥革命重重敲了下，结束了几千年封建统治，带来了民主共和，但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新中国的成立，便是真正敲到鼓心了，带来了社会主义共和，实现了工农地位的至上。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更该谨记办案要彻底的道理，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对的时代，习近平的时代，江苏两年查出1000多个贪污案件，这在以前官官相护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在这么好的形势下，我们更该同时地提高我们的觉悟，时刻谨记我们工作不能只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只为了荣华富贵，而背离了我们律师人肩上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重于泰山的责任!张思之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子是消防功臣陈峰被陷有罪一案，深圳九二〇大火，烧出了陈峰的“玩忽职守”。陈峰曾因灭火救人重伤致残，而今却“玩忽职守”了，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曾经舍己为人的消防功臣怎么可能性情如此大变?张思之找出证据证明：消防大队(陈峰上级单位)先后对失火的舞王俱乐部三次验收，均未合格。验收资料应标有问题症结和整改要求，足能证明在整整一年的“整改”期间，始终听任未能达到合格要求的歌舞厅照常营业，验查者中肯定有人渎职，验收还能证明相关防火职责的归属所在，而检查院隐匿验收报告，拒交法庭。这不禁让人起疑，陈峰是否只是当了一个平民愤的替死鬼呢?王静四次“证言”情节各异，次次不同，属于孤证，却予采信，意在证明陈峰“收受王静三千元”。王静书证大部分被黑色涂抹，不符刑法规定，却被采纳。这么多有问题的证据只为证实定下陈峰的罪，牺牲掉陈峰，到底为保护谁?但张老的质疑，张老的努力始终还是没有推翻一审二审的判决。司法公正何在?何日才能为蒙冤者平反昭雪?这不仅是张老心中充满无奈，我们每个有职业理想和道德的律师都会无奈，痛心，都会为蒙冤者愤愤不平，希望中国的司法公正能再往前大力走一步，走几步，多走几步!张思之一生未曾胜诉。但他说过这么狂妄又自豪的一句话，“如果你能从我败诉案子的辩护词里讲出一件事、一句话是我讲错了，我都认输。”胜诉或败诉，对张老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中国有太多能言善辨，精通胜理的律师了，我们更需要多一些坚持真理，敢于拷问政治问题、拷问司法公正的大师，需要一些能真正把中国的司法进程、中国的历史进程大步往前推动的大家。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律师也需要紧随这些大家的脚步，在我们的实务中追求真善美，敢讲真实，敢写真实，时刻怀着“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迎来真正的自由、平等，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才能在国际上显出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优秀，我们的先进，真正实现我们的民族梦，我们的中国梦!

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特殊性和起因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类案件在执行过程中的独特性和困难性。具体体现有以下几个方面：1、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由于“民间金融”的日益活跃，部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出借人缺乏自我保护法律意识，出借的借款手续不完整或者没有必要的担保、抵押手续，导致借款人对债务有相对的随意性。另外民间借贷案件的被执行人大多债务缠身，数额巨大，除进入执行程序的债务外，尚有很多其他民间债务，而被执行人除了基本住房以外，别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2)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有的借款人为了逃避出借人对债务的追偿，或找各种理由推迟债务履行，或恶意逃避债务，有的甚至举家搬离居住地，玩“人间蒸发”的把戏，致使法院难以查找其下落。由于出借人对债务没有采用必要的担保措施，这就使得相应借款没有了必要的保证，还款没有约束力。(3) 执行标的较大，难以执行结案。民间借贷案件的执行标的往往由几十万、数千万不等。被执行人由于种种原因，经济状况恶化。一些隐含高利贷性质的民间借贷案件，申请人往往力度极大、穷清索债手段，被执行人能够偿还的，也早已清偿，最终申请人申请法院执行的，被执行人也大多已无力偿还，导致执行难度加大，执结率偏低。(4)被执行人属于企业主或者承包工程的包工头等特殊主体的，这类主体借款的原因大多数是因资金短缺周转不力或效益不佳，这类案件在履行还款义务时周期较长，还款风险因素增多。企业的亏盈、工程能否如期完成、工程款能否按时到账成了影响履行还款义务的核心因素。(5) 被执行人恶意逃避债务，隐匿财产，故意转移财产。被执行人以改变原有资产名称和业主的方式逃避债务的行为屡见不鲜。此类“逃债”行为在我国民诉法和相关的法律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在执行过程中很难有准确的对策，虽然有的采取了追加被执行人的办法，但变更或追加义务主体是个比较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涉及具体程序问题，所以在操作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困难。部分被执行人在诉前就已将自己的财产转移、隐匿，这种情形多半发生在离婚诉讼和家族企业的运作中，夫妻公司占多数。(6)被执行人的财产权属不清，造成执行难。这部分案件的被执行人大多以农村借贷主体为主，大多数农村的房屋产权不清晰或者没有房产证，尤其是正处于过渡期小产权房，此类房屋买卖、过户都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房屋没有产权证;按照法律规定，农村房屋不能买卖，如果房屋是在本村成员间进行流转，法律一般认可其法律效力，如果卖给非本村成员，合同认定无效，产权当然归原房主所有;产权不清，农村一家几代同堂的情况也相当比率的存在，这容易引发产权纠纷，对义务的履行也造成一定难度。(7) 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执行时间较长，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这主要体现在有不动产(如房屋、机器设备等)可供执行的情况，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不动产的评估、拍卖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定，如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价，到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不申请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抵债的，应当在六十日内再行拍卖，对于第二次拍卖仍流拍的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人民法院可以将其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抵债。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交付其抵债的，应当在六十日内进行第三次拍卖。第三次拍卖流拍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拒绝接受或者依法不能接受该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于第三次拍卖终结之日起七日内发出变卖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没有买受人愿意以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买受该财产，且申请执行人、其他执行债权人仍不表示接受该财产抵债的，应当解除查封、冻结，将该财产退还被执行人，但对该财产可以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的除外。如此长的时间容易导致当事人诉累，这也是部分民间借贷执行案件执行期限较长的原因之一。二、提高民间借贷执行案件标的到位率偏低的对策(1)法院应坚持调解优先，强制措施作保障的原则。在执行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对能找到被执行人的情况，大多应以调解为主，个案区别对待。在执行过程中，充分了解双方当时人的情况，充分调查借贷关系始因。对有高利贷嫌疑的案件作重点调查，在无法举证的情况下，加大对出借人进行思想沟通的力度，尽最大努力在合法的情况下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同时对拒不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的被执行人做好充分的思想疏导及释法析理工作。对野蛮不讲理的被执行人，应辅之以强制措施，维护法律的尊严及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强对被执行人债务履行能力及进度的督促，促进被执行对债务的履行。针对部分被执行人对拖延履行、拒不履行等违法行为的后果认识不清、重视不足，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等情况，法院应采取新措施，如向被执行人送达履行义务提示书或法律责任告知书;通过电话提醒、短信告知等形式督促义务人;通过媒体及相关部门曝光跟进履行进度，督促当事人自觉履行法律义务。(2)审、执“结合”，加强对诉讼保全的适用。强化审理过程中的审查力度，法院应当通过审判职能的正确行使，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控，查明是否存在借款合同违法以及高利贷等“问题借贷”的情形;对于确实属于高利贷的行为移交公安机关处理，防范非法集资借贷引发的风险，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行为，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要加强对诉讼保全的适用，做到及时全面地开展诉讼保全工作，对可能存有财产的线索，尽可能调查确认，及时依法采取措施。避免被执行人财产转移、隐匿财产。而且，因为财产保全限制了对方对财产的处分，极大影响着被申请人的生活、生产经营，故在权衡利弊后，很多情况下，为了满足双方的利益，大多数会和解，这样既节省了时间，也顺利解决了纠纷，减少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能。(3)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充分利用社会各界力量，逐步完善执行联动威慑机制。首先对恶意逃避债务及拒不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立案后，应当及时将执行案件的立案时间、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名称、执行标的、人民法院限定的自动履行时间、执行进度、措施、结果等信息录入人民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并逐步与有关部门进行信息链接，实现信息共享;其次可以通过《协助执行通知书》、《司法建议书》，请求和要求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金融部门依法采取限制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融资、投资、入股、经营、置产、出境、高消费、承揽工程、购买证券、接受荣誉、提拔任用等办法，促使被执行人及相关人员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加强与行政机关沟通与协作，行政机关应逐步完善对小产权房、农村住房、农民公寓的登记工作，同时法院对已涉及诉讼的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相应的法律措施，更好地保障案件的执行。(4)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当事人在借贷过程中的风险意识。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增强公民的法律常识，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依法维权的能力。如公民在借贷前，可以到相关产权管理部门查询抵押物权属情况，发现骗局及时向执法部门求助。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金融法律法规，让群众了解民间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借贷案件时，应要求原告提供书面证据。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教育当事人和人民群众，借款的用途要合法，借贷行为应立字据，订立书面协议时内容要具体全面，载明必要的借款内容，如借款时间、款额、借款双方姓名、借款利率、还款时间、借款用途等，有保证人或担保的，也要记载明确，对到期借款，及时催要，取得催要证据。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5)完善个人征信制度，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社会总要通过严格的制度安排，使个体的收入申报、依法纳税、消费信贷和投资行为等在一个规范的、信息对称的框架中得到监控，既保护个体利益，又维护社会利益。这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良性运行至关重要。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只是这一框架中的一个要素。为了在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一框架，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努力。例如，在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建立个人收入的单一账号(类似美国的securitynumber，即保障号或安全号);对于那些赖帐户、不讲诚信的人，向社会公布拒不履行的信息，包括借据的真实性、借款时间、款项的来源、借款用途、不还款的理由等在征信系统中予以记载，使其降低信用程度。这对个人信用测量，减少纠纷的发生都是十分必要的。

[内容摘要]本文以波斯纳的法经济学思想为出发点，着重分析他的财富最大化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在中国是否可以适用。经济分析法学崛起于美国，而美国属于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具有以判例法为主、承认法官造法的鲜明特征。英美法系的法官可以依据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制定新法和修改旧法。这样财富最大化理论指导法官审判就成为可能。但是，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而大陆法系以制定法为主、拒绝法官造法的鲜明特征制约了财富最大化理论在我国的适用。同时，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的公平，而财富最大化理论以效率为惟一视角来关照社会，排斥其它价值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度方面的评判和指导作用。这种窄化的思维方式很容易造成对个人权利的忽视，导致对社会公平的背离，最终会造成社会秩序处于一种矛盾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至少从现阶段来看，财富最大化理论在中国还不能适用。虽然对波斯纳的《司法的经济学》这本书读得不是很透彻，理解上有出入，但依然使我受益匪浅。莱西格曾经这样评论波斯纳，“他是著述最丰的联邦法官，前无古人。任职上诉法院、仍属最高产的法学家之列，同样前无古人。如果以引证率测度影响力，那么当仁不让，波斯纳是在世的最有影响的法学家”。的确，波斯纳被认为是当今经济分析法学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他先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文学系和哈佛大学法学系。曾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助手、政府律师、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讲座教授。1981年出任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至今(1993-2000任首席法官)，同时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其丰富的学术丰绩及对法律的虔诚膜拜值得每一位法律人认真学习与思考。《司法的经济学》这本书是波斯纳比较早的一本著作。据2000年的一个有关法学引证率的研究，到当时为止，这是他的著作中为人们引证最多的一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足以证明其重要性了。本书的主体有四编。第一编集中讨论正义与效率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波斯纳试图为此前他建立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奠定一个哲学伦理的基础，试图从财富最大化出发建立一种总体化的社会理论。第二编作为理论，是本书最有价值，最富有洞察力的一编，其视野相当开阔，但分析即为简洁凝练，却细致入微。第三编比较细致地讨论了私隐问题，并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20世纪60-7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私隐判决中隐含的法理进行了辨析。第四编同样从信息经济学的进路切入，集中分析美国社会中种族歧视以及其他类型的歧视视为一种道德上的邪恶或智力上的毛病。鉴于时间之紧和水平之限，我主要认真细读了第一编正义与效率的问题。我将以“财富最大化理论”为视角，浅谈一下波斯纳法律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一、波斯纳法律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经济分析是波斯纳在研究法律时最常用的方法。为了给这种方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了避免人们把法律的经济分析和功利主义联系在一起，波斯纳提出了 “财富最大化”理论，并试图论证财富最大化可以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提供一个坚实的伦理基础。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初步提出了财富最大化理论，而财富最大化理论成熟的标志就是《司法/正义的经济学》一书的出版。在系统阐述财富最大化理论的过程中，波斯纳对功利主义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批判。批判主要集中在效用度量的困难性和功利主义原则的抽象性这两个方面。波斯纳批判功利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人们把法律的经济分析认为是功利主义的，这是其一;其二，波斯纳试图用“财富最大化”来代替功利主义的“效用最大化”，以建立自己财富最大化理论。“财富最大化”理论是指将行为目的和内容严格限制在以自愿支付为基础的货币数量之上，法律约束和保证之下个体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拥有货币量的最大化，进而实现社会总货币量的最大化。财富最大化理论与波斯纳的效率观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波斯纳所持的是卡尔多一希克斯意义上的效率观。这种效率观的核心内容是:如果资源配置的改变使一些人的财富增加而同时使另外一些人的财富减少，那么只要增加的财富超过减少的财富，就可以认为这种改变使社会财富总体实现了增值，这种改变就是有效率的。可见，卡尔多一希克斯意义上的效率观意味着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值，而效率的最大化必然会导致社会财富的最大化。波斯纳通过“财富”与 “效用”的比较最终确立了财富最大化理论。这种理论强调法律应顺应人对利益的追求，强调法律应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如果权利赋予的成本过高抑制效率，那么权利就应该赋予最珍视它的人手中。传统法学理论认为，法律的首要价值标准是正义，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正义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波斯纳赋予了正义第二种含义—效率，而效率的最大化就是财富的最大化，那么财富最大化就确立了评判法律正当与否的基础地位。波斯纳通过两方面的论证来强化这种观点。一是财富最大化与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具有兼容性;二是普通法追求效率具有现实性。但是，波斯纳却把财富最大化作为评判法律正当与否的惟洲标准，这使得波斯纳陷入了与功利主义相似的窘困境地。法律价值具有多’元化特征，在不同的情况和场合下，需要对不同的价值进行取舍。但是，没有哪一个价值能够适用任何情况和场合，而财富最大化只不过是众多法律价值中的一个。所以，财富最大化至多只能是法律之所以正当的基础之一，而不是惟一基础。这种单面向的思维直接导致了波斯纳基础主义努力的失败。波斯纳的财富最大化理论为传统法学家研究法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他单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财富最大化理论，却忽视了法律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同样具有紧密的联系。波斯纳为法律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却关闭了其它所有的视角。虽然，财富最大化理论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但是窄化的视角使它又被关进经济学的“囚笼”。同时，财富最大化理论与功利主义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并且在某些方面，财富最大化理论比功利主义更具有优势。无论二者之间谁更有伦理学上的优势，谁更能为法经济学提供一个坚实的伦理学基础，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很明显的。所以，不能简单认为，财富最大化理论是另一种形式的功利主义。财富最大化在波斯纳的法经济学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它贯穿了波斯纳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全过程;在《正义/司法的经济学》中，它作为经济分析法学的伦理基础而被专门论述;在《法理学问题》中，它是作为实用主义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使用的。所以，财富最大化理论在波斯纳的法经济学理论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是同样发挥重要的作用。波斯纳对法律的经济分析为传统法学家研究法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提出并系统论证了财富最大化理论，目的是给法律的经济分析建立一个坚实的伦理学基础。但是，他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证财富最大化理论，却忽视了法律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同样具有紧密的联系。波斯纳为法律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却关闭了其它所有的视角。同时，他将财富最大化作为法律正当性的惟一标准并排斥其它法律价值的用。虽然，财富最大化理论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但是窄化的视角使它又被关进经济学的“囚笼”。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财富最大化贯穿了波斯纳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全过程。这时候，财富最大化是作为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工具而加以使用的。波斯纳所做的主要是实证的经济分析，也就是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美国的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的经济分析。虽然在这个阶段波斯纳就提出了财富最大化，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论述和建构财富最大化理论。由于波斯纳单单以效率或财富最大化“关照”法律，所以遭到了许多烈批评，并且有人认为财富最大化其实就是功利主义。为了回应这些批判，波斯纳在《正义/司法的经济学》中系统地论述了财富最大化理论，并试图把财富最大化作为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伦理基础。财富最大化理论从没有在波斯纳对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消失过。相反，是贯彻始终，在不同的阶段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发挥不同的作用。可见，它仍然在波斯纳的法经济学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正如波斯纳所说:“一种理论，除非没有希望，不能由于指出其缺陷或限制而只能由于建议其成为更加排他、更加强有力和最终更加有用的理论而被推翻。”二、“财富最大化”理论在中国的运用自从经济分析法学传入中国以来，这门学科凭借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法学界的特别关注。波斯纳所建立的财富最大化理论能否适用于中国?本文将分为两个部分来讨论这个问题。一是从财富最大化理论的外部来探讨适用中国的可能性;二是对财富最大化理论的内部进行探析，以确定其能否适用于中国。(一)“财富最大化理论”适用的维度经济分析法学发端于美国。如今，美国的国家政策和法律都受到经济分析法学的影响，大学法学院一般都开设了这门学科。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一定适用于中国。因为，美国的法律制度属于英美法系而我国的法律制度属于中华法系。作为英美法系的美国奉行的是判例法为主、制定法为辅的立法原则。法官可以通过判决创立新的法律或废除原有的法律要避基于判例法制度，而财富最大化作为一个价值评判标准就存在适用的可能性。接受这个新的价值评判标准的法官就会以财富最大化为指导分析相关案件并创立、修改和废除法律。可见，在波斯纳法经济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财富最大化理论在美国就具备了这种适用的条件和可能性。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制定法是最主要的法律渊源，而且不承认判例能创设法律。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只能依据制定法作出判决或裁定，而不能通过判决创立新的法律。制定法本身已经规定了适用法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则，法官的判决只要严格依照法律进行既可，不需要做价值上的判断。当然，这不表明财富最大化理论完全不能适用中国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借鉴它的理念用于立法前的论证和对法律进行相应的修改。但是，这无疑降低了财富最大化理论适用的广度和深度。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财富最大化理论适用的概率。(二)“财富最大化”理论的内部探析“财富最大化理论”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且，波斯纳在论述财富最大化理论的时候，使用了一系列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例如:“经济人”、“支付意愿”、“最大化”、“财富”、“效率”和“猜想市场”等经济学术语。所以，要掌握并熟练运用财富最大化理论需要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有深入的掌握和理解。而在我国法学界，能够熟练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学者很少。经济学界的学者虽然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但是对法学理论有深入掌握的人却不多。这就制约了财富最大化理论在我国的应用。美国自从1781年第一部宪法颁布以来，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并且在法律研究和法律应用方面已经达到非常纯熟的地步。关于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财富最大化理论就是对法律与经济关系研究的重要成果。所以，法学界的学者能够很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财富最大化理论。而中国的法制建设才刚刚起步，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对于法律与经济关系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中国法学界的学者目前主要研究和讨论的是如何实现法律的正义这类问题。如果现在就把这种以效率最大化为唯一价值评判标准的法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必然会受到中国法学界一些学者的抵抗和批判。波斯纳认为，经济分析法学注重对法律进行实证分析，强调的是分析的过程和对未来法律制度的预测。很显然，这种研究注重的是分析和对法律制度的启示，因而很难在短时间内对法律制度产生影响。而中国法学界一些学者非常注重“功利”。当出现法律疑难案件的时候，大家争相提出自己的建议，并以被立法机构采纳为荣。当然，绝大多数学者还是为解决法律问题提供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但是，一些学者的对“功利”的追求限制了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推广，也间接地制约了财富最大化理论在中国适用的可能性。“财富最大化理论”由于受到我国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特点的约束，同时又因为其过于绝对化。所以，至少从现阶段看来，财富最大化理论还不能在中国适用。但是，经济分析法学已经开始在我国生根发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能很好地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探讨一种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分析法学，并发挥它对中国法制改革所应有的借鉴作用。[参考文献及论文][1]林立：《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2]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3]时显群：《西方法理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4]成凡：“波斯纳法理学的三位一体：实用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学术研究》，2003年第2期。

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对检察工作的影响及对策2011修订的《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庭审言论豁免权作了一些新的规定，为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保障。总体上看，此次律师法的修订更为强调案件的公开性，突出控辩双方的平等性和对抗性，使得控辩双方的关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律师权力的扩张，也意味着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将面临一次重大的考验和全新的挑战，因此，如何更新观念，调整工作策略，充分认清这些挑战并提前作好应对准备，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及一些思考，浅谈新《律师法》对检察部门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以及对策。一、新《律师法》给公诉工作带来的影响和挑战1、新《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给公诉工作的具体操作带来一定难度。由于此次《律师法》修改没有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配套进行，在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权三方面的法律程序规定上两部法都有冲突，造成在有些具体公诉工作实践中难以操作，主要表现在：一是案卷材料范围和查阅、摘抄、复制时间界定不明。《律师法》颁布后既无相应的与现行《刑事诉讼法》衔接的说明，也无相应的有权解释，造成了具体适用过程中对这些冲突的规定无所适从。如"案卷材料"和"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是否包括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内部工作材料。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材料，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和公诉承办人同时阅卷，甚至在承办人尚未阅卷的情况下是否也可阅卷等等。二是证据开示的单向性。在法律未规定对于律师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辩护人有向公诉方进行开示的义务的情况下，必然会让公诉人在庭审时居于证据掌控的弱势地位，如何克服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避免在庭审中出现"证据突袭"，造成诉讼迟延和诉讼成本的增加，现行新《律师法》及《刑事诉讼法》都缺乏相应的操作细则来弥补。三是律师权力行使与权力救济脱节。新《律师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权利保障的救济措施，现实中，对于其他部门对律师权力行使的种种刁难，律师往往求助于公诉部门，而公诉部门由于缺乏法理的支持和具体的操作规则，其措施往往只能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向有关个人提出口头或者书面告知，这种监督属于软监督，效果不大，加上受部门间及工作上的利害关系影响，公诉部门也常常爱莫能助。2、新《律师法》与传统侦诉模式的冲突，导致公诉工作向前延伸困难重重。公诉的成功取决于证据，证据的收集主要靠侦查，侦查中心主义是我国诉讼程序的一个突出特点。但随着新《律师法》的实施，这种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架构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地位，侦查部门要按照公诉的标准及时收集、审查、固定证据，以此构建大控方的格局，才能避免律师权力扩张带来被动办案的局面。因此，公诉方为取得有利地位必然会加大对侦查监督的力度和引导的重视，但是在实践操作中，由于公检之间并没有事实上的隶属关系，加上介入侦查的办案人由于学识、侦查能力等原因难以实行有效指挥侦查，势必造成法律与实际脱节，而且过度介入也有可能会出现办案责任不明，相互推诿的现象，不利于发挥其积极性，影响刑事司法的效率。因此，如何协调、解决侦诉两者之间的关系，保证案件"立得准、侦得好、诉得出、判得了"，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是在当前公诉工作在新《律师法》实施后面临的一大难题。3、新《律师法》与现行办案机制的冲突，使公诉工作不稳定因素增加。修改后的《律师法》解决了"有效辩护"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好"有效指控"的问题，传统"由供到证"、"重实体、轻程序"的办案机制逐渐瓦解，加上律师权力的大幅度扩张，使得公诉工作中不稳定因素的增多。主要表现在：一是收集、固定证据难度加大。律师会见权的提前，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但另一方面，却稳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强化拒供心理，从而增加收集证据的难度。同时，律师会见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后，将会寻找有关证人调查核实，由于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及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证人可能会出现避证、拒证心理，甚至可能出现作伪证的现象，无疑增加固定证据的难度。二是串供翻供概率加大。由于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公安移送的证据卷材料，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全案的证据弱点、薄弱环节以及案件相关证人的证言或者其他同案犯的供述，这就为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之间、犯罪嫌疑人和同案犯之间进行串供翻供提供了条件，如果一些不法律师有意识地提醒有关涉案人员，帮助嫌疑人实现串供的目的，犯罪嫌疑人就有可能在审查阶段翻供串供。三是公诉工作风险增加。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独立的调查取证权和全面的阅卷权，律师在证据掌握方面形成了单向的信息优势，这种状况就给公诉人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如何分析案情和审查证据带来了一定难度。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有的证据是原来未曾发现的，有的证据与指控证据相矛盾，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证据角度不同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会打破原有的指控思路，延期审理的情况会增多，改变起诉指控意见的情形也会出现，在缺乏其他有利证据的情况下，还可能会造成案件的撤销或不起诉。二、公诉部门应对新《律师法》挑战的策略《律师法》的修改短期之内必然会对公诉工作造成影响，但从长远看来，有利于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发展进程，有利于在司法工作中实现保障人权的理念，更有利于公诉部门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提高案件质量。1、转变"三个观念"，突破传统执法观念束缚。(1)、由被动等待向主动出击转变。随着新《律师法》实施，公诉工作将面临更多挑战。在立法上，亟须完善制度开示制度、强化侦查措施和手段、完善证人制度等，这的确是彻底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然而，完善立法需要一个长期而繁复的过程，并不能解决当前工作所面临的困境。因此公诉部门必须要主动出击，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改变传统办案模式，注重在办案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技巧性上下功夫，建立健全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信息畅通灵敏、运转高效有序的办案机制，才能应对现阶段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2)、由重实体、轻程序向二者并重转变。新《律师法》的出台是保障人权和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律师权力的扩张表明了随着法律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程序公正逐步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共识。针对这样的情况，公诉人员在案件审查工作时，要改变"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重权力、轻权利"的执法观，不仅要追求实体的公正，也要重视程序的公正，在程序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的心里，必须坚持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3)、由单边职权主义向控辩双方平等对抗转变。此次新《律师法》通过赋予律师更大、更独立的执业权，抑制公诉权和提升辩护权，促使控辩双方的力量更趋近于平等，针对这种平衡关系的新格局，公诉部门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重构控辩平衡关系，注入平等武装、平等合作理念，寻求新的控辩平衡关系，探索刑事证据研究新方向，从而减少诉讼风险，实现最大正义。2、强化"三个意识"，提升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1)、强化证据意识，提高庭前预测能力。新《律师法》对公诉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证据的收集、固定、拓展等方面，因此公诉人必须强化证据意识，确保指控犯罪证据确实、充分。一是努力完善、固定和补强证据。必须弱化对口供等言词证据的依赖，重视对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重点审查供述前后的矛盾点、供证之间的矛盾点，为分析论证提供准确依据，对移送的案卷材料中的瑕疵证据，应及时予以排除。二是要做好庭前预测分析。全面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各种证据，做到防患于未然，针对法院注重采信被告人当庭供述和证人当庭证言的情况，及时掌握律师介入后证据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和被告人的思想变化情况，预测庭审时可能出现的翻证、翻供现象和其他对指控不利的情况，事先周密预测，拟出应对方案，做到未雨绸缪。

论文提要：审判和执行分立的改革大大提高了审判和执行的专业化水平，加强了审判人员和执行人员的相互监督，提高了司法公信力。但是，审执分立也导致了审理只管判案不考虑执行，直接加重了执行的难度和延长了执行时间。审判权和执行权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只有二者配置上体现相对独立性、统筹兼顾、协调一致的运行模式，才能有效解决审执分开的问题，推进司法改革，加强司法权威和提高公信力。笔者在简诉民事执行权和审判权的共同点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分析审判和执行的关系，据以说明执行与审判应当牢牢结合，共同体现和维护司法权威，使法院的法律文书尽可能的得以实现。话全文共7116字。关键词：审判权、执行权、相同点、差异性、良性互动审判与执行是人民法院的两项重要工作，在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过程中，执行权作为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能之一，与审判权一起共同构筑了人民法院的核心和基础工作，共同推动着司法的公正与高效，维护着法律的权威与尊严。民事审判是法院审理法官对当事人之间的争执做出判断，以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而民事执行是法院执行机构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内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以确保司法的权威性，二者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又具有统一性。但司法权威的树立，不仅需要审判权的公正行使，亦需要执行权的高效运行，而后者又是树立审判权权威的核心。笔者认为，执行权[1]与审判权作为同属人民法院的司法权，既有明显差异又有密切联系;在发挥各自功能的同时，又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契机。透析并厘清这两种权力的关系，有助于推进我国执行体制改革。本文试就此作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一、审判权和执行权运行分离的现状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从因果逻辑上审判权与执行权“断裂”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思想观念上重审判、轻执行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法院系统由“审执合一”模式转向“审执分立”模式以来，客观地说，审执分离制度大大提高了审判和执行的专业化水平，加强了法院各部门间的相互监督，对于解决执行案件积压现象和因审执合一导致的部分审判人员司法腐败现象是卓有成效的。然而，审执分立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法院内部普遍存在着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审执不仅在机构人员上分离，在司法工作的衔接上也出现了脱节，导致审判人员只管判案不考虑执行的思维方式，甚至成为司法部门内部导致“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直接导致或加剧了“执行难”。对具体个案来讲，损害的是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从整个社会层面上讲，损害的却是法律尊严与司法权威。(二)实际操作上判案易、执行难正由于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观念，在实际操作上，判案就相对容易，执行确又难了一步。案件执行难的成因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审理过程中没有仔细考虑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只强调案件的表面解决，不讲究结案的质量，对判决书或调解协议内容的可行性或合法性缺乏严格的审查，导致执行依据的执行力较弱。二是没有依法追加诉讼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未能依法及时追加或通知必要的当事人参与诉讼，执行过程中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以及案外人异议不断涌现，导致执行程序的拖延，执行效率大受影响，这就为案件的执行带来了后遗问题。三是审理中没有及时提醒当事人或依职权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四是在审理的过程中，审判人员仅根据法律规定进行机械的裁判，对于在审理过程了解到的债务人的财产线索、居住地址、工作场所等信息并不关注或未记录备查，使执行人员在执行中重复工作。审理中未提示当事人执行中的风险，甚至为安慰当事人情绪盲目承诺案件会在执行中解决，使当事人对于执行期待过高[(1)陈庆芳浅议审执环节的衔接问题(三)具体工作中涉执信访不断衍生不可回避的是，正由于法院自身也确实存在一些裁判不公或执行不当的现象，导致了涉诉、涉执信访不断涌现，严重影响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一是个别审判人员工作不负责任，简单地一判了之，不注重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不能结合案情为当事人解释案件中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造成当事人误解而出现上访。二是个别审判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对立法精神掌握得不够准确，或对案件事实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事实、证据认定有误，致使案件审理结果显失公正而出现上访。三是部分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在工作方式方法上不注重与当事人的接触细节，导致当事人产生合理怀疑，引起当事人反感或不信服而通过信访解决问题。四是极个别执行人员司法为民意识不强，群众观念树立不牢，办案过程中仍存在着态度冷、硬、横、生、冲现象，导致当事人出现上访。二、审判权与执行权之相同点审判权作为司法权的核心，其运行方式就是将当事者所提出、并以证据证明了的事实与法律要件相对照，通过三段论法逻辑推出结论的过程。〈1〉审判权主要表现为一种判断权，判断所依据的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就是法律规范，构成法律规范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法律概念，由于法律概念本身具有抽象性、滞后性和模糊性，由此决定了法律规范具有同样的属性。对于这种缺陷，法律解释并不能完全予以修补，各种解释方法都具有不确定性，并且，由于不同的解释者具有不同的社会知识、经验、感受以及价值取向，这些元素都将潜移默化的渗杂到法律解释中，如此，不同的解释者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律规范和法律解释所留下的空间只能交给审判法官进行自由裁量。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就是证据所证明的法律事实，审判者在确认法律事实时，取证手段和取证成本的限制使得裁判者自由判断成为必然;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认识能力又为这种判断的自由提供了基础。〈2〉而法官自由心证的方式集中体现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中〈3〉。执行权作为审判权的保障，同样属于司法权。〈4〉执行权在运行中同样会遭遇程序和实体的问题，正如日本著名学者三月章教授所言：“尽管说强制执行的法与判决之法的特征方法具有显著的异议性，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二者之间存在的复数程序法律系具有的相互包容关系这一特征。在执行程序的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派出性纠纷，这些纠纷必然会涉及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这些纠纷的处理也是强制执行本来的课题。”〈5〉执行权具体分为实施权和裁决权，实施权是执行权主要是采取执行措施，如查封、扣押、划拨、拘留、罚款等。实施权运行中面对有些情形：面前的财产是否属于法院不可处分的财产，被执行人的行为是否已构成妨碍执行，法官需要运用三段论法进行判断，即为执行法律规范+执行法律事实→执行举措。同样，执行法律规范也存在着抽象性、滞后性和模糊性。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中规定了对于被执行人及所扶养的家属生活必要的物品、费用、教育所必需的物品等，法院不得查封，但对于何为“必要”的条件，不得不由法官自由裁量。而执行法律事实，有些必须由法官运用“盖然性占优”规则来认定，例如，被执行人是否有毁损查封财产的行为，案外人是否有妨碍执行的行为，等等，法官的自由心证不可能完全避免。裁决权主要对案件的中止、终结，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等事项进行裁判，在此过程中，执行法官与审判法官一样，通过三段论法得出结论。作为大前提的执行法律规范，同样存在着通过法律解释仍无法克服的缺陷，需要法官自由裁量;作为小前提的执行法律事实，需用证据证明或推定，体现法官自由心证的“盖然性占优” 规则仍有可能被使用。三、民事执行权与民事审判权的共通性民事权利可划分为正常状态、非正常状态和强制状态三种，正常状态指权利处于未发生争执或者未受到侵犯的状态;非正常状态指权利发生争执或受到侵犯的状态;而强制状态是指发生争执的权利或者受到侵犯的权利得到国家确认和保护的状态。三种状态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就债权而言，在非正常状态和强制状态下不能自力实现，需要借助公权力的介入和救济，这就是非正常状态下的民事审判权和强制状态下的民事执行权的行使。在民事权利状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中，民事执行权与民事审判权间的联系和影响得以充分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两者都服务于共同的私法目的无论是民事审判权，还是民事执行权，其共同目的都是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秩序。通说认为，民事请求权权能包含了保护请求权，即民事义务主体不履行其义务时，民事权利主体可请求有关国家机关予以保护，强制民事义务主体履行义务。从权利实现的公力手段看，民事请求权之保护请求权权能应当包含诉请履行(请求力)和强制执行(执行力)两项子权能，具体范围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的审判和强制执行两个彼此关联又相互区别的程序之中。因此，民事审判权和民事执行权都是国家公力救济手段，共同担负着实现私权保护的职责。正因如此，二者也就具有了密切的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支持。民事审判结果的执行力需要民事执行权予以保障，而民事执行权的行使依赖于民事审判权行使的结果，同时，民事执行权行使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需要通过民事审判程序来解决，如第三人异议之诉。因此，民事执行权对民事请求权的保护请求权权能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执行审判结果的方式来间接完成的。民事审判权和民事执行权在民事司法活动中，缺一不可，不可偏废。(二)两者在基本法律原则和制度适用方面存在共性基于民事执行权与民事审判权对民事权利保护的共同性，两者在基本法律原则和制度方面也存在诸多共性。表现为：一是均适用当事人处分原则。民事执行权作为保障民事权利实现的公力救济手段，亦应贯彻当事人处分原则。只有在权利人申请执行后，执行机关才启动民事执行权;在权利人撤销申请的情况下，执行机关应终结执行;权利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执行机关应中止执行;权利人与义务人达成合法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机关应予尊重，等等。二是均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事实体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引入到民事诉讼程序法中，归因于民事诉讼法从绝对的当事人进行主义向加强国家(法院)干预原则的转变。相对于民事审判程序，民事执行程序中更需要诚实信用原则的运用，因为民事执行担负着经民事审判确认的民事权利的实现，且民事执行权的行使还有利于整个社会诚实信用理念的树立。实践中出现的债务人名录制度，即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充分体现。三是在涉外程序中均适用同等或对等原则。同等或对等原则，体现了国家主权平等，系涉外程序法之基本原则之一，无论是民事审判程序还是民事执行程序，均应遵守。四是均适用某些重要的具体制度。有关期间、送达、回避、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等具体制度，本身为程序性的规定，是确保程序的顺当进行而设置的基本制度，但并非民事审判权所特有，民事执行权的运行程序中亦可适用。四、民事执行权与民事审判权的差异性(一)权力性质不同民事执行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强制权，而民事审判权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在我国，尽管司法权并不完全等同于审判权，但学者关于审判权即判断权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民事执行权的行使发生在实体权利义务得到确定之后，目的在于通过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权利人的权利。民事执行权的主要内容是执行实施权，亦即采取各种强制措施〈6〉以达到执行目的的权力。这些强制措施不仅体现在对财产的强制，也体现在对被执行人人身和意志自由的强制。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不仅要接受和容忍执行机关的执行行为，而且还须应执行机关的要求为某些特定的行为，如接受询问、申报和交付财产等。可见，民事执行权作为一种保护民事权利〈7〉的手段，强制性是其最突出和最本质的特征。判断性与强制性、判断权与强制权的区别，乃是民事审判权和民事执行权的本质差别所在。(二)权力行使的价值取向不同无论民事审判权还是民事执行权，都将公正和效率作为两大价值目标。但是，在两大目标的侧重点上，两种权力存在不同的取向。民事审判权作为判断权，公正乃是权力正当性的最根本来源，权力行使的首要价值取向无疑是公正，相对于公正而言，效率只能是第二位的价值目标。与民事审判权不同，作为一种以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民事权利为目的的权力，民事执行权的行使在价值取向上更注重效率，而公正却退居第二位。(三)权力运行方式不同民事审判权运行方式的最典型特征可以归纳为双向性和中立性。所谓双向性，指的是权力运行受双方当事人程序参加权的影响和制约，即民事审判权的运行是在权力和权利的双向互动中展开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力量施加。赋予当事人程序参加权并以此影响和制约审判权，称为参加原则，乃是现代诉讼制度尤其是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美国学者富勒曾经指出：“使审判区别于其他秩序形成原理的内在特征在于承认审判所作决定将对之产生直接影响的人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参加审判，即承认他们为了得到对自己的有利决定而提出证据并进行理性的说服和辩论。”〈8〉既然民事审判权是一种在当事人双方参与下的判断权，要确保判断的公正和正当，必须让当事人双方享有平等的程序参加机会。要做到这一点，审判权的行使者在整个的运行过程中就必须保持中立，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这就是审判权运行的中立性。相对于民事审判权而言，民事执行权的运行方式则具有鲜明的单向性和偏向性，因为该种权力的运行建立在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已经得到确认的前提下，基于判断的需要而让当事人参加程序的必要性已经不存在。作为以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为内容的强制权，突出地表现为强制力量的单方面施加，强调的是被执行人对于强制措施单方面接受和容忍，这就是执行权运行的单向性。执行权运行的偏向性则更为明显。在执行权的运行过程中，享有实体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是单纯的受权力保护者，而负有实体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是单纯的受权力强制者。执行实施权以偏向享有实体权利的一方当事人的立场运行，无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五、民事审判权与民事执行权的良性互动在民事审判权的行使过程中兼顾民事执行权的高效运行，可以为民事执行权的高效运行创造良好条件。反过来，民事执行权的高效运行，又为民事审判权权威的维护提供制度保障。而民事审判权的权威则又会促进民事执行权的高效运行。这样，民事审判权与民事执行权在民事司法权领域就实现了功能上的良性互动，从而步入良性循环轨道。二者功能上的良性互动是通过以下两个层面实现的〈9〉。(一)是民事审判权的公正行使，不仅有利于民事审判权权威的树立，还是民事执行权高效运行的基础。不公正的民事判决，当事人的服判率会大打折扣。本应在民事审判阶段彻底解决的问题，将会遗留到民事执行程序中，不仅对执行效率产生影响，更有可能演化成暴力抗法，加剧“执行难”的程度。正如江伟教授所说： “执行难问题不解决，轻而言之，将损及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也会使十多年来的民事审判改革成果付之东流;重而言之，则将危害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破坏社会经济秩序，摧毁社会信用制度，给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事业蒙上一层阴影。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更容易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10〉(二)是民事执行权高效运行的制度设计，既可以增强民事审判权的权威，也可以促进民事执行目的的实现。具有执行力的民事判决如不能获得执行，民事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实现，民事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生效判决无异于一纸空文，民事审判权的存在在民事权利主体看来更是一种奢侈和浪费。同时，还会损害民事司法权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尊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国家整个法律制度的信心。人们在发生纠纷后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其最根本的考虑还在于民事权利的实现有公正的程序保障。一旦民事执行权这种公力救济手段不能为缺损的权利实现提供保障，则人们在发生纠纷后可能更多的是选择私力救济，这显然是社会倒退的表现。应当说，人们选择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定纷止争仅仅是其一个方面，而司法判决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执行力亦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如果当事人不选择司法裁判而是通过其他司法外的纠纷解决办法甚至以私力救济手段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则其所获得的纠纷解决结果是不具强制执行力的(当然，公证债权文书和仲裁裁决这种获得法律认可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除外)。因此，如果民事执行权不能为受损的权利提供保障，将大大损害民事审判权的权威。而民事审判权权威的丧失，将严重危及民事执行权的高效运行。综上，民事执行权与民事审判权作为民事司法权范畴内独立的组成部分，不仅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且具有诸多共通性。显著的差异性使二者能够各自独立存在;而共通性又保证二者共生于民事司法权范畴之内，而且在功能上实现互动。[1]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2]金龙哲，王红军，王石磊：《论自由心证原则》，载《安徽师专学报》2006第3期，第25页。[3]陈界融：《民事证据法：法典化研究》认为：“优越盖然性说，以当事人等距离为基础，分别考虑当事人的诉讼资料的关联性，以及此类资料对主张事实的证明度，法官的心证，支持盖然性较的一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4]虽然对于执行权的定性有许多的争议，但主流的观点仍认为执行权是司法权，详见江伟、赵秀举：《论执行权的性质与执行机构的设置》，载张启楣：《执行改革理论与实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5-77页。[5]转引自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01页。[6]转引自(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7]江伟、单国军：“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研究”，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8]陈荣宗：《强制执行法》，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3页。[9]汪建成：“论司法的权威与权威的司法”，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10]参见江伟在张启楣主编的《执行改革理论与实证》一书所作的序，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和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企业为什么请法律顾问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是指接受律师事务所指派，按照与聘方(企业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签订的聘用合同的规定，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聘请单位或个人解答法律问题，处理各项法律事务，提供法律帮助的人员。聘请法律顾问的作用在我国今天还有不少人，对是否有必要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为企业的经营保驾护航这个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理由是：既然法律上规定公民和企业法人可以自己去进行诉讼，干嘛还要去请律师呢?或是认为企业刚起步，规模小，财力有限，律师费那么高，给人一种顾此失彼的感觉。其实换一种角度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企业在初创发展期，有许多纯粹程序的事情，如公司设立登记等，如果您非要什么事都身体力行，把所以的程序都摸清楚，再准备这样那样的资料、文件，恐怕什么都来不及了。您茫然地到处浪费时间和金钱，最后还可能一事无成。事实上，有了律师的帮助，您就会大大提高效率，把必要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该准备的文件都不会少，该进行的程序一个都不会错，甚至您还可以全权委托律师去办理这些事务，而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节省下来做自己更重要的事情。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需要律师帮助解决的问题很多，而且不少的问题还很棘手：合同欺诈和陷阱;商业活动或交易违法或非法;债务人逃债、废债、欠债;商业秘密、专利、著作权的纠纷;不容忽视的劳资纠纷;某些行政机关的违法或非法滥用职权等等，这些司空见惯的法律风险和陷阱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企业的健康发展，甚至构成灭顶之灾。建立法律防火墙，截杀各种可能使企业运转陷入困境的“病毒”是企业健康营运的基础。规避和化解法律风险，解决法律纠纷，始终是贯穿企业从设立、发展壮大到取得辉煌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在竞争残酷的商场上，商业对手有法律顾问大力支持而我们没有，就像大刀对付坚船利炮----显然我们就已经先输一招，这时即使我们的斗志和热情再高，最终也很难取胜。一旦您面临某个法律问题，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亲戚和朋友，但他们的建议往往会好心办坏事，给您带来更大的损失。这是因为法律工作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除非您把毕生的精力都用来研究它，否则不是此行业的你不可能对它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而法律顾问是你遇到的法律知识最渊博的人之一，是公司鞍前马后的大将，能综合运用其积累掌握的法律知识和实务技巧，护卫着企业快速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企业赢得更多的时间和技巧。律师作为专业第三者参与商业活动，常常能更好地促成交易。按中国人的传统，商业交易或合作常常是先朋友，后合作，但朋友之间，对合作细节上的利益安排和取舍，又常觉得难以启齿。此时经由律师出面解决则可两全其美，即能照顾双主的情面，又能将双方的权利义务用完备的法律文件明确下来，保障交易和合作的安全有效。法律规定了公司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但实践过程中您却往往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如何行使。哪些和您打交道的人只会要求您尽义务，他们提醒的是你的义务而不是你的权利。律师至少会比你更了解更清楚你的权利，他会时刻为你着想，当你的权益被侵犯时，清楚的告诉你的什么权益受到侵害，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保护，可能即将出现什么问题;你的过错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补救措施等等，花点钱请个时刻关心你比你本人更关心自己的法律顾问，是非常有必要的。聘请法律顾问目的企业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打官司”，而是帮助企业和企业决策人员提高法律意识，尽量消除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法律漏洞，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风险，从根本上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使企业能做到预测风险、防范于未然，以减少或避免争议纠纷的发生，最终达到少打官司或不打官司的目的。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工作范围签订了法律顾问合同之后，聘请单位在合同期限内均可享受以下的法律顾问服务。企业常见法律问题的咨询和建议;对可以侵害企业权益的当事方(如债务人等)出具律师函予以警示;参与起草、修订各项企业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参与起草、修订企业合同管理制度，规范合同的管理与使用;为企业起草、审查、修改各项经济合同，劳动用工合同，预防合同纠纷的发生;参与合同谈判，制定谈判策略与方案，起草各审定商务合同;对企业管理层及员工进行法律辅导，增强其法律知识，保障企业规章制度得到贯彻执行;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提出法律意见，对企业重大项目进行法律分析论证;如果在法律顾问合同期间，聘请单位发生诉讼或仲裁，或者需要其他专业法律服务，可以享受同类律师收费标准50%-90%优惠。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费用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费用是根据律师提供服务的范围、工作量大小以及顾问单位的规模，比照顾问单位管理人员的工资标准定的。一般企业一年法律顾问费也就一、二万元，个人为二、三千元。只要一年交一定的律师费，就能享受律师服务，不论遇到什么事情，就可高傲的扬起头说：“有事找我律师谈”!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费用一点不高，您雇得起员工就请得起法律顾问。到此，相信您对是否“有必要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这一问题有了肯定的答案。

【摘要】 近些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各级政府加大了法治政府建设推进的力度和广度，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而在这个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是律师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长期担任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政府、徐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庙镇政府等基层政府的长年法律顾问，同时在周边的城镇社区、居委会大力推进一村一顾问制度，在政府依法行政、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涉法信访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现结合这些年我们为政府部门提供法律服务的实践经验，简要谈一下目前律师在政府工作中的现状，律师服务法治政府职能作用的发挥以及服务法治政府建设的发展趋势。一、目前律师在政府工作中的现状1、律师参与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就目前法律顾问在政府工作中的作用来看，虽然全国许多省市都已制定了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制度，为律师参与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及工作准则，但现实中，部分政府官员对法律顾问仍缺乏应有的重视，仅仅将律师的工作局限在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起草审查合同、代理诉讼案件等一些传统法律服务上，而在其他重大项目、重要问题决策上较少听取法律顾问意见，或律师出具意见后也不一定被采纳，使律师参与政府日常事务的广度与深度均不够。2、律师参与政府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建设的力度不强各级政府在重大项目建设前或在重大决策时，很少要求律师全程参与，即便是参与，律师提供的意见也很少受到重视，往往是等到争议纠纷出现时才寻找律师救急，但已经超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3、聘请律师参与立法工作的意识不强许多的政府基本上是在地方规章、制度的草案已经作出后，方才要求律师作为公众提出书面建议。所以，律师在立法的参与方面，不仅仅是较为滞后，更多地是参与权的缺失。二、律师在政府法治建设中应有的作用1、参与立法，保障政府立法的合法性、规范性依法行政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法律制度。在政府的规章制度出台前，通过律师对其研究讨论，能够进一步提高立章建制的质量，从源头上做到依法行政，也可以使地方行政权力的运作更加符合法治精神，同时亦能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在服务我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过程中，先后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制定了《徐州市经济开发区城市排水管理办法》、《徐州市经济开发区建设规划和土地使用管理办法》等系列政府规章制度。在上述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律师积极参与研讨，并出具了关于徐州市城市排水管理办法(草案)的法律意见，徐州经济开发区建设规划以及土地使用管理办法审查意见等，切实为促进政府行政制度规范化、合法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针对政府重大决策进行风险评估，协助政府依法管理政府在日常管理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法律问题，虽然政府工作人员掌握基础的法律知识，但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各类复杂的法律问题往往难于应付。此外，在政府决策重大问题时，作为具有隶属关系的职能部门，碍于各种人为因素，发表意见难免有不便和为难之处。而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律师，在各部门利益有冲突，或者部门工作存在瑕疵时，能够较为独立、客观地发表意见，充分体现律师参与行政决策的价值。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政府从十年前就开始聘请了政府法律顾问，两个“一把手”的重要会议、重大决策、各部门的重要行政行为等都要通过律师的审核把关，没有律师的意见不予批准通过。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在多年担任其法律顾问为其服务的过程中，主要工作就是针对一些重要行政行为以及重大问题和事项的决策等，从合法性、可操作性、法律后果及可能带来的法律纠纷等法律角度进行充分论证，并出具相关法律意见，为政府的决策层领导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由于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做得好，该区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和全省法制工作先进集体。该区政府的主要领导在很多的公开场合高度称赞律师在其中的作用。实践证明了律师确实能在政府法律顾问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起草、审查法律文书，规避政府经济活动风险各级政府对一些大型基础设施承担着投资、建设、管理的责任，这些大型建设项目涉及众多法律问题。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周期长、项目资金大的特点，使得这些项目的投资风险巨大，在项目进行过程中，项目涉及的法律文件众多。从义行律师事务所服务徐州经济开区管委会这些年所代理的经济诉讼案件来看，多半是因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律师审核把关，导致签订的合同条款不完备、权利义务不明确，违约责任约定含糊所引起的。因此，在我所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后，审查、修改合同就成为日常法律服务工作的主要重点，将原来的事后补救工作转换为事前预防，我所服务律师每年为开发区政府审查修改的合同就多达300余份，为政府各项经济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严把合同关。多年的实践证明，经过律师审核把关的合同，迄今为止无一出现法律纠纷。4、参与信访接待，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义行所积极参与政府的信访接待工作，徐州市铜山区政府签订协议，在铜山区信访局设立了“律师咨询接待工作室”，组建十余人的律师服务团，每天派出一名律师轮流值班，每月2天的重大接访日，派出3名律师与区政府及各职能部门领导一起接待群众来访。从情、理、法多种角度出发，协助政府做好信访工作，并积极调解处理一些矛盾纠纷案件，从法律的角度对事件的利害关系进行分析，使当事人打消进一步采取过激行动的打算，同时对无理上访户、缠访户做好息诉息访工作，并且为符合条件有特殊困难的来访群众提供法律援助。这样不仅能分流相当一部分涉及法律方面的纠纷，缓解上访人员和政府的对立情绪，防止过激行为，从而化解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而且能提高政府信访工作的效率，使信访工作中大部分涉法问题得以及时解决，避免了重复上访。实践也证明了律师的这一举措，切实减轻了政府接访工作的巨大压力，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5、通过诉讼案件启发，促进政府自觉依法行政有些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违法行政，越权行政，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甚至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严重影响政府形象，阻碍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实施，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法律知识的普及，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民告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而律师制度在现代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是作为社会私权利的延伸，作为公权力不可缺少的抗衡力量，加之律师职业的专业性和思辩能力，在和公权力的接触过程中，会发现制度的缺陷，权利的失衡。义行所在代理各类政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时，会通过对案件性质、事实、理由的分析，胜诉、败诉原因的查找等，通过出具“案件分析报告”、“法律风险提示”等启发政府领导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法律意识和理念，对促进政府今后依法行政有着独特的效果和作用。6、参与职能部门的行政行为，使其行政决策更具有合理性和实用性，从而提高行政效率政府各级职能部门在依法行政时，在某些特殊场合尤其是易造成政府与民众对峙的场合，作为第三方的政府法律顾问介入，更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从而提高行政行为的效率。我所在担任徐州经济开发区常年法律顾问的过程中，积极为建设局、规划局、城建局等在建设项目用地的规划许可、拆迁许可证的发放，尤其是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听证等问题上提供法律依据和支持。通过积极参与政府拆迁过程中的纠纷处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的处置等工作，维护了政府的重要决策，化解了社会矛盾，从而也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7、提供律师建议，推动政府法制建设进程我所在为徐州经济开发区服务的过程中，结合经济开发区已经发生的诉讼案件、信访案件等所出现的问题，向开发区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性意见，推动了开发区行政执法进程和法律制度的完善。8、开展法律宣传，促进政府普法工作的开展我所为进一步促进政府普法工作的开展，履行律师应尽的社会责任，开展送法进社区、进乡镇、进企业的党支部共建活动，通过走访先后与40余家街道、社区，30余家乡镇，50余家企业签订共建协议，同时开展免费法律咨询、举办“我是法律明白人”讲座、“以案说法”等多种形式的法律宣传工作，有效促进政府普法工作顺利、全面开展。三、律师服务法治政府建设问题的思考和建议1、转变政府观念，重视政府法律顾问的作用加强与律师的合作与沟通，充分发挥律师这一政府法律顾问的作用，尤其是在重大决策上，政府可以要求律师全程参与，真正做到事前有律师意见，事中有律师论证，全程有律师把关。同时在必要时要舍得花大价钱购买律师的法律服务。2、政府建立法律顾问考核机制政府可以建立法律顾问考核机制，在每年度或每季度，针对律师工作的服务态度、工作效率、专业水平及职业道德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给予优秀律师一定的奖励，从而调动服务律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组建由不同执业年限、不同执业领域的律师顾问团政府的法律顾问工作涉及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单个律师难以承担此重任。所以，为切实有效地服务政府工作，需要一个专业律师顾问团，从多方位、多角度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最后，我们认为：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中，律师完全可以大有作为，作为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我们要立足于政府工作大局，围绕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开展工作，通过发挥自身的法律优势，认真履行法律顾问职责，当好政府的法律参谋，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在管理行政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上的失误，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简论肃北县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内容摘要]：本文对肃北县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和刑罚的各种情形进行了分析，评价其长短得失，探讨未成年人犯罪及刑罚的适用，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后未成年人犯罪及刑罚的适用及处理方法，展望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及刑罚的立法前景。[关键词]未成年人 犯罪 刑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对未成年人是这样解释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而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就理论方面来说，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分为狭义与广义二种，狭义未成年人犯罪是指从刑法学观点出发给未成年人犯罪所下的定义，它是依据刑法规定，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广义未成年人犯罪是指从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的观点出发给未成年人犯罪所下的定义，它是以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作为依据，在狭义的未成年人犯罪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形成了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大大超出了刑法的规定，其目的不只在于追究刑事责任，而在于教育、挽救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目前，全国在押人犯中青少年占百分之八十，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很大的比例，且呈上升的趋势，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本文从以下二个方面来探讨研究未成年人犯罪与刑罚的特点。1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1.1 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刑事责任年龄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所规定。近代和现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虽然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是根据本国少年儿童成长的实际情况以及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根据一个人完全不具备到部分具备、完全具备辨认或控制自已行为的能力的逐步发展的过程，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几个阶段，划分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我国刑法根据少年儿童的危害行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为指导，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以及各类犯罪情况的实际出发，并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在刑法第十七条中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和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阶段。1.1.1 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一般地说，不满十四周岁的人尚处于幼年时期，还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已行为的能力，即不具备责任能力。因此我国法律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一概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必要时可依法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也可视需要对接近十四周岁的人由政府收容教养。1.1.2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明文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达到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辨别是非和控制自已重大行为的能力。因此，法律要求他们对自已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负刑事责任。1.1.3 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明文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进入完全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智力和体力已有相当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知识，是非观念和法制观念的增长已达到一定的程度，一般已能够根据法律和道德的要求来约束自已，因而，他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已行为的能力。因此，我国刑法认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可以构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们对自已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1.2 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在刑事诉讼立案、侦查和审判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到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刑事责任的情节。在这方面，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1.2.1 对未成年人犯罪年龄认定，一律以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之日起计算;如果犯罪行为有连续状态，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1.2.2 如何理解和计算“周岁”。首先周岁是指根据国际惯例用公历的年、月、日计算的行为人的实足年龄，而不是根据民间的农历计算出来的“虚岁”。其次，已满十四周岁、十六周岁、十八周岁的计算，是指行为人过了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才认为已满。如行为人于1989年2月1日出生，至2003年2月2日已满十四周岁。反之，即便是十四周岁生日当天实施危害行为的，只能令其对法定的八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对十八周岁生日当天犯罪的，应视为不满十八周岁，对其适用“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原则。1.2.3 对未成年人犯罪和处罚的法定年龄界限能否突破?例如，对即将满十四周岁，甚至差几天就满十四周岁的人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行为，甚至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危害结果的，可否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即将满十八周岁的人所犯罪行极其严重的，可否判处死刑?我们认为，法律在对未成年人定罪和处罚问题上所规定的年龄界限，不能有任何伸缩性，这是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果充许突破这种界限，刑法关于责任年龄的规定就失去了其限制作用，也是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1.3 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理解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在这款中，刑法规定了处在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仅对八种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但刑法实施后，学者们又根据刑法分则的有关规定，推导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除了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外，还应对以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它们是：奸淫幼女罪，决水罪，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绑架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品罪，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拐卖妇女过程中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携带凶器抢夺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的，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犯罪。另一类学者根据刑法分则在罪名上的排列，以及罪行的严重程度而推论出来的。如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在刑法第347条中，是与贩卖毒品并列的，因此，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的也要负刑事责任。又如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绑架过程中实施了故意杀害被绑架人行为的，其所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又触犯了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些犯罪有：决水罪;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绑架罪;拐卖妇女罪。我认为，1997年刑法的一项重大修改就是废止了类推，增加了罪行法定原则。即：“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在上述二类犯罪中，第一类犯罪虽然在刑法总则中未作规定，但在刑法分则中为了明确的规定，应视为是对总则适用的具体化。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类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可以得到确认。但对第二类犯罪，无论是刑法总则还是分则，都找不到任何相应的依据。诚然学者所提出的理由很充分，也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但在立法机关未对刑法作出修订以前，必须依照刑法的现有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这类犯罪的，不能追究刑事责任。1.4 对未成年人跨年龄段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1.4.1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某种犯罪，在行为人已满十六周岁以后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是否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我们认为，具体情况应当作具体分析。如果在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期间所实施的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严重犯罪，则应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只能追究行为人已满十六周岁以后犯罪的刑事责任。1.4.2 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严重犯罪，并在行为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期间又继续实施相同犯罪的，对此，不能一并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能追究行为人已满十四周岁后实施的八种严重犯罪的刑事责任。2 未成年人的犯罪刑罚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上，也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还处在生长之中，他们既有容易被影响、被引诱走上犯罪道路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的一面，因此，从我国适用刑法的根本目的出发并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我国刑法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规定了二条重要的原则：一是从宽处罚原则，二是不适用死刑的原则。分析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罚。2.1 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的刑种我国刑罚体系，共有五种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四种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但是，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们认为，以下刑种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2.1.1 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里所说的“不适用死刑”，是指既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不能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更不允许等到年满十八周岁以后再判处死刑，这是一项原则要求。2.1.2 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权利。其理由主要是根据刑法对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的特点推论出来的。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它们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权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未成年人在犯罪的时候尚不满十八周岁，上述四项权利中除第二项外，可以说未成年人本身还不具有这些权利。这是因为：第一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必须是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才能享有(宪法第34条);第三项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从目前各国家机关招聘的条件看，最低条件也在大专学历以上，而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按照现行教育体制很难在不满十八周岁以前取得大专文凭，并进而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第四项担任国家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除与第三项基本条件相同外，还要求需具备一定的工作年限，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本不可能具备这项权利，再从我国刑法设置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刑种的目的来看，主要是哪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以及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剥夺这些犯罪分子的政治权利，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在主刑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利用这些权利再次实施犯罪。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则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在犯罪的时候还不具有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中的大部分权利，更谈不上利用这些政治权利来实施犯罪;另一方面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无论是作为附加刑的剥夺政治权利还是独立适用的剥夺政治权利，对未成年人在主刑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复学、升学和就业都不利。因此，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2.1.3 未成年犯罪不适用没收财产这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的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没收财产的理由如下：第一，未成年人通常与父母或其它法定监护人在同一家庭内共同生活，从法律意义上说，其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应属于其父母或者其它法定监护人所有，未成年人除个人的生活用品外，一般不具有个人所有的财产。如果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没收财产，势必将侵害到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第二，我国法律规定，十六周岁以下属于童工，劳动法规定是不允许使用童工的，在这期间主要是学习阶段，全靠父母或者监护人供养，因而也就谈不上有个人财产了，没有个人财产也就无财产可供没收了。第三，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未成年人必须在已满十六周岁以后方能参加工作，获得收入。从法律上来说，此时，其获得的收入应属于个人所有的财产。但即便是从十六周岁开始工作不满十八周岁实施了犯罪行为时止不到二年时间内，其积累的财产数额也不会有多大。我国刑法设置没收财产刑的目的，是为了摧毁犯罪活动的物质基础，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犯罪的经济能力。因此，没收未成年人数额不大的个人财产，没有多大实际意义。2.2 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适用的刑种在排除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的刑种之后，余下的刑种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罚金。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这四刑种较好，理由如下：第一，管制。管制是五个主刑中最轻的刑种，其特点是：犯罪人虽被判处刑罚，但未被剥夺人身自由。管制主要是，适用于罪行较轻可不实行关押的犯罪分子。对未成年人适用管制刑，其优点是：在服刑的同时，未成年人依然与家庭成员在一起共同生活，不影响其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能够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爱及帮助，有利于对其思想和人生观的改造。第二，拘役。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就近实行改造的刑罚方法。其特点是：刑期短，仅一至六个月，数罪并罚也不超过一年;就近服刑，而且服刑期间还享有回家探亲和发给适当报酬的待遇。它适用于罪行较轻、但仍需短期关押改造的犯罪分子。对犯有较轻罪行的未成年人适用拘役，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要注意对未成年犯适用拘役，应当与成年犯分别关押。第三，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和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有期徒刑是我国刑罚中适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刑罚。其特点是：幅度大，六个月至十五年，数罪并罚时不超过二十年;适用面宽，既可适用于较重的犯罪，又可适用于较轻的犯罪;便于人民法院根据不同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对犯罪分子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有期徒刑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在服刑期间，未成年犯年满十八周岁时，剩余刑期不超过二年的，仍应留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剩余刑期。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未成年犯管教所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第四，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是指剥夺犯罪分子的终身自由，强制其参加劳动并接受教育改造的刑罚方法，它是仅次于死刑，也是对未成年人来说为最高刑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其特点是;没有刑期限制，罪犯被剥夺终身自由;在判决以前的羁押时间不存在折抵刑期的问题;除无劳动能力外，都要在监狱或者其它执行场所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应注意以下几点：必须与成年犯分别关押，绝对不能混合关押。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劳动强度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第五，罚金。罚金是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或与财产犯罪有关的犯罪。其特点是：对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判处罚金，既能起到惩罚与教育作用，又可以从经济上剥夺其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预防其再次犯罪。罚金在刑罚中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对未成年人是否能适用罚金?在刑法理论中存在着二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对罚金刑的适用主体并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管被告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有无缴纳能力均可适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宜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因为他们无固定收入，无独立财产，对其判处罚金，势必由其家长或监护人代缴，变成了刑事责任的变相株连。我同意第一种观点，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有其合理和积极因素。理由如下：部分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也可以适用罚金。部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没有工作和固定将收入，对这一部分人也可以适用罚金。诚然，被判处的罚金只能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代为缴纳了，但我们并不认为是“变相株连”，这是因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没有履行好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责任，而这个责任总是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体现的，暂且我们把为未成年子女的犯罪代缴罚金看成是所负法律责任的体现。我们认为，罪责自负的原则在对自由刑的适用上，是应当也能够做到的;但对罚金刑的适用，是无法百分之百的做到。不仅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绝大多数都是由其父母代缴的，而且许多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也是由其父母或者亲友代缴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法律和事实发生冲突时，我们就应当研究如何调整法律，使其适应现实。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单处或者并处罚金，而不再对其判处自由刑，从而避免了未成年犯在监管场所可能受到的“交叉感染”。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是有积极意义的。哪些反对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的观点若成立，只能是又失去了一个对未成年人犯罪既有利、又有益的刑罚种类。2.3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如上所述，对未成年人犯罪可适用的刑种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但在刑罚的运用时，还有一些对未成年人犯罪有利的量刑也应当重视。它们是：第一，缓刑。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如果未犯新罪，未发现漏罪，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安部门有关缓行的监督管理规定，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我们认为，缓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政策的重要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被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犯罪人不脱离自已的家庭，仍在原所在学校学习和单位工作，对促进未成年人犯罪改造、稳定其家庭生活、争取社会同情、维护社会安定有着积极的意义，只要不是累犯，在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同时，都应考虑予以缓刑。第二，减刑。减刑是指对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罚执行期间遵守监视，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有立功表现，因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适当缩短。第三，假释。假释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后，因其遵守监规，接受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的将其提前释放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假释，也在高法《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之中：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假释，符合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假释。总之，我认为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正确地认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准备地适用刑罚和量刑，体现了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参考文献：1.赵秉志主编《刑法学》，中央广播大学出版，2000年12月2.胡康生、李福成主编《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出版，1997年4月3.樊崇义、周士敏、刘根菊主编《刑事诉讼法》，中央广播大学出版，2000年12月4.周密主编《犯罪学教程》，中央广播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5.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编辑组《青少年犯罪研究资料汇编》，1987年4月6.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犯罪心理学论文资料选编》，1984年6月